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对陶渊明的阐释与接受——从唐宋陶诗接受的整体出发

陶渊明在思想与艺术两方面都对后来文学史产生巨大影响,其思想与儒及释道相涉,而又构成一种独立影响历史。陶诗在唐代尚属局部的经典,至宋代则上升为全面的经典,苏轼、黄庭坚在这一接受史过程中是起决定作用的。苏轼运用辩证的艺术思想来论陶,突破了仅以平淡论陶的传统阐释方式,黄庭坚也从自然与法度的辩证结合来认识陶诗的高度。苏黄的观点为南宋以后诸家广泛接受,开启了陶诗接受新的历史。黄庭坚对陶渊明独立的个性、忠义的行为有较强的呼应,其对陶渊明的阐释,往往与庄、禅结合。黄庭坚突破模拟式的学陶法,以一种学而不为、自成一家的再创造的学古方法来学陶。

“雅音古节,嗣响唐贤”:论朝鲜朝诗人李尚迪对唐诗的接受

李尚迪作为朝鲜朝晚期的杰出诗人,以其卓越的诗才与高尚的人格赢得了中朝文人的赞誉。他的汉诗作品往往遵循自然天成的创作观念,具有古典韵味与清丽格调,体现出诗人对唐诗风格的借鉴与模仿。此外,李尚迪的诗歌认识也与唐代诗学关联密切,可以说,唐代诗学对李尚迪的诗风形成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探究李尚迪对唐诗的接受,可以揭示朝鲜朝文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接受与继承,为认识古代中国与朝鲜的文学发展关系提供重要线索与独特视角。

《御选唐宋诗醇》对白居易诗歌“诗史”价值的重新审视

作为受清高宗敕令编修的大型唐宋诗歌选集,《御选唐宋诗醇》一反清初盛行的贬白风气,予以白居易诗歌极高的评价。选评者不仅通过强调白诗的史笔之实和立意之正,首次将白诗纳入“诗史”的评价传统,更是给予白诗上承魏晋盛唐、下启苏陆的诗史定位,首倡白居易为唐诗第三家。虽然就质量而言,《御选唐宋诗醇》评语良莠混杂,部分有生搬硬套、言过其实之嫌;但其对于白诗所作出的许多结论性评价,以及评析中所采用的诸多新视角新方法,在其后的诗坛中均得到了广泛回应并影响至今。可以说,作为链接清初持“神韵”说者大肆贬白与中晚持“性灵”说者不吝褒白两阶段之间的关键选本,《御选唐宋诗醇》在清代白诗接受史上有着态度转折之关捩作用。

从引《诗》看唐宋《诗》学的转型——以两《唐书》与《宋史》为例

作为唐宋儒学转型的重要一环,唐宋《诗》学转型之内在理路与真实面貌可由正史引《诗》得以彰显。在文本层面上,两《唐书》与《宋史》引《诗》对汉代以来的引《诗》规范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打破与理论批判,彰显了经学式微背景下经典权威性的动摇。在取义层面上,两《唐书》引《诗》与新《春秋》学相结合,在日常运用与学术研究两个向度上体现了唐代《诗》学对春秋《诗》学的复归,并与“诗史”观念的产生相联系,显示了唐代《诗》学从注重礼乐教化的外学逐步转向探索儒家精义的内学。在此基础上,宋人进一步从理论上提取“圣人之意”作为统贯群经之本源,并在具体的《诗》学方法层面将春秋用《诗》之法与孔、孟《诗》学相结合,昭示了宋代《诗》学子学化承传与确立的轨迹。

杜诗接受的另一面向:论杜诗在官修唐史之生成与注释中的作用

文章聚焦杜诗与唐史的关系,着力探讨杜诗对《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唐纪》等官修唐史的影响,并对以杜诗证唐史这一研究方法进行反思。通过溯源这一现象,可以发现史臣对杜诗的使用呈现出差异化和多样化,反映其对杜诗的不同接受;同时,结合当时的杜诗学背景,能够更好地理解史臣的利用取径;扩大以往仅仅从文学史出发的视域,更为全面地勾勒杜诗接受史的整体图景。

《御选唐宋诗醇》与清代的杜诗接受

《御选唐宋诗醇》体现出强烈的“崇杜”倾向,杜诗不仅入选数量为六家之最,更是成为衡量其他五家诗歌的标准。究其原因,固然与杜诗的崇高地位有关,也是此书深受乾隆以“忠孝”论诗观念的影响所致。随着《诗醇》的广泛传播,尤其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科举考试重新加入试律诗以后,它几乎成为各种考试场合的“考试大纲”,杜诗亦因之出现了社会性的接受趋势。主要表现为:一、乡试诗题得句出自杜诗者高居历科之最。二、《诗醇》成为上至翰林院、下至府州县学的必备书目。士子们在考场上和日常备考过程中都在不停地模拟、敷演杜诗,使得清代中后期的杜诗接受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盛况。

