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信仰的经典翻译何以可能?——李提摩太《大乘起信论》英译研究

李提摩太作为活动于晚清中国的传教士和政治家,翻译过中国佛教经典《大乘起信论》,但他的译文带着浓厚的基督教色彩,因此引起了中国佛教界的抗议。本文旨在探讨李提摩太译文中知识和信仰是如何交织的,以及这一现象蕴藏的跨宗教问题。为了深入探讨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梳理李氏的《起信论》英译的历史社会背景:当时英国学者对于佛教的认识、李氏佛教知识的来源、他与杨文会的相识与翻译合作,以及当时中外读者对其译文的看法;其次围绕《起信论》中两个关键概念,“真如”和“心”,揭示李氏通过引入柏拉图哲学和“道成肉身”思想,完成《起信论》英译中的基督教神学建构,即使其代价是使文本偏离了原本的佛教思想;最后阐释李提摩太信仰和知识的立足点位于基督新教自由主义神学和欧洲东方学之间,而这两者正是英国社会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精神危机的回应。事实上,李提摩太的宗教信仰限制了译文中的知识生产,该话语实践的结果和他在中国试图实现社会福音的初衷都是源于基督教信仰,而佛教知识被扭曲则揭示了文化融合过程中的权力关系问题。

李提摩太以耶释佛英译《大乘起信论》探析

"佛学第一入门书"《大乘起信论》在20世纪最初十年两度英译,也引起了教、学两界的关注,其中,李提摩太以耶释佛的翻译方式更是引起了众多关注和争议。文章探讨了译本以耶释佛背后的价值取向以及李氏以耶释佛的表现形式,并尝试以新历史主义的方法考察文本背后的意识形态与历史、文化语境,进而发掘和肯定了译本的文化建构意义。

梁译《大乘起信论》的本觉论思想分析

该文并非对本觉思想的历史做一宽泛之论,而是集中在梁译本《起信论》本觉思想的分析上面,并根据古代各注家的思想成果,把这一分析放在中国思想史的背景下进行观察。有关本觉和《起信论》文本研究在东亚已经有了相当长的历史,但关于《起信论》“本觉说”所讨论的深度并不太令人满意,该文仍然从近代以来中国佛学界讨论《起信论》思想问题的方式来对此问题进行论述,或许这样更可以让不同语言写作的学者进行对话。

梁真谛翻译《大乘起信论》的目录学考察——《大乘起信论》翻译新考之二

近代以前,中国根本不存在对《大乘起信论》的真正的"怀疑",备受学者所重视的隋代法经《众经目录》将其列入"疑惑"部,"可疑"的是译者,而不是论本身。费长房所记"太清四年"是近代认定《起信论》并非真谛译籍的关键"证据"。在一般的中国历史纪年表中太清年号只有3年,但《梁书》等史籍中赫然记载了太清四年继续使用的缘由。道宣照抄费长房的记载,但所用"同四年"在现行本中多了"大"字。这很大可能是传抄所误。真谛弟子中,曾经存在过曹毗撰《真谛三藏历》《真谛三藏传》、智敫撰集《真谛三藏翻译历》、僧宗撰《真谛三藏行状》三种真谛翻译记录或传记。费长房对真谛翻译的记录是依据曹毗所撰《真谛三藏历》《真谛三藏传》而作出的。从现有的证据看,曹毗所撰更全面些。综合考虑,费长房记载的太清四年(550)真谛翻译《大乘起信论》有充分依据,所有质疑都是站不住脚的。

净影寺慧远著述考

净影寺慧远被中国古代佛教界尊为“隋代三大师”之一，著作宏富，影响深广。本文在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全面考察了慧远的著作，首次考定《敦煌宝藏》所载Ｐ．２１４１号写本残卷乃是其传本《地持论义记》的一部分；更为细密地论证了其《大乘起信论义疏》的真实性；具体地推定了慧远首次著述的时间和《大般涅■经义记》的成书情况；同时亦简要论述了慧远对智■、吉藏、元晓、智俨、法藏等重要佛学家的影响。对于慧远的研究，这都是切实的推进。

《大乘起信论》证伪与支那内学院的学术志趣变迁

近代佛教复兴代表人物杨仁山先生创立金陵刻经处,一方面刻印经书,一方面培养人才,其学术志趣是兼顾各宗而归于净土。由于人生转折的契机在于阅读《大乘起信论》,故极其推崇此部著作。而接班人欧阳竟无则偏好有宗,并不惜余力地证明《大乘起信论》是伪作,引发了教界、学界的争鸣,也改变了内学院办学的志趣。其中原委大致与当时中日学界的讨论形势以及个人名利心相关。

7～9世纪《大乘起信论》在新罗的传播

通过考察7至9世纪新罗僧人对《大乘起信论》的注疏和引用情况,发现《大乘起信论》传入新罗后,为佛教界所广泛接受,不少僧人都对其进行注疏和引用,不限于一宗一派。其中最为重视《大乘起信论》的就是元晓。遗憾的是,由于包括若干《大乘起信论》的注疏在内的新罗佛教著作佚失,所以无法充分反映出当时《大乘起信论》的流传全貌。

《大乘起信论》“本觉自证”理路的建构

《大乘起信论》的"一心二门"理论,集中体现了中国佛教的本觉自证与内在超越向度。从佛教中国化的理论发展来看,《大乘起信论》极大地提高了众生成佛的主体性维度,其在中国佛教人本化历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里程碑作用。《大乘起信论》树立"体用不二"的心体本体论,统一了体和用,以及染与净、觉和不觉。《大乘起信论》提出了"真如缘起"与"真如本觉"的新思想,在这一理论架构中,真如能够以内在的本觉智性自我觉悟,通过真如熏习的内在机制与本觉自证的修行实践,从而回归清净本心。

