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事实与分析方法的关切——谢尔曼·肯特与孙子情报分析思想的比较研究

[研究目的]谢尔曼·肯特和孙子是西方和中国具有重要影响的情报理论家,通过对二者情报分析思想的比较研究,可作为深入探索中国古代与西方现代情报分析理论之间的异同与联系的有益尝试,有助于重新发掘中国古代情报理论的独特价值。[研究方法]通过文本对比分析法,梳理比较谢尔曼·肯特和孙子对情报分析地位作用的认识,以及各自情报分析方法的异同之处。[研究结论]《孙子兵法》的创作时间虽远早于肯特的情报分析理论形成时期,但其中蕴含的战略情报分析思想却并不逊色,在有些方面甚至有着更为深入和独特的洞见。这表明中国古代的情报理论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对于当今情报分析工作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以“乐”施“教”:苏区文艺功能价值论

苏区文艺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并非仅仅是一种活跃苏区军民文化生活的艺术形态,而是作为传播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最重要的宣传工具,自觉地承担起了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三大使命:一是通过革命启蒙,唤醒了苏区军民的阶级意识,并以“打土豪、分田地”为政治纲领,彻底解决中国农村中分配不公的土地问题,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由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国家;二是通过战争动员,使广大农民群众真正了解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伟大意义,并从思想上明确保卫苏维埃革命政权,就是在保卫贫苦农民已经到手的胜利果实,进而充分调动他们参加这场革命战争的积极性;三是通过统战工作,瓦解国民党军队的内战士气,团结一切爱国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而全力以赴去保卫中华民族的美丽家园。苏区文艺这三大功能价值,在中国现代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已经成为一种红色文艺的光荣传统。

新加坡华文报刊的“孙子热”成因分析及传播路径研究(1965-1999)

20世纪60-90年代,《孙子兵法》以其卓越的兵学思想和文化在新加坡逐渐得到广泛的传播和接受,出现应用领域多元化、传播形态渐趋本土化、传播范围逐渐大众化和生活化、传播载体从单一媒介到多元媒介等特征。《孙子兵法》深邃的思想和智慧、国内学术研究会的积极推进、传播形式新颖多样,以及其在东南亚地区深厚的民间基础等成为新加坡“孙子热”形成的重要成因。新加坡对《孙子兵法》的认同、传承和践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海外传播的优秀范本,应充分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提升学术研究品质,创新形式,有针对性地丰富内涵,注重传统媒体的主导作用,并充分发挥海外华人群体传播优势,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提供更加有效的传播方式和路径。

孙、吴兵学思想比较研究

孙武被称为“兵圣”,吴起被称为“兵家亚圣”,世以“孙吴”并称,两人的地位就如同儒家的孔孟。所以,两者的兵学思想研究有很大的可比性。

《孙子兵法·作战篇》主旨考论

关于《孙子兵法·作战篇》,自三国时曹操注其篇题始,后世注家多以“算其费”的战备问题为其主旨。但孙子此篇主旨实为对“兵贵胜,不贵久”的战略方针的阐释与确立。通过对篇题“作战”二字进行考释与训诂,钩沉出其具有“制作战策”或“制定战略”的原始义涵。因循在逻辑理径上探寻其篇旨,厘清了其上论“不贵久”、中言“知利害”、下述“兵贵胜”的主旨思想。在准确诠释孙子“兵贵胜,不贵久”思想内涵的基础上,与毛泽东为抗日战争提出的“抗日战争是持久作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的战略方针相互印照,证明了《孙子兵法·作战篇》所创立的战争方略的全局性与指导性。

传统军事典籍的文化价值——以《孙子兵法》为例

优秀传统军事典籍中不仅包含着军事思想、战争谋略,还蕴藏着丰富的文化价值。深入挖掘优秀军事典籍中的文化价值,对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助力当前军队文化软实力提升具有重要作用。《孙子兵法》是传统军事典籍中的一部军事力作,该文集中对《孙子兵法》中蕴含的思维方法、哲学思想、民族精神等文化元素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总结提炼,多角度、多层面挖掘优秀军事典籍的文化价值,诠释、解读了这部兵学典籍的智慧与魅力。