明代唐诗选本对柳宗元诗的接受差异及其原因

明代唐诗选家对柳宗元诗接受度普遍不高。明前、中期,受尊崇盛唐、忽视中晚唐思想影响,对柳诗选录多至48首、低至一首未取。接受度虽不高,但在明人辨体思想影响下,其五言古诗之简古淡泊仍为其赢得一席之地。明后期,文学观念转变,审美追求渐趋多元,柳诗选录呈小幅增长,但在中唐诗人地位普遍有所上升的明后期,柳宗元诗歌接受地位已有下降之势。这与明代社会文化环境、不同阶段文学观念的提倡等密切相关。

《玄元皇帝应见贺圣祚无疆》中的诗史互证——兼论开元中玄元皇帝与唐玄宗形象关系的构建与转变

殷寅、李岑、赵骅《玄元皇帝应见贺圣祚无疆》一诗并非作于天宝四载(745),而是以开元二十九年(741)“唐玄宗梦见玄元皇帝赐真容”为本事。通过对上述诗歌的解读,可补充唐玄宗赏赐群官觐睹真容并举行宴会事件,确定作者的身份信息及“赵铎”确为“赵骅”之误,展示玄元皇帝对霍山神助唐成功故事的渗透与转化。以上诗歌与同主题的诗歌,共同镜照着开元年间君王意志与政治事件对玄元皇帝李唐远祖、道家道祖、天界上帝等不同形象的塑造与强调,以及基于血缘联系、道经传承、天人感应的关联,唐玄宗尊祖贤君、继道圣王、应命帝王等不同权威形象的构建过程。

清代诗学批评视野下王建诗的接受起伏

清代对王建诗歌的接受突出了有清一代独具的特色。第一,清初在“崇儒重道”政策及不满明代“独尊盛唐”的思潮下,王建诗因其“大多无喧嚣、浮躁之气而有流动清平之味”受选家重视。至清中后期,选诗更追求雄伟阔大之风,王建自然蕴藉的诗风受到冷落。第二,清人辩证评价王建的古体诗,欣赏其“专尚气质,不工自工”的近体诗,对其“高华深稳”的七律、“风神秀出”的七绝比较重视。第三,清人对王建宫词的关注从题材转移到体裁上。清人对王建诗的接受变化与清代的社会思潮及追求“清真雅正”的审美风尚密切相关。

玉台体诗歌在清朝的呈现与解读——《唐诗玉台新咏》成因探析

《唐诗玉台新咏》是清代朱存孝选录唐代260位诗人的923首玉台体诗所编成的一部唐诗选集。此书是规模最大的玉台体诗歌续集,它的编成绝不是偶然。究其编成原因有:唐代玉台体诗歌创作的丰富成果为其编成此书提供了充足的选源;清代官方诗学和诗学家们对玉台体诗做出了解读和评判,促成了他编纂此书;朱存孝有延续《玉台新咏》的艳诗传统并为玉台体诗歌存史的编纂用心。可以说,正是这三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唐诗玉台新咏》成为考察唐代玉台体诗歌最重要的载体。

试论中晚唐史论体咏史诗产生的历史文化原因

中晚唐史论体咏史诗的产生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原因。科举考试对历史内容的强化,使士子不得不注重议论、评述历史。中晚唐君主崇尚经史、以史为鉴的思想意识,以及用人所显示的文化导向,形成探讨历史兴亡、论辩古今盛衰的史论风尚。这些都决定了史论体咏史诗的产生。中晚唐史论体咏史诗深刻新警,善于翻案,和此时期注重新变疑古的史学思想有关。

论“新批评”文学理论对宇文所安唐诗研究的影响

宇文所安的唐诗研究受到"新批评"理论的深刻影响,这一方面体现在他对初—盛唐诗歌史的建构上:初盛唐诗歌的发展史实是诗歌题材和体裁的演变史,其主潮是"宫廷诗—京城诗"的演变;初盛唐诗歌大家的文学成就只有放到"宫廷诗—京城诗"的背景下才能真正得到理解。另一方面体现在他对唐诗进行的语义学分析上:具体表现为他以文本细读方式对唐诗展开的复义语言研究、反讽诗学解读和"三部式"结构分析。

“诗史”指向与晚近诗坛的李商隐接受

作为清代诗歌流变中"唐宋诗之争"的又一环节,李商隐接受是近代复古诗学的一大方向,也多是地域诗学的延续。晚近诗坛的三种接受模式,完成了对李商隐诗歌的全方位、多角度学习。近代社会复杂的风云变幻,诗史观念的介入,是考察李商隐接受的具有理论价值的立足点,为探讨学李诸家的异同、得失提供视角。

