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小说《蛙》中的姑姑形象分析

《蛙》是莫言的一部长篇小说,其中的姑姑是第一女主角,她的一生经历了复杂而坎坷的命运。作为一个女性,姑姑的故事充满了悲剧色彩。从年轻时的“送子观音”形象到情感受挫的打击,再到晚年无意义的精神救赎,姑姑展现了女性在既定时代的悲剧命运。作为一名医生,姑姑不仅以个体身份存在,还承担着计划生育背景下特殊使命的社会角色。她的悲剧一方面源自社会力量对女性心理的异化,另一方面也受到外部因素对女性意义的削弱影响。此外,尽管姑姑在家族关系中居于女性长者的地位,但她仍无法摆脱男性宗法权力的支配,她的特殊社会身份与家族利益相冲突。最终她试图通过回归婚姻家庭来实现自我救赎,却再次成为男性话语的附庸。莫言通过姑姑这一角色的描绘呈现了中国农村妇女的命运和价值观念。

“翠姨之死”与历史境遇中的萧红写作——重考《小城三月》的叙述问题

1941年,萧红发表了中篇小说《小城三月》,主人公翠姨的死亡往往被视作被启蒙者无路可走的悲剧。实际上,历时性地考察萧红的创作视域,并进一步分析小说叙述视角上的处理,可发现翠姨的自毁心理和自白行为更多地潜藏着作者肯定启蒙话语的意向。与此同时,小说借由人物的回顾性叙述,通过叙述自我与经验自我的眼光交叠,塑造了“我”这一女性启蒙者的形象,展示出“我”陷于“无地彷徨”的困境。文本内外的互文关系揭示了历史境遇中萧红写作的特殊意义。

《祝福》百年:互动仪式链的断裂与祥林嫂的魂灵三问

鲁迅先生的小说《祝福》发表至今已经百年。百年来,对《祝福》的主流分析和解读,多从旧礼教、封建迷信对祥林嫂的迫害这一角度入手,本文则尝试对《祝福》做出另外一种分析:祥林嫂并不是死于代表旧礼教的鲁四老爷或传播迷信的柳妈等任何具体的人,而是死于互动仪式链(interactional ritual chains)的断裂。祥林嫂第二次成为寡妇,回到鲁镇后,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她的互动仪式链的断裂,而她之所以会提出“魂灵三问”,就是因为互动仪式链的断裂直接导致了她赖以生存的社会关系的解体。此外,通过对“祝福”和“祥林”的解读,可以发现这几个字在小说中具有特别的含义。

《诗经·泉水》时空辨正与情礼转变

《泉水》中宿饯的时空位置在宋代得以确定,但诸姑伯姊的时空位置直到现在仍然存在争议。通过对《诗经》学史的梳理,伯姊可能在卫国、过去卫国、他国。根据《左传》对贵族婚姻的记载,伯姊在卫国或过去卫国的可能性要小于在他国的可能性。这样,《泉水》的空间维度可拓展为卫国、所嫁国、他国;时间维度拓展为过去、未来、现在,以三重时空表现强烈的思归。但由于礼的阻隔,第四章变为强烈的思念,完成了由思归到思念的情感转变。

“翠姨”与萧红:悲剧人格的双重镜像——重读《小城三月》兼谈后半部“红楼”

长期以来,学界一直认为《小城三月》是一篇爱情小说,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违背作者创作意图的主观误判。萧红在其中是以主人公“翠姨”的倔强性格,去折射自己悲剧命运的产生原因,故在作者与“翠姨”之间,便形成了一种悲剧人格的双重镜像。我们甚至可以说,《小城三月》就是萧红本人青年时代的“自叙传”,只不过它是以一种文学叙事的表现手法,向读者述说曾经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一个永远期待的灵魂死在门里”,与“一个永远寻找的灵魂死在门外”。因此,《小城三月》既是萧红本人的生命绝唱,也是所有新女性悲剧命运的真实写照。

人格结构理论视域中的严歌苓《小姨多鹤》新论

严歌苓的小说创作细腻深沉、独具韵味,她善于从自己丰厚的人生经历和独特的女性视角入手,在作品中彰显人性的真实和善良。严歌苓在《小姨多鹤》中塑造了朱小环和竹内多鹤两位坚韧的女性,在本我、自我和超我的人格交织更迭中展现了极富张力的人性。人格本我中放肆嫉妒的朱小环和渴望生存的竹内多鹤展现着人性的真实性;人格自我中朱小环在利己与良知之间的挣扎,竹内多鹤在逃离和回归之间的徘徊体现了人性的纠结;人格超我中朱小环对竹内多鹤的维护,竹内多鹤对朱小环的牵挂显现出人性的至善。朱小环和竹内多鹤两位女性在历经世间坎坷后最终都坚守着人性的美好。

