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注释现象之考察

现代文学文献在其初刊、初版时多是"白文本"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文献的重印,作者开始在文献上添加自注,他人(编辑、亲属、研究者等)更叠加新的他注。于是,多数文献渐失其白文本面目而被改造成了注释本,导致其文本的再建构和篇幅上的扩容。注释所要实现的基本目标是使文献所含有的信息、知识、内涵、背景等得以"著明"和敞开,但由于注释的文本简短、注释者的学养不足、意识形态的干预及避讳等原因,可能导致注释之蔽。

认知叙事学视域中语篇连贯的翻译重构

语篇连贯具有认知属性,依赖于读者对文本叙事的认知解读,被看作是文本叙事范式的评估标准,而翻译的本质是再叙事,如要在目的语文本中再现源语文本中的叙事模式,就意味着译者要对原文本的语篇连贯结构进行认知分析和叙事识解,通过重新构建连贯结构让目的语读者获得完整而有效的叙事解读。认知叙事学结合认知科学与叙事理论的相关研究方法,可以寻求叙事的连贯结构和读者解读文本背后的认知规律,为翻译的再叙事研究找到认知基础,从而为叙事连贯的重构提供合理的解释力。

略论语式对翻译篇章连贯重构之潜在影响

作为篇章连贯重构行为,翻译对语域变量之语式有必要投以关注,因为后者对前者必然产生潜在影响。借助语式这一语境参数,译者可对源语篇章结构及其功能特征理解得更为透彻,对源语篇章言语风格把握得更为准确,使两个篇章的功能对等达到最大化。翻译过程中,视语域变量之语式为不可或缺的语言语境参数有助于揭示影响翻译的潜在性因素。

文本模式与文化重构——《人生颂》三个译本的历时再识

朗费罗名诗《人生颂》经历了多次"被言说"与"被阐释"。本文选取其中三个具有代表性的汉译本进行历时比较,旨在厘清对原著的误读和误译,审视诗歌翻译中文本模式的流变,讨论以旧体诗和新诗体例进行翻译的利弊得失,关注不同时空的美学价值和人文理念对译本生成方式的影响以及译者如何把原诗涵濡的文化图景加以改造并重构于宿语文化。

文学翻译的篇章连贯重构模式刍议

立足于自上而下的研究视角(top-down perspectives),探讨文学翻译的篇章连贯重构模式,即以篇章为视阈来审视与研究文学翻译,可以期许阐明这样的事实:只有把篇章确立为文学翻译实践与研究的始发与归宿,才能真正意义上使源语篇章的有机整体在译语篇章中实现迁移(shift),才能使文学作品的翻译在译语篇章中实现源语篇章主旨和功能的对接或投射(mapping)。实现这个目标的前提条件就是遵循一定的文学翻译模式。

翻译实践中语篇连贯的重构

语篇翻译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语篇连贯的识别与重构的过程,原文语篇中的连贯性能否再现直接关系到译文的交际功能能否实现以及译者所要采取的翻译策略。本文从语篇视点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实践进行重新审视,并从语境、文体、逻辑连贯等方面来探讨语篇连贯在翻译中的重构。

浅析英汉文学翻译中的语篇重构——以廖美珍译作《在亚当之前》为例

本文以廖美珍教授译作《在亚当之前》为例,探讨如何在英汉文学翻译中进行语篇重构。

在书本文字中考古

古人的文字记载,虽为传说,或与神话相间杂,其中原有一定的可靠部分。但长期以来或被误解,或遭曲解,或因古今文字变化识解困难等,既有考古学的成果可用,文字记载便被置于不闻不问的境地,这是一项极大的损失。古人文字记载中可信的史实,如人与地的名号及各部族间的关系等,都是地下考古所不能解决者,予以考定,与地下发现者同样值得重视。

