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网络诈骗中罪名认定争议及其教义学应对

对近五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判决书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该种犯罪的罪名认定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关联犯罪上下扩散、罪名群内部认定混乱、帮助行为定性分歧等问题,而这主要是由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法益、行为要件、既遂标准的不明确所引发。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侵犯的法益具有复合性,即在财产法益之外还有网络公共秩序法益。法益复合性决定了单以诈骗罪无法完整地评价电信网络的诈骗行为,既有的司法解释忽视了电信网络诈骗在行为方式上的特殊性,采用拟制方式将其纳入诈骗罪评价范围考量,导致司法人员在罪名适用时无所适从。因此,必须通过教义学的途径明确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上下游关联行为的罪名归属,从而妥善解决司法适用中的难题。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发展趋势及侦查治理路径

多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国家持续推动相关立法工作的开展,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治理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得到了生动的诠释。但是,反诈工作任重而道远,溯源治理、综合治理的执法任务仍然艰巨。本文分析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的发展趋势,发现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具有交易诈骗与交易纠纷难辨别、信息公开隐患难除、诈骗阻断与反阻断对抗加剧、境外大型犯罪集团正在形成的发展趋势和治理困境,在总结经验和提出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提升犯罪预测预警能力、完善法律制度体系、优化个人信息管理机制、促进全球共同治理等侦查对策与治理途径,以此来提高侦查效率,提升治理效果。

“成本—收益”视角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治理研究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治理已成为全球性难题,仅依靠既有的常规研究方法,容易陷入“除完善自身逻辑体系外再难有实质创新”的僵局。引入犯罪经济学中的“成本一收益”理论,结合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基础成本、机会成本、犯罪惩罚成本、犯罪收益等相关因素,发现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具有犯罪收益和惩罚成本高、犯罪基础成本和机会成本低等特点。应展开多元主体治理,全面打击上下游犯罪产业链,改变成本收益比失衡现状,增加犯罪成本,积极开展群众路线,从而提升治理能力和水平。

新时代“枫桥经验”视角下新质公安战斗力提升路径研究——以电诈犯罪治理为例

新质公安战斗力的形成和提升是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公安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新时代“枫桥经验”为新质公安战斗力的形成和提升提供了实践路径。以电信网络诈骗治理为例,梳理治理难点,可从警务运行机制、多元主体参与、社区警务模式和执法规范化建设四个方面着手,加快形成和提升新质公安战斗力。同时,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成效也可以检验新质公安战斗力和队伍素质建设水平,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推动公安工作高质量发展。

电信网络诈骗治理的理念调试与路径抉择:一个技术的分析框架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在严厉打击下仍然呈现高发态势,严重危害了国家利益、社会秩序稳定和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当前对电信网络诈骗的治理基本遵循重罚打击、事后回应的传统模式,面临规定僵化、取证困难、管辖权难以确定、财产保护滞后等困境。针对这些问题,需要从理念革新与路径选择入手,倡导符合革新治理、精准打击、源头治理等要求的治理理念,通过构建反诈知识图谱、强化易感人群识别、升级网络拦截技术等路径,不断强化技术支持,从而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全方位技术防范机制。

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脚本分析及干预对策

近年来,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形势十分严峻,该类犯罪具有犯罪组织严密、犯罪手段隐蔽性强、链条化运作和涉案者年轻化等特点。以2018年至2021年中国裁判文书网上61例冒充公检法式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信息公开案件为样本,归纳分析冒充公检法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的犯罪脚本。通过对犯罪脚本准备阶段、事前阶段、实施阶段和事后阶段等四个阶段的分析,发现当前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治理仍存在年轻人易轻信诱惑、出入境管控仍存在漏洞、“两卡”问题突出等多个薄弱环节,导致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高发。通过脚本分析设计情境干预措施,引导年轻人树立正确就业观,加强出入境管控力度,加强“两卡”问题监管,实现对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的有效治理。

电信网络诈骗非法提供两卡行为司法治理研究

当前法律规范下,大量为电信网络诈骗非法提供两卡行为被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认定并处之以刑罚,不仅难以实现刑法惩罚与保护的目的,反而可能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造成刑事司法资源的浪费。对其中形式上符合犯罪构成要件但实质上不需要判处刑罚的案件,在司法裁判中作出罪处理不仅具有必要性,还能够从损害可弥补、被侵害的法益可修复等角度找到理论支撑,在我国现行实体、程序法框架中也是有据可依的。非法提供两卡构成犯罪案件,如果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和再犯罪可能性低、行为本身危害性小、行为人事后认罪悔罪并积极退赔退赃或有其他轻微情节,可以考虑在司法裁判时免予刑事处罚。