“为何译”:《孙子兵法》英译者之翻译动机

《孙子兵法》被誉为“百代谈兵之祖”,是中国古代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其英译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通过考察影响力较大的,或前人研究关注不够的19位西方译者与9位中国译者英译该典籍的动机,发现主要有8种:不满意前人译本;译者自身兴趣;探知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与中国、日本等国的战略思想;国外商业出版公司与大学出版社,以及政府出版机构邀请译者英译;银雀山考古新材料的出现;前辈或导师建议;解决核战争威胁等现实问题的考虑;再现原著丰富含义,提供多种阐释。这些翻译动机的背后既有微观译者个人因素的影响又有宏观社会主流因素的影响。

抗战文艺运动述略

抗日战争爆发后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呈现出新的时代特点。围绕“抗战”主题 ,与民族解放运动同步发展 ,运用文艺形式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成为抗战文艺运动的中心内容。探讨抗战文艺运动 ,得出的结论是 :文艺不能脱离现实 ,文艺必须宏扬时代的主旋律、文艺不能没有党的领导。

《孙子兵法》在俄语世界的译介: 源流、嬗变与前瞻

作为百代谈兵之祖,《孙子兵法》象征着中国古代兵学思想的顶峰智略,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内核,从古至今一直是俄罗斯军事家与汉学家关注的焦点领域。自9世纪孙子学说在俄流传伊始,到1772年列昂季耶夫著《中国思想》一书出版即《孙子兵法》首部俄译本问世,再到1950年康拉德著《孙子兵法——翻译与研究》一书出版即《孙子兵法》首部汉译俄全文译本发行,最后到信息时代电子书、有声读物、专题网站和在线语料库等各类网络资源爆炸式输出并呈现多模态传播趋势,《孙子兵法》在俄语世界的译介大致历经早期简略传播时期、近代重点译介时期、现代详备译注时期和21世纪译研融合时期四个阶段,其译介活动总体呈现出译介内容繁简不一、译介底本语种纷繁、译介主体类型各异、译者国别特点鲜明、译介策略多元取向、译介载体因时而变与译介领域渐趋应用等特点。

多模态语用视角下的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策略——以漫画《孙子兵法》为例

漫画是一种重要的混合式语篇,对典籍漫画进行多模态语用翻译具有可行性。以典籍漫画《孙子兵法》为例,根据SaraDicerto所提出的多模态文本的分析模型进行文本分析,找到其在翻译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并提供解决策略减少文化折扣,促进中国文化典籍的跨文化传播,传递中国价值观,构建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

《孙子兵法》与传统文化精神

从人本主义、实用理性、中庸守度、乐感文化、天人合一、悟性思维等不同内容和层面论述了《孙子兵法》与传统文化精神的关系。目的是揭示《孙子兵法》中的传统文化基因,引导人们立足中华文化的整体视角体悟孙子兵学的思想内涵和精神价值,以便更好地传播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做出贡献。

抗战文化传播与全人类共同价值弘扬

抗战文化是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特定的历史性与现实性、民族性与世界性和全人类共同价值天然相通。抗战文化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提供动力资源、行为范例和方法借鉴。抗战文化传播推动全人类共同价值弘扬主要有三条路径:一是通过加强以各方合作为基础的抗战文化学术传播,拓宽抗战文化的广度和深度,夯实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生成基础;二是以抗战文化遗存的多元传播,为抗战文化传播提供具体可见的素材,促进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事实确证;三是推动抗战文化艺术的深度创作、生产与跨文化传播,通过生动形象的抗战文化产品编织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情感纽带。

从纳粹掠夺艺术品的返还看日掠文物返还可行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掠夺或被非法转移文物的返还至今还是一个特殊的历史遗留问题。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纳粹掠夺艺术品必须返还给受害者已经成为一种国际共识,欧美各国通过缔结双边或多边协定、制定特别立法、建立专门机构以及司法救济等方式,促成许多被掠艺术品返还给原所有人或合法继承者。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有机组成部分,日本掠夺文物与纳粹掠夺艺术品的做法如出一辙,国际社会在处理因纳粹掠夺艺术品带来的国际争端方面积累的实践和经验,对于亚洲国家处理被日掠夺文物的返还也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孙子兵法》视角下领导干部战略思维的基本原则

