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鸣四野痛灾黎”:1942-1943年河南旱灾述论

发生在1942年夏秋至1943年春夏的河南大旱灾,涉及国统区河南省的60余县,受灾民众数以百万计。由于河南地处中日对峙的前线,交通断绝,中央获得灾情较晚,地方官员贪污腐化与救灾不力等诸多因素,国民政府虽然采取了紧急下拨救灾款、设置粥厂、减免征实征粮等各项措施,但成效有限,河南旱灾持续扩大并形成灾荒,迫使大批灾民逃向陕西等地,灾民死亡约200余万人。既往对河南旱灾事件的研究因史料限制并不充分,关于灾荒真实状况、国民政府救灾行动、灾民死亡人数以及中外舆论界的灾情报道等,均有可以再探讨的重要价值。

论“华北事变”前南京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

“华北事变”前,南京国民政府在积极“剿共”的同时,也进行了一些具体的抗战准备。这一时期的抗战准备可细分为两个阶段,每一阶段既有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方面的抗战准备,也有思想文化方面的抗战准备,具有韬光养晦、隐秘进行,“安内攘外”、矛盾交织,依赖外援、受制于人,全面准备、持久抗战,由虚到实等特点。这一时期的抗战准备一方面为“华北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进行全方位的抗战准备奠定了基本的物质和精神基础,另一方面由于南京国民政府的综合国力虚弱,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的阶级本性及其执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路线大大制约了这一时期抗战准备作用的发挥。

西安事变：不同抗战观念的冲突

西安事变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事变前国民政府的对日立场、中共对国民政府内外政策的反应、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关系及事变的发起与解决过程看,导致西安事变发生的关键因素不在于是否抗战,而在于如何抗战,蒋介石与张学良、中共之间最根本的分歧在于两条抗战道路,即全面抗战和片面抗战观念上的冲突.正是由于西安事变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蒋介石自我中心的内外政策,才大大促进了全民族团结抗战的进程.

抗战时期的姜琦教育思想研究

姜琦是曾在西北联大任教任职的我国著名教育家。全面抗战时期,姜琦坚决反对将"平时教育"和"战时教育"割裂为二,强调教育哲学的持续研究并形成成熟的教育哲学思想。面对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突出对国民道德教育基本理论的系统研究。针对当时中国教育存在的弊端,提出改进国家教育设施的具体对策等。全面抗战时期是姜琦教育思想渐趋成熟的重要阶段,展现出其在宽广的世界眼光中积极探索和勇于构建中国化教育思想与实践的高度使命自觉。

“九·一八”至“八·一五”:毛泽东对蒋介石态度的转变及原因探析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八一五"日本侵略者宣布投降,十四年中,毛泽东对国民党政权最高领袖蒋介石的态度几经变化,从反蒋、逼蒋,到联蒋、拥蒋,直至后来的批蒋。毛泽东对蒋态度转变的原因就国际原因而言,主要取决于日本侵华战争的升级,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共的关系以及美国对国共政策的影响等;就国内原因来说,是由于国民党蒋介石对日政策的变化,国民党内部的分化与抗战派的联动。基于中国共产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以及自身生存、发展的考虑,毛泽东注重实际,重视客观现实,以及与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张闻天等领导集体成员纵论时势的交流和启发。

蒋百里对中国抗战的理论探索与贡献

蒋百里很早就把日本视作中国国防的首要敌人,预料日本会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拟出持久抵抗、攻守结合的国防战略,并从军事布置、物质准备、工业布局和实施国家总动员等方面,积极筹划抵御日本侵略的国防建设。他的“机动作战”论和组建大规模机械化部队开展运动战抗击日军的建议,为中国抗战军事理论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他的“抗战必胜”论,更激励了士心民气,坚定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决心,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下一份心理基础。

由“江桥抗战研讨会”引发的思考

近年来海内外学者重新评价了"江桥抗战"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其中有些问题尚待商榷。对江桥抗战的历史地位、张学良在江桥抗战中的作用,以及马占山将军在江桥抗战后为何与伪府合作四十天等问题的深入研究,可以使我们对这段历史有一个更为科学合理的结论。

冯玉祥与于右任的恩怨

冯玉祥与于右任都奉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政策,在几十年间,他们之间基本上是合作的、友好的。但是,在靖国军的问题方面也曾发生矛盾。在中原大战期间,于右任也不赞成冯玉祥要把军队集中于陕西的主张。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都与近代的大局息息相关,很值得认真研究。

