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x Levied on Transfer of Foreign Brands

China’s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Taxationstipulates in its notice concerning the transfertax of Chinese-made products bearing foreignbrands:Ⅰ.In accordance with the currenttaxation laws,intangible asset transfers toChinese enterprises from foreign enterprisesthat do not have representation in Chinabelong to intangible asset transfers withinChina.Business tax should be collected onthose transfers taking effect after January 1,1994.Ⅱ.Business tax should be levied onproject design and service that are not listedon the transfer contract.Ⅲ.The due businesstax of foreign enterprises that do not haverepresentative organs in China should

财税政策促进共同富裕:内在逻辑、现实问题与实现路径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财政既要促进做大经济发展的“蛋糕”,更要注重“分好蛋糕”,用好财税政策工具,着力缩小区域差距、城乡差距和收入差距,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聚焦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推进城市群和都市圈协同发展、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推进城乡协调发展等方面,阐释财税政策发挥作用的内在逻辑和实现路径,分析存在的制约因素,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三十年:演进、成效与变迁逻辑

中国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建立是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制度创新。这一制度既构成了中国现代财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过去三十年分税制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功提供了制度保障。纵观过往的改革历程,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每一次重大调整背后都有着深刻的财政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背景,始终服务于财政体制改革全局,并充当了财政体制落实国家战略、保障经济社会改革顺利推进的重要工具。站在分税制改革三十周年这一历史节点上,本文系统回顾中国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在过去三十年的历史演进,总结其改革所取得的主要成效,并阐释其制度变迁的内在经济和政治逻辑。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这一制度的发展历程和运行规律,也为下一阶段进一步优化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完善现代财政制度提供重要的历史借鉴和理论支撑。

分税制改革进展、问题及未来改革思考——基于地方视角的分析

1994年分税制改革在“中国奇迹”的创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以X省为例,归纳总结了中央—地方、省—市,市—县的财政管理体制。在现状分析基础上,从地方视角探析现行分税制的问题,包括国内外环境变化对分税制提出新要求、地方税体系建设滞后、对转移支付依赖程度不断提高、地方财政兜底责任较大等,并从激励地方、特别是欠发达地区发展出发,提出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应坚持税制改革先行、加强激励和注重规范。

中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改革:发展轨迹、变迁逻辑与未来展望

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我国逐步建立起规范化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经过三十年的实践,我国财政转移支付体系随着政策变化不断拓展和调整,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民生保障等重要领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科学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坚实基础,在新的历史阶段如何谋划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新一轮改革,是优化政府间财政关系、建立现代财政体制亟待破解的核心问题之一。本文通过对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发展轨迹进行全面回顾与总结,揭示制度演变特征与逻辑主线,提出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改革方向应重点关注转移支付法治化、深化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明确转移支付功能定位、优化资金使用与管理,以及完善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

减税冲击、土地调控与城投债定价

减税冲击会加大地方财政压力,而地方政府隐性担保能力的下降会导致城投债发行利差上升;然而,城投债是地方经济建设的重要融资手段,地方政府有动机采取增信措施来抵消减税冲击的影响,甚至促使城投债利差下降。基于2017—2019年的三次增值税税率下调实践,通过产业结构、减税点数和政策时间构造地级市层面的减税冲击变量,分析发现:减税冲击会扩大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缺口,但地方政府会采取土地调控措施来为城投公司提供增信,导致城投债的发行利差不升反降;具体而言,面对减税冲击,地方政府并没有调整土地出让结构、提高工业用地和住宅用地出让价格,而是通过向城投公司注入土地资产、提高商服用地出让价格的路径来提升城投公司的融资能力、抵押价值和信用水平,这也反映出地方政府“以地谋发展”的运作方式已由土地财政转向土地金融。因此,应深化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打破地方政府在土地征收和出让环节的双垄断格局;划清地方投融资平台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界限,促进地方财政的可持续发展,改变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调控的局面。

省以下税收分成、转移支付与县域经济增长

基于新税收集权假说,利用1999—2009年县域面板数据考察省以下税收分成和转移支付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理论上,税收再集权与税收分权激励效应是同时存在的,且具有强烈的异质性特征。实证上,县级增值税分成提高1%,县域经济增长率会降低0.167%~0.311%,证明了税收再集权激励效应的存在,省对下转移支付规模提高则会削弱这种效应。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地区、财力富裕地区存在税收分权激励效应,西部地区、贫困地区、民族地区和生态功能区存在税收再集权激励效应,省对下转移支付规模提高则会抑制这两种效应。税收再集权对县域经济增长激励效应的主要机制是县级政府提高偏向基础设施建设的生产性公共支出占比和选择偏向高税特征的第三产业结构转型。