略论语旨影响翻译之篇章连贯重构的潜势

作为篇章连贯重构行为,翻译对语境参数之语旨必须予以重视,因为篇章通过语旨来体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任何篇章的建构或重构都要围绕人这一要素。因此,充分认识语旨对翻译这一篇章连贯重构所能产生的潜势尤为重要。在篇章连贯重构过程中,译者凭着对语旨的驾驭,便可再现源语篇章先在的人际关系和人文关怀,完成源语和译语篇章在功能上实现对接的使命。视语旨及其潜势为促成翻译实现多层次对接的关键之一,有助于揭示翻译之篇章连贯实现重构的内在动因,进而强化翻译研究的学理基础。

翻译过程中的译者语篇连贯思维

翻译的直接对象是原文语篇,最终产品是译文语篇,而连贯是语篇的基本特征,所以也可以说翻译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对原文语篇连贯的识别和对译文语篇连贯的重构的过程。文章从对原文意义精确的把握,重构忠实而又通顺的译文,和最后从整体上对译文的校对,这翻译的三个基本步骤来阐述译者具备语篇连贯思维的重要性。

语场对译语篇章连贯重构的作用

翻译即篇章连贯重构过程。在此过程中,探究语域变量之语场的功用不仅必要,而且重要。结合英汉翻译实例对语场这一语境功能的参数进行研究,有望揭示影响译语文本意义重构的因素,有助于译者或翻译研究者理解语境功能参数之语场在译语篇章连贯重构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作用。

聂耳音乐情怀的价值定位对中国音乐话语体系构建的启示——兼论聂耳音乐技法习得过程的“假设”

聂耳的旋律之所以直到当下仍是中华集体精神的历史写照,首要因素就在于他将自己的音乐实践体现为关注现实、贴近民族命运的价值情怀:其对内具有凝聚民心、振奋民众精神的价值情怀;对外具有抵御外辱、唤起民众前赴后继精神能量的社会属性。聂耳的铿锵乐音所辐射出的精神之力,再现了一个时代中华各阶层民众情感的共性表达,以其特有的家国情怀,为中华精神的价值诉求编织了缕缕壮美的音响世界,为新时代构建中国音乐话语体系的思考,搭建了跨时空的示范。文章依托昆明20世纪之初特定的社会生态,在史料收集与视觉图像双向互证的前提下,为聂耳何以具有音乐创作技法积累的命题提供了学术的“假设”,通过对聂耳音乐技法习得逻辑探源的追问,完成了“文本重建”的可能。

清代考据学的兴起与诸子学历史地位的升降

儒学和诸子学都是构成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基本的内在要素 ,长期以来尊“儒”斥“子”的文化政策使得诸子学沦为“边缘学术” ,其学说的合理性并未得到承认。乾嘉时期 ,在考证学的推动下 ,诸子学研究逐渐兴盛 ,诸子学有了回归学术主流的契机 ;道咸以后 ,随着西学东渐的影响和晚清社会危机的出现 ,儒学受到广泛的批判 ,在思想一统世界瓦解中诸子学迎来了复兴。诸子学的兴起和历史地位的改变反映了中国传统思想体系学统重建的趋势。而清代考据学在诸子学的兴起中起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结合古文字和文献用字论“兕”“弟”“雉”等字的上古声母

本文通过考察"兕"字的战国文字字形,结合"兕""弟""雉"在文献中的通用情况,并通过谐声分析,指出这三个字的上古声基都是*l-,对这几个字的上古音构拟提出了新的看法。

文本重构中的晚清图景——19世纪汉语读本中三种《西厢记》改写本研究

马礼逊《中文会话及凡例》(1816)中的"Dialogue 31"、晁德莅《中国文化教程》(第一卷,1879)中的《西厢记》、威妥玛《语言自迩集》(第二版,1886)中的《践约传》这三种汉语读本里的《西厢记》改写本,构成了晚清一组可对照的白话文本。在不同年代、国别、改写方式下,它们呈现出不同的文本形式。从这三种改写本入手,与王西厢、金评本和李日华的《南西厢记》进行对比,可以探讨文本形式与人物情节反映的文化差异和语言变迁。借由文本重构,重现多元的晚清文化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