《孙子兵法》战略思维的政治原则、虚实原则、利害原则、主动原则和攻守原则,对增强领导干部战略思维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导意义。政治原则强调“利合于主”“为民是保”的站位思维遵循,增强“四个意识”,坚定“两个维护”;虚实原则强调“避实击虚”“合利而动”的目标思维取向,干实事而不干谋政绩的虚事;利害原则强调兼顾“在利思害”“在害思利”的决策思维方法,顺境中规避风险和应对危机,逆境中保持定力和预见胜利;主动原则强调“力避被动”“力求主动”的判断思维依据,塑造“不致于人”的主动态势,积蓄“可胜于敌”的实力;攻守原则强调遵循“攻守统一”“战道必胜”的行动思维模式,既要正确地做事,更要做正确的事。

《孙子兵法·九地篇》战略决战思想研究

研究《孙子兵法·九地篇》必须从战略决战方略及兵理综合运用来审视和理解。此篇论述的是战略大决战,是总体战,是以解决矛盾最极端手段之军事决战为主,辅以政治战、经济战、外交战、宣传战、情报战、心理战等多手段之综合运用。是孙子亲自参与指挥的吴楚之战略总决战的指导纲要及实战深刻总结。此篇通过论述战略决战全程,来展示用兵的各项原则及浑然一体的挥洒自如的综合运用,论述的战略决战思想内涵极其丰富。深入研究孙子战略决战思想极有启迪借鉴意义。

《孙子兵法》战略追求的当代价值——《孙子兵法》与《战争论》的比较研究

《孙子兵法》与《战争论》被誉为东西方军事史上的两颗明珠。《战争论》以其"绝对战争"理论曾长期引领西方乃至世界的军事学,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当"绝对战争"遇到"绝对武器"(核武器),敌我双方都拥有相互确保摧毁能力的情况下,人类将面临同归于尽的选择之时,孙子的"全胜"战略追求便成为战争问题上的济世良方。克劳塞维茨的理想战略是"百战百胜",属于军事层面的制胜观;而孙子追求的则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是大战略层面的价值观。两者最根本的区别是哲学上的区别,道胜是《孙子兵法》的哲学,器胜是《战争论》的哲学。

抗战时期冀中根据地文艺工作及其启示

冀中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敌后平原根据地。冀中抗日根据地坚持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文艺工作,对开展抗日文化宣传、动员人民群众参与抗战、坚定人民抗战信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冀中抗日根据地文艺工作主要涉及文学作品创作、开展歌咏活动、表演抗战戏剧等领域,具有先进性、战斗性和群众性等特点。中国共产党在冀中抗日根据地文艺建设过程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具有科学性和实践性,为当今开展文艺工作提供了启示。

和合价值观与中国传统兵学的文化性格

中西文化在深层次上表现出极大的差异。西方文化存在着强烈的冲突意识,中国文化则体现出鲜明的和合特征。这种差异对于双方军事文化的基本精神构成了极大的影响。与西方不同,文化深层次的和合价值观念,塑造了中国传统兵学和平的追求、节制的意识、道德的情怀、民本的精神等文化性格。

顾福棠:首开 20 世纪以新理念诠释 《孙子兵法》之先河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军事学的进入和传播是近代中国国门洞开和被动变革的必然结果。面对西方军事学的潮水般涌入,如何处理西方军事学术与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原有军事学术的关系,是需要近代先驱们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不仅涉及对待《孙子兵法》的态度,更体现了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是全盘继承还是批判继承,是全盘西化还是以我为主?这不仅仅是简单的学术问题,而是关系到道路和方向的大问题。顾福棠是20世纪以新理念、新视角、新方法解释《孙子兵法》的第一人,他从古代用兵之法与今日用兵之术的结合、自我突破与学术自信的结合、中国“兵学之体”与西方“兵学之用”的结合、“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的结合、内容“厚今”与形式“师古”的结合等五个方面为《孙子兵法》诠释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研究范式,不仅为20世纪孙子兵学的发展突破开启了新局面,而且为恢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信做出了积极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