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湄《瀛百咏》之台湾地区食农书写

张湄著有《瀛百咏》,为其吟咏台湾风物之写实作品,对了解当时台湾地区的风物民情,大有神益。兹以笔者数年前发现乾隆七年刊刻的《瀛百咏》一卷为底本,结合笔者成长背景、务农经验,分析《瀛百咏》中有关食物和水果的书写,以探讨清代前期台湾社会之农业生活。其中食物分为主食、副食、饮料、调味品;主食又细分为小米、“都都”;副食则为鹿肉、鱼肉;饮料专指酒;调味品则指蔗糖。水果方面有:、西瓜、菩提果、番柑、番橘、波罗蜜、菠萝、番梨等。

清代监察御史选拔制度探析

清代极为重视监察御史的选拔,经过前期演变,至乾隆二十九年监察御史选拔规定趋于定型。从出身而言,进士出身的监察御史占据大多数,而以进士和举人出身的监察御史占了绝大部分。从原任职务而言,虽然不同时期存在差异,但自乾隆朝以来监察御史大部分来自翰林院编修和六部郎中,翰林院检讨与部院员外郎虽然也有,但远少于编修和郎中。有清一代通过限定考选资格、严格考选程序等一系列措施,确保将忠君敢谏、勤敏练达、才品优长、刚正不阿的人员选拔进入监察队伍,正是通过对监察官员的严格选拔与任用,才使得清代监察制度较好地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风宪之选:宋代科举制下监察官选任述略

监察制度在中国古代的政府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宋代设立谏院和御史台作为主要的监察官职。由于台谏承担重要的监察职能,对于其官员的选拔就显得尤为重要。宋代监察官员选拔的原则是德才兼备,并且对于监察官员的品德、个人素质、学识,以及基层工作经历提出了严格的要求。虽然宋代采取严格的监察制度,有效地维护了宋朝政府的清廉以及社会稳定,保障了选官的公平性和官员的高素质。但仍存在局限性,表现在其必须依赖皇权,选拔缺乏监察所需的专业性,以及台谏官员形成新的文官利益团体。

浅析唐代君主政治生态环境与制度文明

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制度发展到隋唐时期,开始步入一个空前完善的历史时期。尤其在制度与文化方面呈现出一派盛唐气象。这个时期的君主政治表现出许多为后代所仰慕、具有典范意义的君臣模式与制度文明,不仅对中国历史也对东亚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产生了重要深远的影响。唐代之所以能够获得这样的历史地位,是与唐初以来的政治生态环境及其完善的制度结构与功能密不可分的。

铁面谏官与教育宗师屠仁守

屠仁守是清末年间名动全国、首屈一指的铁面御史,是开时代风气的教育宗师。他出身官宦世家,一生横跨官场与学界:作为官员,恪守御史职责,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为官铁面正直;作为学者和教育家,他学识渊博,贯通中西,他在改革旧书院体制、培养人才、开启学风等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特点及现代意义

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是封建国家机器的自我诊断和自我修复系统。自其滥觞至明清时期,形成了系统完备的监察法规、独立垂直的监察机关、丰富多元的监察方式、科学严格的选任标准以及奖罚分明的管理制度等特征。虽屡经转捩异制、数度没落,但在诊断国家机器困弊、维系政权组织运转等方面确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当前我国《监察法》的创制虽树立了共和时代国家监察的新风,但其内容尚需完备。剔除古代监察制度的糟粕,借鉴其合理性的制度因素,势必对深化我国的监察体制改革有所裨益。

论杜甫和白居易谏诤心态差异的文化模型

唐代设置了从八品至三品的谏官体系,谏官的制度化,一方面满足了文人谏政的政治愿望;另一方面又使得谏诤权力固化,削弱了文人谏政的政治使命感。这种现象在白居易的任职经历中表现得最为集中。与杜甫相比,杜甫虽然最高官职仅是八品拾遗,但却终身未忘谏诤本色。而白居易任拾遗只是其政治生涯中的短暂时光,谏职期间,敢杀身进谏。而不任谏职之后,则再无谏臣风采。杜甫和白居易代表了唐代谏臣的两大类型。杜甫是使命性谏官,而白居易则是职务性谏官。