我国区县级政府财政收支的典型事实分析

笔者基于手动搜集全国区县的预决算公开数据,构建了2018年与2019年区县级政府的财政收支数据库。通过分析区县级政府各项财政收支的典型事实,研究发现:区县级政府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值的全国中位数不到20%;货物和劳务税类收入占区县级政府税收收入比重的中位数约60%;来自上级(各级)政府的转移性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占比中位数约为80%;土地三项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值的全国中位数约为10%。因此,从更长时期看,考虑增加区县级政府财产类课税如房地产税收入占比,增加财政收入的稳定性;房地产税本身的税制设计中,需要结合本国国情更多考虑有利于收入稳定的元素;应进一步减少对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提高自有收入占比,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应减少对土地出让的依赖程度,逐步调整区县财政的运行模式,服务于现代财政制度的构建。

我国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所引发的问题及应对措施

阐述了我国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改革中出现的消费税税收征管难度加大、税收与税源发生背离、税率配套不合理等问题;提出了健全税源征管制度、建立线上交易收货地征税标准、保持税负水平不变而下调消费税法定税率、坚持价外税模式并建立价税分离显示制度等改革措施。

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地方收入体系优化方略

地方收入体系,即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体系,是我国省、市、县、乡镇各级地方政府为履行政府职能而筹集的一切资金总和及其配套的制度和征管体系。自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全新概念后,优化地方收入体系就成为未来国家治理工作的关键要务。在回顾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分析当前中国地方收入体系存在事权划分出现“收权放责”且地方政府民生事权偏重现象,税种划分不够合理、地方政府资源经营性收入占比过大、高度依赖非税收入以及地方政府收支缺口较大等主要问题,提出基于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地方收入体系优化方略,即在坚持中央统一框架、以人民为中心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明确政府财政事权、确定支出责任与标准、改进税收分成体制、用转移支付填补地方财力缺口。由此确定新时代地方收入体系由转移支付、地方专享税收入、适量的非税收入和合规的地方债等政府性债务收入等四部分组成的大体设想。希冀通过探讨,进一步弥补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不适应问题研究的不足,更好地在“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方针下优化地方收入体系,为持续的财政体制改革提供良好的理论支持。

基于国有企业同一控制下的特殊税务重组路径和方法

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伴随着国民经济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在不断发展壮大过程中也出现了企业法人户数多、法人链条长、管理层级多、管理效率低等问题。基于国有企业推动现代化治理体系建设的目标要求,结合国有企业推动压缩管理层级、减少法人户数改革的实际,通过论证国有企业同一控制下企业间采用特殊税务重组压减法人的路径和方法,为国有企业完成改革任务、降低运营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提供参考。

合资铁路公司重组税务筹划研究

合资铁路公司整合重组是降低合资铁路公司管理和运营成本、落实交通运输领域分层分类投资建设要求和有效开发铁路资产资源的需要,合资铁路公司重组采取税务筹划方法,可以有效实施合资铁路公司重组和股权调整。通过分析合资铁路公司重组优势、重组思路和重组模式,探讨合资铁路公司重组税务筹划的原因及基本原则,提出合资铁路公司重组税务筹划要点。以浙江省区域合资铁路公司重组为案例,探析重组模式及税务筹划运用,较好地规避潜在税务风险和法律风险。

基于无偿划转方式实现铁路国有产权置换重组的财税处理研究

以国有产权无偿划转实施国有企业重组,具有操作简单、快捷、成本低等优点,但会计准则、税法上对国有产权(股权)无偿划转并没有相应明确的处置规定。为完善基于无偿划转方式实现国有资产置换重组的操作程序,通过对现行会计准则、税收政策的分析研判,提出可根据实际获批条件,分别采取非货币性交易处理方式、特殊税务处理方式或法人增、减资处理方式进行财税处理。同时,提出置换双方应签署互以股权无偿划转方式置换各自拥有的铁路公司股权的改组文件或主协议,以规避法律风险;会计处理上均应不改变原资产计税基础,以确保税务风险可控;无偿划转协议中应明确划转产权(股权)经审计后的账面净值等组成,以便账务处理需要。

