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录不可阑入古文”说的生成及现代省思

唐宋以降,禅宗语录和儒家语录大行于世,流风所及,许多文士在古文写作中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效仿语录形式,或者掺入语录中的常见用语。这种做法相当普遍,但也有不少反对的声音。迄至清代前中期,“语录不可阑入古文”成为一种集体认同。在此过程中,方苞个人思想和文学实践所起的推动作用不容忽视。这一古文观念对于端正学风、维护古文体性、推动清代古文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它有绝对化的倾向,因而又有其局限性。古文发展的事实证明,在合适的场合适当借鉴、采用语录形式,不仅不会伤害古文之体,相反会给古文的表达带来别样的趣味和效果。

图书馆古籍智慧服务探析——兼谈辽宁古代诗文智慧项目构建

文章分析古籍智慧服务现状,指出其面临古籍资源分散、知识库难构建,数据库兼容性、整合性、开放性、交互性不足的困境,强调古籍智慧服务应有序推进且应与本地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密切融合,并以辽宁古代诗文智慧项目构建为例,从项目构想、项目流程、功能模块、效果评价4个方面阐述对图书馆古籍智慧服务的认识与思考。

植根乡土、游观天下与生态书写--学群散文创作论

学群散文创作已经持续二十余年,出版有《野地里闲逛的人》《生命的海拔》《两栖人生》《牛粪本纪》等多部散文集,在文坛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学群散文大致分为三个创作路向:乡土散文、游记散文和生态散文。他的乡土散文多聚焦于岳阳洞庭湖边的乡土社会,在现代化浪潮和乡土社会的张力结构中坚守乡土情感,表现出浓郁的文化乡愁。他的游记散文则是反抗庸常生活、追寻生命灵性的集中表现,是消费主义社会里品格高古的篇章。而他的生态散文则深契于当今时代,拒斥城市化、物质化倾向,反对人类中心主义,表达出了他亲近自然、融入自然的生态伦理。学群散文具有典型的诗化审美特征。学群的散文对湖南散文和中国散文的发展而言都具有一定的创新价值。

论黄爵滋的古文观与古文成就

黄爵滋持古文通变观。为治国安邦计而作的奏疏,富有文采,或骈散相间,条分缕析,严谨细密;论政、论教文警辟深刻,章法严谨;序跋见识宏博,情辞并茂;杂记盘曲绵邈,恣肆峻奇;游记生动有趣,文笔洗炼;书信真诚恳切;传记、诔文以典型事例动人。内容丰茂浑厚,各种文体运用自如,文笔简炼雅洁。叙事记人,剪裁得体;写景状物,生动逼真。

从基于“生命之喻”的“气”到朱一新的“潜气内转”

朱一新执掌广雅书院之时提出了“潜气内转”的骈文理论。“潜气内转”的语源实与歌唱表演技巧密切相关“。潜气内转”与“生命之喻”是有一定关联的。清代以降“,潜气内转”从骈文理论逐渐渗透至其他文体批评之中,从而使得该理论在“生命之喻”的理论范畴中得以深化并拓展了该理论的深度与广度。

陈澧与晚清广东骈文的兴起

陈澧继承阮元创立的书院教育传统,在学海堂和菊坡精舍用心培养经史与辞章之才。对于骈文,他不仅肯定骈文的华美价值和致用功能,赞扬经学与骈文兼善的文士,指出部分名家特征,倡导骈文创作以六朝为标的,讲究骈文的格调等;还爱好并创作,在序跋、书信、杂记、哀祭、赋颂及说经札记等文体上都有创获,善于议论和抒情,反映晚清汉宋兼采、骈散不分的融通思潮及内忧外患加深的现实。他与谭莹同处在广东骈文发展中的重要位置,共同推动了晚清广东骈文的兴起。而陈澧经学、辞章兼善,又费心指导学生创作骈文,培养了谭宗浚、陈伯陶、张其淦等名家,贡献尤大。这改变了清代骈文复兴但广东一直较为冷寂的局面,从而拓展了骈文空间,也丰富了清代地域文学的内涵。

白居易接受史的“指南针”——历代白居易诗文选集的流传与嬗递

在层出不穷的历代各类诗文选集中,白居易作品的入选比率是其接受史地位高低的“晴雨表”,也是其作品受关注程度的“显示器”,对接受者的选择及阅读趣尚有导向和牵制作用。以白居易诗之多之冗,必待甄选而后始精,删汰而后始善,而选政固亦不易。待选者少则无以取精,待选者多亦难乎所删。梳理历代白居易诗文选集的流传与嬗递,考察专门专题性白居易诗文篇目,分析比较其选目、凡例、评点、批校、序跋等,是研究白居易接受史的重要一端,称之为“指南针”也不为过。