《大乘起信论》铃木大拙译本研究

1900年,铃木大拙以唐代实叉难陀的新译本《大乘起信论》为蓝本,将其从汉语转译成英文。译本将中国佛教大乘思想系统译介给西方,引起学界关注。文化层面上,铃木译本契合了当时的比较宗教学理路以及西方对理性主义进行反思的浪潮。文本策略方面,译文在"自我"与"他者"间达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助推了译本的成功。铃木本人方面,译本成功的深层原因要归于其文化自觉——体现为宗教冲动和对东西方文化的体认两方面。

传播学视域下的信仰危机及其消解

信仰离不开传播,人在信仰传播中不断获得自我觉醒,旧的信仰动摇、新的信仰萌发,信仰危机便会发生。信仰传播是信仰危机发生的外部推动力,也是信仰危机得以消解的必然途径。运用大众媒介、新媒体、教育督导、党员言行榜样及宗教等传播途径,强化社会信仰向个人信仰的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效果,促进信仰危机正向发展直至消解。

解读佛的教育

佛学是教人了知世界和人生,以及教人道德建设和精神修养的一门学问,它对于人的道德建设和精神修养是有积极作用的。佛学的世界观和科学是一致的,佛学的人生观是乐观向上的,佛学着重研讨心,科学着重研讨物,佛学与科学是相辅相成的。

论“一心二门”作为《宗镜录》之理论架构

《宗镜录》是隋唐佛教集大成之作,卷帙浩繁,如何从总体上疏解、诠释,学界缺乏研究。学者认为,《宗镜录》以“一心二门”为理论架构,但为何以“一心二门”为理论架构,其内涵何在,以及《宗镜录》思想旨趣、特色、架构方式等方面问题,学界均缺乏进一步探索。本文立足于以上问题,对《宗镜录》与“一心二门”关系予以剖析,试图厘清《宗镜录》思想脉络,诠发其以教补禅、融合宗教的理论旨趣,一心为宗、圆融会通的思想特色,“一心二门”的架构方式。同时,揭示永明延寿以“一心二门”为基础会通禅教的历史原因,并在禅宗空疏、诸教“冰炭”、禅教互斥等问题交织的理论背景下,考察延寿以“一心二门”为架构撰著《宗镜录》的现实动因。“一心二门”对于《宗镜录》而言,内涵丰富,业已超出《大乘起信论》的原始文本意义,应从中国佛教哲学的理论中介和佛教思维方法论层面予以诠释与揭橥。

“说话”要“到底”——《新的信念》中的女性觉醒及其历史语境

丁玲写于1939年春的《新的信念》既是她奔赴延安后言说革命女性的起点,也是她在延安初期写作的一系列通告报告、战地速写中凸显出来的特具文学性的叙事作品。在同时期的批评中,《新的信念》中老太婆政治性觉醒的发生这一核心情节,或被批评为"不够圆润",或被看作有意义的革命浪漫主义,这两种批评其实都指向了老太婆觉醒的突然性,但在笔者看来,丁玲欲表达的这种觉醒并非突然发生,而是有其内在发展逻辑和现实对应性。本文抓住文本中反复出现的"说话"与在结尾处出现的"到底"两个关键词进一步理解小说中人物的塑造,结合丁玲之前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工作经历,以及与其写作同期发生的延安马列学院的学习活动,并联系延安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情境,对《新的信念》进行重读。

《大乘起信论》在净影慧远思想体系中的基础地位

净影慧远实际上是依《大乘起信论》为基础成立整个理论体系的。《起信论》对慧远思想体系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其一心二门的理论框架,以及建立在真(真如)妄(无明)熏习理论基础上的缘起论以及修行理论。《起信论》对慧远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慧远的心识体系实质上基于《起信论》的思想而成立;他把《起信论》的如来藏缘起学说成功转换为体用论的形式,其实质是本论的真妄互熏思想。慧远所说法佛性、报佛性、应佛性三种佛性对应于《起信论》中法、报、应三种佛身。他以具有如来藏特色的真识心为根本,以《起信论》真如熏习无明缘起净法的思想为基础,成立了由法、报二种佛性熏习而生起净法不断,并最终成就性净、方便二种涅槃的修行理论。

论唐君毅、牟宗三对《起信论》之不同诠释

《大乘起信论》是佛教中国化的标志性论典,唐君毅、牟宗三对其作了不同诠释。通过真伪、真如生灭、判教与思想合理性等方面的对比可见,二者在某些具体细节理解上具有相似点;其不同诠释及判教差异,源于对'真如缘起'理解不同,导致产生不同归趣。唐君毅倾向华严,牟宗三倾向天台,形成两种诠释路径。在哲学范畴比较方面,牟宗三更以'一心开二门'沟通康德哲学,试图将'设准'转为'呈现',将'理论形上学'转为'实践形上学'或'道德形上学'。

菩萨道与上帝国——李提摩太与《大乘起信论》的耶化诠释

李提摩太是近代中西交流的关键人物之一,他将大乘佛教视作“亚洲福音”,在“社会关怀”的背景下对佛教进行了深入研究。李提摩太在翻译佛教经典《起信论》时,结合基督教的基督论、拯救论等神学思想进行了耶化翻译,但其也受到大乘佛教菩萨道等思想的启发思索基督教神学,借佛释耶。李提摩太对《起信论》的耶化翻译引发了诸多争议,并在《教务杂志》中有所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