论杜甫的朝班记忆与谏官形象重塑

朝班记忆是杜甫晚年诗歌创作的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杜甫在朝廷的谏官生涯虽然短暂,却构成了他难忘的政治回忆。在离开长安的日子里,杜甫以朝班记忆为媒质,不断忆写自己为官时期谏诤经历。记忆特有的补偿和修复功能,让杜甫在回忆书写中对自己的谏诤活动进行了建构性叙述。在这些叙述中,他克服了自己曾经极为卑谦的罪臣心理,用廷争、抗疏、折槛等词语描述自己当年失败的谏诤,勾画了自己理想谏臣的角色。在远离朝廷时,送友人入朝和太岁节俗等场景,触动了他的朝班记忆,他也用诗歌抒写自己深刻而执着的谏臣心理。杜甫晚年的朝班记忆书写,成功地完成了自己谏官形象的重塑,后世对他政治心理和朝官形象的认识和认可,也是基于他的这种记忆重塑书写。

“后张居正时期”万历朝中枢政局动态探析

张居正去世后,明神宗利用内监及文官集团中“反张”蓄积已久的潜能,形成一股政治合力,迅速完成了权力过渡时期的中枢力量更替,巩固了皇权,又通过清除张居正、冯保及其政治势力,完成了对朝廷中枢政治格局的改组。这一系列举动,保障了皇权的集中与威势,但加速了朝局的动荡,消解了此前一度被强化的内阁政治影响力,也加快了明中后期政治经济由中兴趋向衰败态势的形成。

雍正年间“台湾北路番乱事件”再研究

雍正年间“台湾北路番乱事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第一阶段由大甲西社主导的“番乱”倾向于“泄愤”,因未触及清廷在台统治,官府在剿抚初期偏重于“安抚”;第二阶段由牛骂、沙辘、南大肚三社主导的“番乱”具有明显的“谋逆”倾向,且南、北二路在这一阶段皆有暴动发生,因此官方采取“重兵围剿”方式进行平叛。此次“番乱”处理中官方的被动应对与民间力量的主导性作用,共同反映了国家视野下地方治理偏重“治官”的有效性与合理性。

明代巡视官员研究——以御史群体为中心的考察

明代由朱元璋所创立的巡按制度代表了中国封建帝制下巡视工作的最高水平。明代巡视机构经历了从御史台到都察院的变迁,形成了"以小制大、以卑制尊"的巡视体系。通过对巡按御史人事管理制度与实际执行情况之间的考察,可以看出,巡按御史的文治运作仍旧是中国传统"人治"政治模式的延续,这就不能避免地使御史的监察效力陷入递减的恶性循环。

北宋晚期政治纷争中的台谏官--以“张舜民罢御史”为例

北宋台谏机构在仁宗朝得以强化,台谏合流成为趋势。在政治纷争中,台谏官往往充当了重要的角色,他们拥有独立言事的权力,可以品评朝政得失。在政治斗争漩涡中,他们或者坚持己见,以国家利益为重,对朝政得失进行劝谏,或者依附君主和宰执,掀起政治纷争的浪潮。宋代鼓励台谏言事,其中免不了夹杂着意气之争。元祐二年(1087)四五月间,围绕张舜民罢监察御史一事,台谏机构引发轩然大波。累上奏疏请求恢复张舜民的职位,这场纷争历时两个月,以台谏官的人事大调整而告结束,大部分台谏官集体被调离岗位,其中通过台谏官与君权、相权的权力角逐,折射出台谏官势力的病态发展趋势。

明代嘉隆万时期内阁次辅与各方关系研究

内阁次辅是内阁中地位排名在第二位的阁臣,在朝局中处在特殊位置。除了与首辅,次辅与皇帝、宦官和言官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十分密切。次辅与皇帝的关系与其自身性格、能力有关。有些次辅能获得皇帝的青睐,有些则未能获得皇帝赏识,屈于人下。司礼监与内阁是权力对立关系,一些正派的次辅不与宦官为伍,而有些次辅为了私利与宦官相勾结。言官对阁臣起监察制衡作用,但随着嘉隆万年间内阁权力的增大,部分言官趋附首辅或次辅,成为首次辅权力角逐的先锋。

北宋南京分司机构探析

由唐至宋,分司制度呈现出由实到虚的发展过程。唐后期开始,分司机构由掌事务转变成闲散之地。到了宋代,分司机构则成为用来收纳位高职闲、安置老病和责降政治异议人员的地方。对于陪都分司机构的设置,因各陪都所彰显的地位而不同。南京的分司机构主要由南京留守司御史台、南京国子监和鸿庆宫组成。