李白骈文的成就及后世的评价

李白是中国骈文史上杰出的骈文大家,他所创作的骈文,不仅在对偶、用典、声律、藻饰等“骈文四要素”上特别讲究,而且在写人、叙事、抒情、说理等各个方面,多以骈体出之,几乎到了无事不可入骈、无意不可用骈的地步,进而其骈文创作远远超出常人的成就。不过,由于骈文观念的不同,后世骈文批评家对李白骈文的评价褒贬不一。对此我们有必要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探讨。

散文:在与诗的参证互释中推进自身的文类建设——以西方相关的理论文献考察为例

西方学界长期奉行“扬诗抑文”的文类偏见,但这并不意味着散文理论毫无建树。相反,人们仍可从大量论诗的文献中,发掘诗与文是如何相互究诘、参证互释,从而持续不断地推进散文自身的文类建设。其建构范畴涉及散文的文类起源、思维视角及语言形式等诸多面向。而散文诗作为二者跨界而催生的复合体,其内部结构“诸对立物”的互相对峙、质疑、交叉、融合,最终构成一种对立统一而又丰富复杂的极致的艺术形式。

刘熙载《艺概·文概》的史书叙事观

晚清学者刘熙载《艺概》一书,作为一部持论通达的文艺理论著作而深受学界推崇。其中《文概》部分,论先秦至南宋古文,尤重先秦两汉史家之文。史家之文的本质在于通过叙事达到扬善惩恶的目的,这也就意味着史官必须秉持一定的叙事观念来讲述故事。《文概》对此有深入论述,总括而言,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1)对叙事“主意”的推崇;(2)对“以万物为我”的叙事境界的高扬;(3)对多样叙事技法的总结。这些叙事观念在后世史传文学、散文、小说、戏曲等文体上,得到了极大的传承与发扬,而它恰好印证了中国自古以来文史不分的传统。

方苞、李绂异同与清代古文理论的嬗递

方苞、李绂是康熙后期至乾隆前期齐名的两大古文宗师。方、李论文继承清初古文“返雅崇正”的基本取向,强调古文的载道功能,主张取法唐宋大家,以倡言“文禁”完成对晚明文风的系统批判,为古文达于“雅正”提供具体的方案。与此同时,二人又围绕比喻、叠句、援引古事、减字、换字等修辞技法是否应入“文禁”等问题有过直接争论,表现出对唐宋大家师法和古文形式与内容关系的不同认知。他们的论争在清代中期产生了重要回响,方苞无疑拥有众多的仿效者,但李绂关于文例的见解实际上获得了更多的认同,原因是进入清中叶,汉学家重视考据的声音日益影响“雅正”内涵的具体走向,导致古文理论走向的扭转。

自我规范:唐宋散文中的文体批评

文体批评通常是后知后觉的理论总结,而唐宋各体散文中也包含丰富的文体知识和思想,具有鲜明的当下效应和实践品格。综论和散论是两种样态,而散论更有价值。功能规范和写作规范是两大要义,前者为体,后者为用。论辩、奏议、诏令、传状、碑志五类文体常被散文家讨论,他们针对当下创作,不断提出规范细则并批判时俗之失。唐宋散文家以复古主义和实用主义为原则,建构了具有强烈自我规范意识的散文文体批评样态。它强调文体的功能应用或曰“社会性特征”,这是其“规范”的独特取径,区别于南宋以后的文章学和文体学。

取旧辞与引古事:萧纲骈文使事用典的文本建构作用

萧纲作品经常引经据典,尤以骈文使事用典为多。萧纲骈文用典以引成辞的语典为主,典事来源范围广泛又重点突出。使事用典是萧纲骈文文本的重要构建手段,无论是掇取旧辞,还是使用古事,都在内容上拓展了萧纲骈文的表现疆域,令其内涵更绚烂多姿,意蕴更深入厚重。引古事取旧辞是萧纲骈文书写的重要手段,不仅是构成文本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本的语句熔铸和篇章结构上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萧纲骈文使事用典既追摹学习前修时贤典范作品,又求新求变,形成了鲜明的个性特点。

依时序跨文体:苏轼作品阅读方式的一种尝试

苏轼喜欢对同一主题进行跨文体创作,即在同一时间对同一件事用不同文体多角度表达他的看法和感受。因不同文体承袭不同传统,有其自身套路,难免影响作者处理话题的态度和格调,这在以往常被忽略,对此有必要尝试依时序跨文体重读苏轼作品。苏轼散文体的尺牍、题跋和杂记的数量庞大,是其作品中被忽视的宝藏。通过对苏轼诗与非正式散文文体差异的多重考察,探讨不同文体对作家表现同一事件方式的影响。对于苏轼在不同文体中处理相同主题或事件,不能简单解释为作家热衷在每个新作中都变换手法和方式。文学形式本身,或者至少是苏轼使用它们的方式,对结果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当苏轼从一种形式转向另一种形式时,参照系随之改变,他对主题的处理也随之改变。