唐孙华的诗歌与诗论

唐孙华是继以吴伟业为代表的娄东诗学之大成而又另辟蹊径的杰出诗人,其诗歌情词梗概,思理精致,专崇质实,生新自铸,以极大的热情关注和批判现实;在诗学精神与诗学方法上,有浓厚的史学色彩。唐氏论诗主张天真自然和有为而作,反对模拟雕琢和门户之见,是清代中期性灵思潮的先行者,其创作和诗论主张都体现出从清初诗坛向清中叶过渡的鲜明特征。

唐代平民女子服饰与生存状态初探

唐诗中有很多歌咏下层劳动女子的诗句,尤其是其中有关服饰、化妆的描写,填补了正史对唐代民间女子服饰与生存状态疏于记录的缺憾。唐代民间女子即使身处盛世,仍生存艰难,这从她们的服饰、化妆不难看出,无论材质、式样、花色,民间女子服饰与贵族妇女都有很大的不同,由此所透露出的生存状态之差距也是天上人间。

唐诗的两种辉煌——兼论唐诗经典接受史的研究思路

唐诗有两部历史,创作史和接受史;唐诗也有两种辉煌,创作史的辉煌和接受史的辉煌。辉煌的唐诗创作史是唐人"全面生活的诗化",也是唐人生存智慧的艺术结晶;辉煌的唐诗接受史则是唐人雄浑诗魂的传递史,更是唐诗对民族心灵的塑造史。经典是心灵与文化的结晶,是诗情与哲理的载体,也是审美阅读的直接对象。一部"唐诗接受史"实质是一部"唐诗经典接受史"。因此,唐诗接受史研究应当"以唐诗经典为中心",通过唐诗经典接受史的多方面、多角度的深入研究,让唐诗的风神情韵进入现代人的生活,滋养现代人的心灵。

文学史视域中的翁方纲宋诗学

研究者都注意到翁方纲诗学与宋诗的关系:他强调了宋诗"细肌密理"的特点,推崇苏黄,并肯定学问。这仅仅是从诗歌批评的角度得出的结论,因而缺乏学理的整体考察。从诗学逻辑建构的角度来说,翁方纲的宋诗学,是从对《宋诗钞》的批判开始的,他对宋诗的基本特点的揭示,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完成的。而在他整个批判和立论的过程中,都贯彻了立足于文学史的精神:包括以诗歌发展规律作时代的类比,对宋诗价值的定位,特别是其通过虚实理论,及对宋诗与杜诗关系的揭示,将唐宋诗连成一脉,超越了时人纠结不清的唐宋之辨,实现了唐宋诗同源。

“诗中有画”与王维诗史定位之起伏

"诗中有画"这一经典命题的提出对于王维诗歌接受史来说具有双重意义:虽然对扩大王维的文化影响和深入体认王维诗歌艺术特征来说是一大进步,然而这种审美阐发加深并强化了王维诗歌与传统诗教之间的隔膜和疏离,因此在以伦理政教为中心的主流诗学中并没有起到提高王维诗歌地位的实际作用,反而致使其与传统诗学典范标准之间拉开了越来越大的距离。

论金代全真道士词人对柳词的接受

王重阳、马钰等皆为读书种子,以诗词修真传教自证度人,游艺不害修道,这是接受柳词的前提。得道后的王重阳对柳词的接受方式,是通过柳词的"象喻性"以隐喻方式言说修"真"悟"道"的体验。其接受的内在契合根据,则在于全真之"心游不离身游"的"游"观,这就使得感性的现象界最终又归宿于内在的体验和开悟,于是"道成肉身"的宗教体验也就有可能契合于审美体验的"主客泯灭"、"物我两忘"。"全真乐道"的优游之乐虽不离弃感性之"身",但却是以否定世俗情感价值和世俗之乐为前提,这样,王重阳等对柳词的接受内核实际内在着一种"否定论美学"的指向。金代全真道士词人对柳词的接受,具有揭示金词词史格位的意义。

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杜诗在唐、五代接受情况的统计分析

对杜甫成就和地位的认定 ,不仅是对唐朝文学功绩的肯定 ,也是中国传统文人诗歌理想的真正确立。现在 ,没有人再质疑杜甫的历史地位 ,但是杜甫诗圣地位的真正确立却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其死后经历了两百多年的沉寂和遗忘之后 ,杜诗的接受才在宋代获得命运的转机。在唐、五代 ,杜诗版本散佚严重 ,几近失传 ;时人选本又多不载杜诗 ,杜甫及其诗歌在当时的接受情况陷入低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