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服务的绩效评价

采用人均相对指标,运用因子分析法对全国31个省(自治区)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服务进行绩效评价,提出影响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服务绩效的影响因素。认为不同地区推进农业科技服务的途径存在区别。

中国省域科技特派员制度实施绩效评估

2016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入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的若干意见》发布实施,但其实施效果如何有待验证。构建科技特派员制度实施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利用改进熵值法和官方统计数据,对中国省域科技特派员制度实施绩效进行实证评估,并对评估结果进行聚类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大多数省份科技特派员制度实施绩效水平较低;根据实施科技开发项目、形成利益共同体、服务农民情况、推广服务和扶贫成效5个绩效评估维度,可以将中国内地31个省份划分为5种类型;即使是总绩效水平较高的地区,在科技特派员制度实施绩效方面也存在一些短板。

压力型体制、官员流动与科技特派员制度扩散——面向208个地级市的事件史分析

科技特派员制度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破解“三农”问题的重要支撑。然而,这一制度自1999年福建南平首创至2016年上升为国家制度,其背后的扩散机制却缺少充分探索。本文从政策扩散理论出发,运用经典事件史分析模型,检验压力型体制、官员流动对科技特派员制度在208个地级市层面扩散的影响。结果显示,省级强制压力、省内竞争压力以及公共舆论压力都在不同程度对科技特派员制度扩散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而地方主官多重流动未对制度扩散产生显著影响。

政策兼容性与地方政府政策再发明——基于科技特派员制度的案例追踪与比较

地方政府采纳政策创新为什么产生了差异化结果?政策扩散研究往往将政策创新视作"常量"而非"变量",较少关注政府采纳创新时政策内容的变化,即政策再发明。基于此,论文从政策目标兼容性与政策工具兼容性的维度区分了填充式、剪贴式、转向式和层叠式四类地方政府政策再发明模式,并借助政策文件、学术研究以及新闻报道等公开数据,运用过程追踪和案例比较的方式,通过宁夏回族自治区、安徽省、广东省与海南省四个省(自治区)级行政区采纳科技特派员制度的案例予以验证。研究发现:首先,地方政府采纳政策创新时,可以分别对政策创新中的政策目标或政策工具进行再发明。其次,地方政府政策再发明受到政策兼容性——同一政策领域内,政策创新与地方政府已有政策实践相一致程度——的影响。最后,当政策目标兼容性与政策工具兼容性同时较高或较低时,均会导致较低的政策再发明水平;而当政策目标兼容性与政策工具兼容性高低组合时,均会导致较高的政策再发明水平。论文构建了地方政府政策再发明的类型学框架,为理解中国公共政策过程提供了新的视角,为讨论政策再发明增添了新的变量。

疫情时期规模化在线学习行为意向影响因素分析

互联网发展为教学模式变革提供技术支持,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到来加速大众对在线学习的认知和接受程度。文章以重庆市某高校在线学习平台的学生为研究对象,基于任务技术匹配模型(TTF)和技术接受模型(TAM)构建在线学习行为影响因素模型,采用结构方程探索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技术特征对任务技术匹配、任务特征对任务技术匹配、任务技术匹配对行为意向和感知易用性对行为意向影响显著,其中技术特征、任务技术匹配和感知易用性是行为意向的关键性影响因素。

海峡西岸新农村建设中的科技特派员制度研究

科技特派员制度源于基层探索、源于实践创新、源于群众需求,是农村科技工作发展的新思路、改革的新突破、创新的新举措。实施科技特派员制度对促进农业科技进步,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提升农村基层科技工作水平,加速海峡西岸新农村建设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在立足已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所取得成效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分析,为推进海峡西岸新农村建设提供理论参考。

中国科技特派员制度的扩散分析——基于省际扩散的实证

基于政策创新与扩散视角构建了一个内部需求一外部压力政策扩散模型,分析科技特派员制度扩散的主要影响因素。运用C o x比例风险模型和1999〜2007年中国31个省份数据,实证分析科技特派员制度扩散的主要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发现:农民收入是影响科技特派员制度采纳的主要内部需求因素;在外部压力因素中,全国扩散的压力能够促进科技特派员制度的采纳,而相邻扩散效果不明显;科技部在2002年组织的科技特派员试点工作会议对于科技特派员制度的扩散起到了关键作用,但随后的两次主要推动措施则作用不显著。

科技特派员工程:农业科技传播的创新模式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科技力量的不足与科技服务的不到位,无法满足农民对农业科技的渴求。与此相反,中国农业领域的技术创新组织(农业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地方政府机关等)却“养着”大批农业技术人员。这批专业人才拥有技术,却发挥不了作用,这使得目前中国的科技创新组织与技术的应用群体即广大农民之间,存在着“知识鸿沟”。因此,建立农业科技传播的有效渠道和保障机制,把科技由“富裕区”输送到“贫困区”,是农业科技传播的主要任务。在此背景下,一种新型的农业科技传播模式应运而生,大批技术人员通过“自愿报名”、“双向选择”的方式,被政府择优聘用为“科技特派员”,他们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并以技术或资金入股,与农民建立多种“利益共同体”模式,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实现“双赢”。从1999年诞生至今,随着不断地探索与完善,科技特派员这项工程已基本形成“科技特派员+农民+示范园/协会/公司(龙头企业)”多种三位一体的运作机制,促进中国农业向生产规模化和经营产业化方向发展。本文结合科技传播学理论,以山东聊城科技特派员工程实例来分析这种新型的农业科技传播模式的实施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