在“情”的层面对梁衡的阐释——从董岩《孤帆觅渡》一书谈起

梁衡对于读、对于写、对于研的情感反应,均已达到“痴”的程度,产生了诸多新闻名作、散文名作以及新闻、文学新的理论,被选入中小学课本与其他教材的《晋祠》《夏感》《青山不老》等达70多篇次。尤其在“政治散文”上独擎一帜,开创了散文创作的新渠道,《觅渡,觅渡,渡何处?》与理论之作《提倡写大事、大情、大理:兼谈文学与政治》等文引发了轰动。他待人以善、待人以诚的友情之健康、之纯净以及友情延伸到微观层面的职业情、乡土情,宏观层面的民众情、民族情、国家情等之浓郁,均有可赞的社会价值。

蒙古族生态智慧的当代演绎——论蒙古族作家鲍尔吉·原野的生态散文

鲍尔吉·原野是相当重要的当代蒙古族散文家,他特别喜欢大自然,他的许多散文都是典型的生态散文。他对蒙古草原的生态问题至为关注,竭尽全力地从蒙古族传统生态智慧中寻求精神资源,致力于批判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他尊重自然、敬畏自然、感恩自然,对大自然之美、自然生命之独特性有着敏锐地感知、极富抒情气息的细腻书写。他既有全球意识又有明确的地方意识,他的生态散文中既洋溢着大自然般的淳朴与优美,又充溢着胸怀天地、悲悯众生的忧患意识。鲍尔吉·原野的生态散文有利于引导当今国人的生态意识的确立,更有利于生态文明的转型。

实茂成秋,华繁荣春——20世纪以来的朱筠研究综述

有清一代,文化繁荣,思想潮流起伏交叠,诗人群体星罗棋布,而朱筠作为乾嘉学派的领军人物,地方诗人群体的中心人物,在清代学术史与清诗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值得我们进行系统研究。近一个世纪以来,学界对于朱筠的研究日渐深入,其特色为:由单一趋向多元、由粗简趋于深化,呈现出持续升温的发展态势。从研究内容看,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家世生平、幕府交游、诗文著述、学术功绩。在取得丰硕研究成果的同时,仍然存在研究视角受限、理论研究未全面等问题,通过对学界现有的朱筠研究论文进行梳理与反思,明晰有待进一步深入考证的研究范畴。

明清女性骈文中的六朝倾向及其成因

明中期至清,女性骈文中出现回归六朝的倾向。其突出表现是对偶在平衡对称之中呈现出回旋往复之气;用典展现出典雅、委婉与含蓄蕴藉之美;藻饰展现出色彩浓丽、纤媚柔弱之态;声韵上展现出和谐柔婉之音乐美。究其原因,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骈文传统的影响,二是特定文学思潮影响的结果。尽管六朝骈文曾因为有华而不实的弊端而受到后世的批评,但是其对文学形式美的贡献是主要的,是六朝文学的代表、骈体文的典型范式,所以明清女性骈文回归六朝的倾向是应该肯定的。

“士大夫之学”视野下的曾国藩“奇偶互用”说

曾国藩在奠定“士大夫之学”学术规模的过程中,根植《易传·系辞》的宇宙观和张载的辩证观,依据韩愈“孔墨相用”说而提出“奇偶互用”说。相较清中叶以来“奇偶相生”“奇偶相杂迭用”“骈散相成”“奇偶相间”“奇偶相参错综”等说,“奇偶互用”说确立“奇”为本位、以“奇”兼“偶”的体用关系,主要从行气运辞、天授人事的角度记述奇偶,重塑韩愈古文在学术分途中的连接作用与在文体演变中的典范价值。该说完善并发展了姚鼐“文分阴阳”说,试图纠正桐城理论阴阳分判、偏于阳刚,而创作失之阴柔的流弊。曾国藩大胆接受富有争议的“孔墨相用”说,体现了其在晚清大变局中,借助韩愈归本经子、博学于文的“大贤君子之道”,复兴修己治人、经世致用的大人之学的淑世情怀。

孙犁散文的文学性追求

孙犁曾尝试多种散文文体的写作,努力开拓散文的文学性空间,成为现代散文史上出类拔萃的“散文文体家”。孙犁的文学散文继承了五四散文的自叙传传统,以突出的个性闻名于世,在日常生活的书写中,追求“真情”“真相”,不惧外部纷扰,体现对现实生活的真诚拥抱和对人生丰富而深切的理解。孙犁还是出色的散文理论家,其散文理论和写作实践呈现双向互动关系。他在五四以来散文思潮背景下思考散文写作和发展问题,在中国古代传统和五四文学传统的整合中,为我们勾勒了散文文学性的基本特征。孙犁六十年的散文活动,体现了他接续传统的自觉,文体创新的自觉,理论建设的自觉,成就了他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中的不朽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