坚守 重构 突围——论姜文导演作品另类叙事图景的文本意义

作为导演的姜文,坚守着自己对于电影的独特感知与个性理解,其导演作品《阳光灿烂的日子》终结了青春想像神话;《鬼子来了》颠覆了红色经典抗战叙事;《太阳照常升起》则通过对基督精神的张扬和对悲剧人性的探讨,完成了对"中国制造"大片的一次历史性突围。姜文创造性地表达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直接奠定了这三部影片在中国电影史上存在的价值与地位。

抗战时期温江乡村建设运动述论——以“农会”为中心的考察

抗战时期,以乔启明为首的金陵大学农学院内迁成都,选择温江县从事乡村建设运动以赓续战前未尽事宜和助力抗战建国。不同于其他乡村建设运动的开展,温江以辅导“乡农会”为主进行农业推广和乡村建设,堪称一时之盛。“农会”通过办理生产、经济、社会和教育等事业推动温江乡村建设取得诸多成绩的同时,也因其组织本身和时局、社会环境等暴露出了一些不足之处。总体而言,以“农会”为中心的温江乡村建设运动作为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一部分于其时和时下均有重要意义。

抗战语境下传统文化的正向书写——鹿桥《未央歌》再解读

《未央歌》立足于作家的真实经历,将宏观的战争进程编织在叙事中,并不忘强调小说蕴含的道德训诫意义,充分体现了以史传为正统的文学观。人物塑造是传统写意式的,注重风采、气质的传达。与之对应,人和自然的相契合与古典天人合一的哲学观相匹配,而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精神更是深植于青春成长历程中。《未央歌》中传统文化的正向书写体现了在历史转捩期,中国现代小说叙事进路的多重可能,亦给当下的文化建设及文学创作资源的借鉴,提供了有益启示。

论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发展变化

从1929年至1937年,蒋介石在制定内外政策时一直打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旗帜。然而,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变化,其"安内"和"攘外"的侧重点也随之变化。由开始的"安内"为主,"攘外"为辅,经历了"安内"成分下降,"攘外"成分增加的变化,直至"西安事变"后,"安内"基本停止,"攘外"成为主流。尽管这种变化有时势逼迫的因素,但也为后来中华民族的共同"攘外"即全民抗战打下了基础。

试论蒋介石和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在抗战前后的关系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由于蒋介石实行消灭异已的政策 ,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和国民党中央一直存在着矛盾、分裂和斗争 ,芦沟桥事变后 ,蒋介石被迫抗战 ,国民党中央和各地实力派不得不在“共赴国难”的口号下结束对抗 ,合作御侮。

从乞援到争援再到要援——抗战时期蒋介石美援外交思想探析

抗战时期,蒋介石据对美关系中角色的变化,制定了相应争取美援外交政策。从抗战初期,以被侵略者的身份向美国寻求道义上援助的乞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以抗日同盟国的身份向美国寻求援助的争援,最后以美国在华代理人的要援。

关于蒋介石利用抗战实现个人独裁的原因分析

抗战时期, 蒋介石通过削弱、瓦解地方实力派, 利用政治体制的变化, 实现了个人独裁统治。蒋介石之所以能实现个人独裁, 主要是因为战时权力需要相对的集中, 也是国民党维护其执政党地位与战时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需要。

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历史透析——与桑弘羊"欲安其内,先固其外"的比较研究

在面对外族入侵的共同背景下,西汉的桑弘羊提出了"欲安其内,先固其外"的策略。他认为若要保住政权,必须巩固边防,争取一个安定的国内环境,主张加强武备,积极抗战。而蒋介石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把百万大军用于内战,对日本的侵略则步步退让。这两种不同的策略,导致了两种不同的民族命运。

抗日战争时期薛暮桥有关土地问题的论述及意义

薛暮桥是20世纪党内较早探讨土地问题、农民问题以及农村经济发展问题的马克思经济理论研究者和实践家。抗日战争期间,薛暮桥提出了关于中国土地问题的诸多见解,对于支持长期抗战、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缓和阶级矛盾、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促进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具有巨大的贡献。对薛暮桥土地问题的研究,对现阶段土地问题的解决和土地政策的改革与完善具有借鉴作用。

蒋兆和作品中现实主义的时代性

蒋兆和是二十世纪中国水墨人物画大师,现实主义、人文关怀是其作品鲜明的特点。现实主义特点在其各个创作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从抗日战争到“文革”,其作品中的现实主义经历了萌芽、发展、高潮和消减等阶段。抗战时期大量的难民人物画使其艺术达到巅峰,后期作品的主题侧重劳动人民和历史名人,其现实主义精神明显有了消退,具有很强的时代性。本文从蒋兆和作品的发展过程中归纳其现实主义精神的变化,并且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个人经历找到其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