电信网络诈骗以诈骗罪为核心罪名的逻辑展开与犯罪控制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具有成员群体化、体系链条化、手段多样化的特性,从犯罪生成过程来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形成了以诈骗罪为核心、以网络黑灰产业犯罪为周边的犯罪链条。司法机关仍然以打击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等末端犯罪为重心的治标思维无力纾解现今网络诈骗犯罪屡禁不止的司法治理难题。实现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标本兼治的关键是构建“源头治理”的司法战略,重点打击核心诈骗行为、严惩诈骗行为人,特别是诈骗团伙的组织者、骨干成员。“源头治理”要求从犯罪发生始端加强事前防范和预防犯罪,抓住网络诈骗的核心犯罪原因,在“网络犯罪场”理论中消解、弱化致罪因素,实现全民反诈目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行政处罚的困境及对策研究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发案率居高不下,存在破案率低、出境打击困难、止付挽损迟延性高等问题。由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治理事关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以部门法合作规制的方式,寻求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协同作业的新模式,全面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更好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但是,在实践过程中也存在“明知”认定标准模糊、行政处罚程序混乱、行政处罚金额差距过大、行刑衔接仍有滞塞等一些问题。经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分析,并结合国家相关政策文件、真实案例等,探讨该法弥补行政处罚的缺位对个人产生的行政责任影响,提出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法理念、对“明知”的推定加以限制等优化对策,以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论互联网平台的反电诈协助执法义务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源头治理与综合治理离不开互联网平台在“第一道防线”的在线控制,《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对互联网平台向公安机关、监管部门提供技术支持和协助执法作出了原则性规定,但技术支持与协助的具体内涵及程序规则尚存在大量的法律留白,亟待细化和完善。对此,应全面梳理反电诈协助执法义务的程序法渊源与治理法基础,结合平台协助执法的丰富实践,探究协助执法义务的基本内涵,把握平台协助执法的初步计算、筛选计算、循环计算属性,厘定响应协助与主动协助两种类型,提出比例调证、紧急协助、跨境调证、在线调证、分级担责、算法备案、实时监测、紧急止付、情况反馈等具体协助规则,从而更好地发挥互联网平台的数字看门人功能。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防治研究综述

随着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发展,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处于高发态势,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防范和治理不仅受到了国家和学者的重视,而且成为了网络安全研究热点。首先介绍了基于诈骗电话、诈骗信息数据的电信网络诈骗防范研究现状;其次介绍了关于诈骗网站和恶意网站识别的研究现状;最后基于目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预防的需求,分析深度学习和大语言模型性能优势,对未来诈骗网站识别的可研究方向进行了探讨和展望。

针对大学生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治理——基于多中心治理理论的视角

近年来,公安机关、高校管理方和其他相关责任者积极参与治理针对大学生实施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并取得明显实效,但长效性遏制此类犯罪还任重道远。当前,针对大学生实施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治理主要面临责任主体及其职责任务不明确、协同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对此,应注重运用多中心治理理论,推动公安机关、高校、学生和有关部门多方参与、联动治理,切实形成治理合力,为高效治理此类犯罪提供坚实支撑。

对公安大数据系统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智能预警研究

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治理层面,公安机关借助大数据系统,先期已开展了诸多有益尝试,但总体来看,仍存在整合效果较差、预警滞后、相关分析不佳、管控能力不足、侵犯个人隐私等实际问题。有鉴于此,以“数据收集、数据管理、数据分析、数据应用”全生命周期为主线,形成精准信息、及时预警、有效控制的预警机制。加强被害人预防、大数据系统的安全管控,强化“资金流”“人员流”和“信息流”的分析与追踪,乃是实现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智能预警的有效方案。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治理研究

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呈现高发多发态势,严重扰乱社会正常秩序,给公安机关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稳定提出重大挑战。介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现状及主要特点,分析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原因,从完善法律法规、加强行业管理、构建反诈体系、增强精准防范、强化案件侦查、加强跨境警务合作、提升宣传质效等方面提出防范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对策。