联合应用常染色体STR,X-STR和线粒体SNP鉴别姨甥关系

目的基于毛细管电泳技术,联合应用常染色体STR、X-STR及线粒体SNP荧光检测,探讨复杂亲缘关系中姨甥关系的鉴定方法,为复杂亲缘鉴定提供数据和理论依据。方法采用华夏白金、Goldeneye 22NC、Goldeneye 17X、Expressmarker mtDNA-SNP 60荧光检测等试剂盒进行STR和SNP检测,根据分型结果分别采用ITO法、判别函数法和状态一致性评分(identity by state score,IBS)法进行姨甥关系鉴定。结果本案例中通过ITO法计算,姨甥关系指数为8.7324×10^(5),倾向于支持庄某(姨)与李某(外甥女)的姨甥关系;IBS法联合ITO法、判别函数法证实庄某(姨)与庄某某(生母)为全同胞关系,结合庄某某(生母)与李某(外甥女)的累积亲权指数(combined parentage index,CPI)为7.3971×10^(15),证实了庄某(姨)与李某(外甥女)的姨甥关系;线粒体SNP结果表明三者来源于同一母系家族,也支持以上结论。结论对于姨甥等近亲遗传关系,应综合应用多种判定方法进行分析,以获得更为可靠的鉴定意见。

清金化痰汤治疗AECOPD痰热壅肺证患者的临床观察

目的:观察清金化痰汤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AECOPD)痰热壅肺证患者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方法:选取AECOPD痰热壅肺证患者120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60例。对照组患者采用低流量氧疗、抗感染、扩张支气管、祛痰等常规治疗;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清金化痰汤(用400 ml纯净水煎制),tid。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和治疗7 d后痰液白细胞介素(IL)-8、IL-17、IL-23及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水平,并比较临床疗效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观察组患者均顺利完成研究,对照组患者有3例脱落。治疗前,两组患者IL-8、IL-17、IL-23、TNF-α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7 d后,观察组患者IL-8、IL-17、IL-23、TNF-α水平明显降低,且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患者IL-17、IL-23、TNF-α水平较治疗前明显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IL-8水平较治疗前无明显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优良率为95.00%,明显高于对照组的78.9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清金化痰汤治疗AECOPD痰热壅肺证患者疗效显著,能明显改善其炎症因子水平,且安全性较好。

从女性主义视角解读《我可怜的姨妈》

结合吉尔曼生活的时代背景以及她本人生活经历,从女性主义视角,对《我可怜的姨妈》进行解读,从两位女主人公对待父权制婚姻的压迫及对待自身被束缚的写作才能两方面入手,比较小说女主人公与《黄色墙纸》中女主人公不同抗争和不同结局,探讨小说中所体现的女性追求自我独立和婚姻自由等观点,揭示吉尔曼成熟的女性主义意识。

女性 母性 人性——莫言长篇小说《蛙》中“姑姑”的性属隐喻

莫言长篇小说《蛙》以"姑姑"为叙事中心,塑造了一位在特定历史境域中复杂、扭曲、苦涩、挣扎着,且带有政治品质及男性化特色的女性形象。小说对其由多难境域到心灵及精神性转机的体验,直击人们的灵魂深处的痛楚,不仅符号性地包蕴着强烈的历史感,而且内蕴深沉的理性反思。"姑姑"曾经失却女性本有的品性,但她最终以躯体中流淌着的母性血脉而使人性之善得以回归,其中隐含着回溯历史,审视文化,而以深沉的反思及自我救赎,借力自身的行动而达心灵和精神归位,以重建女性、母性及人性的本真。

“穷婶母”的生成与小说的二重结构——论村上春树的短篇小说《穷婶母的故事》

村上春树的短篇小说《穷婶母的故事》具有《穷婶母的故事》和"创作《穷婶母的故事》"这种二重结构的特点,而后者是小说的主体内容。在对故事进行创作时,"我"面临两个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对于创作基础的问题,"我"在"穷婶母就是失名状态的人"这一命题的基础上,以"谓语统合"为手段,将一般性意义的"穷婶母"和作为词汇的"穷婶母"建立关联成功加以解决,但对于创作效果(阅读兴趣)的问题却无能为力。虽然创作《穷婶母的故事》以失败告终,但"我"依旧没有放弃希望。而在解决创作基础的过程中,小说体现了文学创作让语言突破其意义牢笼的特点。

