文化差异·税收道德精神·税制改革——中西方文化差异与我国税收改革取向

中西方税收道德精神有别的前提和基础是中西文化的差异性。中国儒家推崇忠孝安邦 ,礼义治国 ,注重现实生命的人文精神 ,而西方文化是理性的求知文化 ,强调以法治国、法律主治。进一步改革税制 ,必须为其营造适宜的税收文化环境 ,培育起现代税制有效运作的“社会心理文化”。

双重红利视角的环境税制改革研究

环境税"双重红利"理论自提出以来就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OECD国家对此进行了长期的实践,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其探索性的举措为解决"如何协调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这一当下热门问题提供了思路和参考。借鉴OECD国家环境税政策的成功经验,立足于当下中国税制改革的现实背景,以实现"双重红利"为目标,为中国环境税制改革提供建议,使中国的环境税制度既能实现环境保护的目标,又能促进经济发展,减少税收效率损失。

税费改革后农村义务教育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税费改革后我国农村 ,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面临着供需矛盾更加突出 ;农村中小学教育保障条件大大减弱 ;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仍不能得到较好解决等问题。其主要原因是没有根本解决县级政府的财力结构与其负担的义务教育责任不相称问题。本文提出其解决方案为重构农村义务教育事权划分格局 ,即在农村义务教育管理在由乡镇为主转为以县为主的基础上 ,构建起“国家办学 ,分类承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和财政体制。

对农村税费改革衍生问题的分析与求解

本文通过对去年农村税费改革试点过程出现的问题 :计征要素设计不合理、税收执法主体混淆、土地负担加重、乡 (镇 )村财政收入减少、精简人员如何安置、村级组织收入锐减、农村教育投资错位等进行深入分析后 ,分别提出政策建议 ,以期农村税费改革尽早迈向成功。

王安石“不加赋而上用足”之说试析

“不加赋而上用足”是中国古代传统的理财良法,王安石变法以之为理财的指导思想,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有所损益,使之切合时代需要,得以实现其“富国强兵”的目的。

西方国家税制改革的实践及其启示

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西方国家税制改革有其特殊的国内经济背景,也是适应国际经济形势不断变化的需要。分析西方国家税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及特征,可以为中国的税制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农村税费改革的制度生成透析

农村税费制度的改革是一个连续渐进的过程,是事关各方参与者在旧制度基础上的规则、规范演进,在这一变迁途径中,既有对历史制度的扬弃,也有对各方当事人(国家、地方当权者、农户)利益协调问题的考虑。从制度的比较分析角度,结合实际操作中的问题对农村税费体制改革合理性进行分析,以期寻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农村税费改革：治标之策与治本之策

近期政府推行的力图减轻农民负担的税费改革,仅从规范乡镇政府的乱收费行为,理顺乡镇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入手,是不能彻底减轻农民负担的,只能是治标之策.要想彻底减轻农民负担,解决农民负担过重问题,应该从城市偏向的国民收入分配政策和城乡二元税制结构的制度性根源入手.因此,要探寻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本之策,就必须统一城乡税制,调整城市偏向的国民收入分配政策.

中国古代的农村税费改革及其历史启示

本文概述了我国历史上的三次重要的税费改革: 唐朝的“两税法”、明朝的“一条鞭法”和清朝的“摊丁入亩”。总结了三次税费改革的背景、内容及结果, 分析了三次税费改革的经验教训, 对我国当前农村税费改革提供了深层次的启示。

东盟国家的税制改革及其引发的思考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盟国家为适应产业结构升级、经济持续稳步发展以及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等方面的客观要求,不断地对税收制度进行改革和完善,目前这一改革进程仍在继续。东盟国家与我国同属发展中国家,其税制改革的经验对我国下一步的税制改革颇有借鉴意义。

税费改革后新农村建设的困境与出路

税费改革以后,我国农村出现了一系列的新情况、新问题,主要是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困难、基层组织权力弱化、乡村债务无法化解等,它们构成了新农村建设在启动之初不得不面对的困境。在上述困境下,新农村建设的现实出路是重构农村政策体系及其价值,强化基层组织的权力,重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机制,为农村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

欧债危机后发达国家税制改革趋势及对中国的启示

欧债危机后,发达国家依靠紧缩的财政政策来弥补巨大的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各国也进入到了增税周期。发达国家通过强化税制公平、开征银行税、为中小企业和创新企业减税和加强征管的方法来增加税收收入。经济全球化下中国应顺应世界税制改革的趋势,借鉴成功经验完善中国的税收制度。同时一国的宏观经济形势是税制改革的基础,任何税制改革都不应脱离本国的实际情况。

发达国家税制改革中不平等现象研究——基于G7国家和瑞典的数据研究

发达国家通过调整税制结构来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根据OECD官网的数据,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主要税种以直接税为主,但间接税逐渐开始复兴。通过研究商品税、所得税、社会保障税等税种内部结构的变化情况,发现发达国家的税制变化可以导致不平等现象的发生,由此针对中国如何进行税制改革来避免逐渐加剧的社会不平等提出相关建议。

王安石变法新论

王安石变法具有三个特点 ,即重名轻实、重赋敛轻生产、重富国轻富民。它没有给百姓带来利益 ,相反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

对安徽农村改革探索的思考

从20世纪60年代初推行责任田,到70年代末实行“大包干”,再到90年代末的农村税费改革,敢为天下先的安徽人,为中国农村的改革和发展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几十年率先农村改革的探索和实践,有许多宝贵的启示。

困境与出路:后税费时代的农村公共事业发展

我国自2000年开始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2003年在全国全面推行,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目前我国农村已经开始进入“后税费”时代。农业税的取消在减轻农民负担、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同时,也给乡村组织的正常运转以及乡村公共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如何应对农村公共事业发展面临的困境已经成为后税费时代“三农”问题的焦点。

都鄙有章 上下有服——评春秋先哲子产的依法治国之道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社会激荡,天下大乱。郑国执政子产,审时度势,率先提出了:"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的依法度治理国家的政治主张,以求灭灾役,愈创伤,图生存,谋发展。为此,他铸刑彰法,崇德尚罚,改税励贾。这其中既有"罪刑法定"的成份,又有"宽猛相济"的因子,也有"经济法制"的元素。因而它对于我们今天更好地贯彻党和政府"依法治国"方略,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有机结合,实现国内经济法制与国际经贸法规科学对接,不无借鉴与启迪。

农村税费改革后公共产品供给困境探析——实现“十一五规划”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

农村税费改革的成功推行在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也给我国农村公共品的正常供给带来了沉重的压力。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税费改革使可持续财政运转困难,大大降低了其供给公共产品的能力;乡镇机构改革的滞后使公共产品供给困难;“一事一议”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不合理。应从改革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制度、融资渠道及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等方面入手解决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困境。

农村费改税问题的经济学分析

当前正在进行的农村税费改革是一场国家主导的制度变迁。国家、官员、农民三方博弈正僵持,制度变迁成本得不到有效分摊,引发一系列不良的后果。只有在有效分摊制度变迁成本的基础上,全面改革农村的经济、政治体制,才能保证农村费改税的最终成功。

农村税费改革后乡级财政的深层次问题——以成都市属县(区、市)若干乡镇为例

农村税费改革对于农村经济发展不同水平地区的财政状况产生了不同影响 ,在欠发达地区 ,乡级财政困境成为推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障碍 ,乡级财政困境的真相在于自筹制度与农业税的比重 ,取消自筹制度的税费改革使乡镇财政缺口扩大且形成乡镇债务增长 ,并出现乡镇财政危机 ,而消除乡级财政危机根本举措则是撤销乡镇财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