唐后期藩镇官员兼宪衔探析——兼论御史台与藩镇的关系

兼宪衔是唐后期常见的藩镇官员带职。在拥有寄予官资的本官的同时,藩镇官员通过兼宪衔获得使下御史身份。以往学界认为御史台职官是以兼宪衔的形式授予藩镇官员,忽视了监察御史里行、殿中侍御史内供奉、侍御史内供奉三职的特殊性。监察御史里行等三职可以不搭配其他官职独立使用,在实际上发挥着本官的功能。在安排官员的朝位班序时,担任监察御史里行等三职的官员入御史班,其他带兼宪衔的官员依据本官确定站位。但藩镇长官可以依据兼宪衔入御史班。相较其他使职,节度使、观察使等藩镇长官与御史台有着更加密切的联系。这一联系也在御史台与藩镇间的文书往来、藩镇官员的台参礼仪中有所体现。

北宋管师仁任谏官考论

在管氏人物中,北宋政治家、龙泉管氏的代表人物管师仁是非常重要的一位,《宋史》有其传记。学术界鲜有人涉足管师仁的研究,实为遗憾。管师仁曾任过谏官,《宋史》中有涉及管氏任职谏官的记载,但不甚翔实。结合其他史料,对管氏任谏官一职详加考证,对我们研究管师仁的整个生平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风闻言事”新论

“风闻言事”是中国封建时代曾经发挥过特殊作用的监察制度,其兴起与演变的过程,历来说法不一。现代历史学者周一良依据《后汉书·蔡邕传》《续汉百官志》等资料,认定“风闻言事”源于东汉蔡邕向汉灵帝上《封事》提出的“三公谣言奏事”建议。但“谣言奏事”的用途在于考核官员殿最,与御史的监察职责关系不大。从梁武帝发布的《天监诏书》可知,梁武帝鼓励御史“风闻言事”,目的在于纠弹有罪。这种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汉武帝时派出“绣衣直指”查处有罪官吏的做法,其重用酷吏严刑峻法,让他们充当揭发百官罪过的“耳目”,与“绣衣直指”被赋予专办案件特权的用意相辅相成。由于御史“风闻言事”即使罔顾事实也享有免责特权,这一制度设计漏洞容易造成冤假错案,故实行以来一直争议不断。

明清御史升转制度的演变及其实质——“清更明制”在整饬言路上的体现

对于明清的政治制度,以往的研究多以“清承明制”进行概括。实际上,清代虽表面沿袭明代制度,但在“清承明制”的显象下,却潜藏着“清更明制”的暗流,这其中的重要体现,就是明清御史升转制度的演变。出于对明代“嚣张”的言路进行整伤的目的,清帝虽沿用明代御史升转之制,但对其升迁速度、前景进行限制。因此,清代御史不再像明代御史一样不畏强权,敢于与皇帝、高官争是非,而是“安分静守”、碌碌无为。这种对御史的整饬措施,一方面对中国传统的监察权造成打击,另一方面使君权摆脱了来自监察机构的制约,是清代君主专制空前加强的又一重要表征。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演变:从复合性体系到单一性体系

我国古代监察制度发轫于西周时期,成型于秦汉时期,经历了台谏(御史台与谏官)分置、台谏相辅、台谏合一的体系演变。监察制度包括职掌巡视纠弹的御史体系与谏诤封驳的谏官体系,两个体系相辅相成便能发挥约束权力的功效;当谏官体系日趋衰弱、与御史体系混为一体的时候,监察制度整体效用也大为削弱。有必要在探究不同监察制度体系演变更替之后,进一步分析古代监察制度权威性的根源、有效性的基础,以及制度理念和功能蜕变的压力。

清初西北茶马御史述论

顺治二年,清朝平定陕西后,沿袭明朝之制,由中央选派监察御史一员赴西北地方专责西北茶马贸易及苑监牧政,称“茶马御史”。茶马御史任期例以一年一更,下辖茶马司、苑马寺及孳牧诸监。受西北形势影响,茶马御史权责屡有调整,后经几任茶马御史整饬,茶、马诸务有所复兴,但始终未复旧观。由于清朝用马情况与边疆形势相比明朝发生了变化,不再专一依赖茶马御史提供马匹,加之蒙古各部相继臣服,边外平靖,已无须专职维护,待清世祖驾崩、清廷满汉关系变化引发政治形势转变,茶马御史遂于康熙七年裁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