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税收努力——基于断点回归设计的再考察

理论上,转移支付的增加会通过收入替代效应等渠道影响地方政府的税收努力程度,进而削弱转移支付的均等化功能。不过,由于无法准确界定地方政府税收努力的作用边界,以及无法有效处理两者关系之间的内生性问题,相关研究结论长期面临较大的争议。基于我国县级层面的财政税收和宏观经济数据,并结合企业层面微观数据,采用模糊断点回归设计(Fuzzy RD)的思路重新考察了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税收努力的影响。研究发现,无论是一般性转移支付还是专项转移支付,其规模的增加都显著降低了地方政府的税收努力。进一步地,对应宏观层面税收努力的下降,转移支付的增加降低了辖区内企业所得税的实际税率,但主要影响地方政府具备征税权的企业范围。

均衡性转移支付、税制结构与共同富裕

新发展阶段,要加快实现共同富裕,就需要重视均衡性转移支付和税制结构的调节作用。基于极值熵值法测度的共同富裕综合指数构建面板Tobit模型、空间滞后模型和门槛模型,从均衡性转移支付和税制结构的不同视角,探究上述因素对共同富裕的多重影响,结果发现:从基准回归和空间滞后模型看,共同富裕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均衡性转移支付对共同富裕的直接和空间促进效应尚未体现,以直接税和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的直接和空间效应显著为正,且均衡性转移支付能够调节税制结构的直接和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均衡性转移支付与共同富裕之间存在由“门槛效应”引起的非线性关系,合理的均衡性转移支付显著促进共同富裕,且随着均衡性转移支付的提升,其促进效应不断减弱。动态空间滞后模型显示,共同富裕滞后一期的直接和空间溢出效应均显著为正。以上研究结论对中国政府优化财税体制、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启示。

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财税法治建设研究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财税法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起到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现代化预算制度是国家治理的重要表现,应当以预算法为基础推进公共预算改革,进而建立现代化预算制度。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是优化税制结构的基础,我国应当加快高质量税收立法,推进税收执法法治化。财政转移支付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在法治轨道上推进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设,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调节力度,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增值税转型改革的减税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举措。文章尝试基于共同富裕视角考察增值税转型改革的减税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机制,旨在理解税收政策对协调城乡区域发展的积极作用,并利用2001-2020年中国地级市层面的统计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增值税转型改革的减税政策显著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且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均支持上述研究结论。机制检验表明,增值税转型改革推动了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趋势,增加了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并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研究发现,增值税转型改革的确增加了农村居民收入,并通过促进农业机械化而释放了农村劳动力。本文为切实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协调推进城乡区域平衡发展极具现实意义,并为深入推进减税降费改革提供了实证证据和研究基础。

减税降费、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性——基于中部六省地市级政府财政空间的实证研究

利用2012-2020年中部六省82个地市的面板数据,以“有效财政空间”量化财政可持续性,采用系统GMM方法考察减税降费、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地方政府虽然出现“财政疲劳”现象,但总体风险可控;总体上转移支付扭曲了地方政府财政行为,不利于提升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性,而减税降费对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性则表现出异质性,而且转移支付对减税降费还起到了正向调节的作用。因此,为提升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性,一方面要引导、改变地方政府财政行为,完善官员考评体系和转移支付制度;另一方面要考虑政策效应的异质性,因地施策,充分发挥政策的联动效应。

转移支付、税收征管与企业生产率

分税制改革后,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逐年增加,成为地方政府重要的收入来源。在拥有自由裁量权的背景下,随着转移支付的增加,地方政府的行为可能会出现变化。这在税收方面常体现为税收征管努力程度的下降,意味着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效率可能不高。但是,税收负担的下降又会对当地企业的生产经营产生帮助作用。本文借助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政策实施的准自然实验实证探究了一般性转移支付增加后,地方政府税收征管强度的变化,及其对企业生产经营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增加,地方政府的税收征管强度下降,企业生产率出现显著提高,表明了转移支付资金的正面效果。机制分析的结果表明,流动资产、无形资产、生产经营用固定资产的增加是导致企业生产率提高的可能原因。

税收征管数字化推动了资本深化吗?——基于金税三期准自然实验的分析

资本深化是应对经济下行和人口挑战的必然趋势。因此,基于2008年至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金税三期在全国逐步推行为准自然实验,利用渐进双重差分法实证考察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资本劳动比的影响。研究发现,税收征管数字化会通过治理效应增加了企业的外源融资,进而提升了企业资本劳动比。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税收征管数字化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税收征管弱地区企业以及税收转嫁能力强企业的资本劳动比更具提升效应。研究结论有助于厘清税收征管对企业资本劳动比、要素结构的影响机理,为税收征管数字化助力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有效解释,丰富了税收征管数字化的经济后果,为推进税收数字化决策提供了理论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