河湟“姑舅”称谓考释

"姑舅"是河湟地区颇为流行的一种称谓,其义项主要包括姑表、姨表兄弟姐妹之间的互称和年龄相仿者之间的互称两种。河湟"姑舅"称谓是古代"舅姑"、"姑舅"、"姑"、"舅"等称谓的现代遗留,后来在拟亲属称谓制度的现实实践中,"姑舅"称谓的指称范围不断延展、扩大。

以人性的扭曲和变异折射出时代与社会的变迁——论史诗性小说《死水微澜》中的蔡大嫂

《死水微澜》以蔡大嫂婚姻、情感经历突变,映射出四川特定时期的历史发展轨迹。蔡大嫂的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的贫民形象的出现,为中国现代小说史诗性追求开辟了一条新道路。同时,蔡大嫂以其一反中国传统妇女和时代新女性的软弱、迷惘的无畏精神,在现代文学画廊魅力四射。

论《红楼梦》中的赵姨娘形象

赵姨娘是《红楼梦》中一个亮色不多的女性形象,但她每次出场都有精彩表演。她身上集中了封建社会下层妇女的种种恶德;其言行既推进了小说情节的发展,制造了情节波澜;又为探春和贾环的人物性格设置了典型环境。这一形象的刻画,不仅曲折地表现出小说主要人物贾政的性格侧面,流露出作者的感情倾向;而且还给读者提供了曹雪芹不是《红楼梦》原作者的微妙信息,为研究小说的原作者提供了有力的旁证。

含弓戏古今谈

含弓戏为全国稀有剧种,它从古到今历经了明、清、民国和新中国几个朝代。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含弓戏走向了衰落。如何使含弓戏再次绝处逢生,是当代人必须思考的问题。

卑微的期盼者——赵姨娘

从《红楼梦》具体文本出发,换一个角度去看赵姨娘,她是一个在尴尬生存环境下无力的抗争者。她是个卑微的母亲,她期盼着能借由儿女提升自己的地位,反抗自己的命运,不过这些期盼全都落空,终成奢望,她的可恨下隐藏着可怜。

从紫姑信仰的民俗流变看女性地位的历史性失落

任何一个文化模式都离不开性别的社会化,女性地位的历史性失落,不仅反映在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层面上,也同样的被充分表现在民间信仰及民风习俗中。文章通过对紫姑信仰及其流变的追本溯源,探索在与其相关联的独特的民俗文化模式和规范中,女性地位被历史性颠覆的内在因素及外在表现。

网络流行语“中国大妈”之多维分析

文章探讨网络流行语"中国大妈"的语言结构特点和社会文化动因。从语言学层面分析"中国式+X"框架的结构类型与语义,阐释"大妈"的原型义、跨体使用与比喻词汇化过程;从社会文化视角论述"中国大妈"类流行语折射了民族和文明意识的觉醒,最后指出该类流行语反映了民众的仇富和调侃心理。

两个姓赵的姨娘——《红楼梦》与《儒林外史》侍妾命运比较

《红楼梦》和《儒林外史》同时塑造了两个侍妾形象,即贾政之妾赵姨娘,严监生之妾赵氏。小说家通过这两个姓赵的姨娘,把封建家庭的侍妾形象、社会地位以及她们所代表的侍妾文化,十分生动地展现了出来。赵姨娘有儿子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赵氏没有了儿子,她的命运却急转直下。赵姨娘和赵氏的命运可谓殊途同归。有儿子,并不能改善作为妾的地位,没有了儿子,作为妾的身份却牢不可破。到底是性格决定命运,还是礼教左右人生,比较两个姓赵的姨娘的生命归宿,发人深思。

在焦虑中不断追寻自我——论赵姨娘

赵姨娘是《红楼梦》中塑造的一个“阴微鄙贱”的人,是一个具有畸形人格的反面人物。该文试从焦虑的维度对赵姨娘病态人格形成的原因、内涵以及消除焦虑的方式进行探讨。同时指出她是在焦虑的困境中不断追寻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