网络复合式刷单诈骗心理控制的形成及阻断

当前以网络刷单为引流入口,衍生出系列化复合式刷单诈骗犯罪,严重侵害公民个人财产安全、破坏社会经济发展秩序。诈骗犯罪嫌疑人利用互联网黑灰产业链,通过骗术话术对被害人形成心理控制,诱使被害人产生决策偏差进而实施诈骗犯罪。依据犯罪嫌疑人在不同诈骗阶段实施的心理控制机理,提出严打黑灰产链条源头、强化公民网络自我保护意识、深化信息辨别能力体系建设、及时开展劝阻干预的阻断措施,以实现网络复合式刷单诈骗犯罪源头防控,切实维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和社会安全稳定。

结算帮助行为司法应对与转型——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为例

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结算帮助行为多样化、独立化的特征愈发明显,与实行行为建立了协作关系,成为犯罪结果发生的“催化剂”。在司法应对方面,存在着对间接帮助行为的定性分歧、对各个犯罪人刑事责任划分缺少明显区分、入罪金额的认定标准不清等问题,有必要在理论上进行探讨并加以解决。还需要坚持多元治理理念,在犯罪化治理层面,定性时需对结算帮助行为进行类型化分析,量刑时参考“以刑制罪”的思路;在非犯罪化治理层面,完善刑罚的退出机制、优化刑法与前置规范的衔接关系。

网络技术服务犯罪参与的共犯归责困境及其理论重构

网络治理的“最大变量”在技术服务犯罪化的“最大增量”中呈现张力。信息网络犯罪的技术基础性、技术归责和主体归责的边界混同,导致技术服务犯罪参与处罚范围扩张、司法认定缺乏定型性。例外、常规、中立模式的归责方案存在理论缺陷。以新型网络犯罪独立说为代表的独立归责模式存在法益保护、构成要件、罪量标准的解释障碍,网络黑灰产业链的组织架构并未改变网络帮助行为的违法从属性。主体关系反向认定行为关系的“基础犯罪事实辅助犯罪事实”区分之中,行为不法层面的技术服务行为具有事实、规范、程序的双重从属性,结果归责兼具参与性和独立性,实现罪责自负原则下的罪刑均衡。

“杀鸟盘”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治理研究

“杀鸟盘”,即刷单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具备作案对象的特定性、作案手段的引诱性、犯罪生态的完整性以及演进变化的复合性等特征。其在实施过程中分化整合,衍生出多种犯罪类型,对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造成了巨大威胁。对此,公安机关应当坚持“打防结合,防范为先”的治理思路。在防范方面,要从确立正确思想、建立专业队伍、拓宽业务平台三个维度构建专业化宣传防范体系。在打击方面,要对技术部门、财会部门、运营部门、行政部门进行同步整治,坚定贯彻全链条打击犯罪理念,从而实现对该类犯罪的有效遏制。

数字治理的刑法介入模式——以电信网络诈骗的治理变革为例

中国网络犯罪治理大转型的“波兰尼时刻”已经到来。电信网络诈骗治理实践由直接的国家管控到间接的平台治理、由控制数字技术到净化数字生态、由单一的刑罚制裁到多元的部门法合作,驱动着网络犯罪治理从事后治理迈入数字治理阶段。刑法介入网络犯罪治理的核心问题也由规制范围的选择转变为与数字治理的不匹配,这一问题难以通过积极、消极抑或折中的法律内部视角解决,而是要在法律与治理的互动关系中探索更具数字化、更具想象力的答案:刑法应以间接治理的介入思维取代对网络平台犯罪预防义务的直接审查,重点评价网络平台作为市场主体对公共义务的实质性履行;突破一律从严或一概从宽的泛化惩处思路,根据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的数字化特征,确立更富针对性的评价尺度;超越刑法规制抑或行政规制的部门法分立视角,以部门法合作规制的新思维探索刑事法律责任与行政法律责任的协同作业模式。

成本收益理论视角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生成逻辑与防范对策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出现“一高两低”、犯罪产业化趋势持续加强等复杂的犯罪样态,具有巨大社会危害性。将成本收益理论引入电信网络诈骗防治工作,分析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的生成逻辑,从降低犯罪收益、提高犯罪成本两个层面提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防范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