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以来澳门高校人才政策的调适与启示

高校是高层次人才集聚和培养的重要平台。回归以来,中国澳门高等教育实现了有序快速发展,高校人才队伍总量持续增加,集聚效应开始显现,这主要得益于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通过教育政策和人才政策的双重政策调适,正面引导和优化配置高校人才发展,实现了中国澳门高等教育从自由发展到目标牵引的转型,中国澳门人才政策从封闭保守向自信开放的转型。内地高校人才队伍建设中,可提供具有竞争力的薪资水平及适度的福利待遇,切实提升高校人才治理水平,严格控制人才认定标准和程序,强化企业的社会公共责任;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中可进一步增强高校高层次人才引进力度和提高人才获得感和幸福感。

澳门地区非高等教育的政策价值分析——基于《澳门特别行政区非高等教育中长期规划(2021-2030)》的政策文本

《澳门特别行政区非高等教育中长期规划(2021—2030)》作为澳门地区非高等教育领域的规划性、纲领性文件,勾勒了澳门地区十载非高等教育发展的蓝图,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从其政策价值的三个基本向度,即价值选择、合法性和有效性分析发现,该规划体现了凸显人的发展、关照本土社会及爱国爱澳三个层面的价值选择;通过民主参与的程序和问题导向的策略获得合法性;同时因措施和目标契合度高、目标措施具有柔性与可行性特征而获得有效性,但仍有改进空间。在此规划背景下,澳门地区非高等教育发展仍有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包括在澳内地劳务人员子女的教育问题,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教育发展规划的参与问题及“爱国爱澳”教育的评估等。

提升大学生对失智症认知度和友善度教育方案的设计与实践

目的设计提升大学生对失智症认知度和友善度教育方案,并探讨其应用效果。方法通过文献分析法设计提升大学生对失智症认知度和友善度教育方案。2022年11月4日—2022年12月16日,基于中国澳门镜湖护理学院本科生“解决问题,促进健康”项目,对就读于中国澳门高等院校的30名大学生进行为期6周共计12 h的干预。比较干预前后大学生失智症知识、对失智症患者及其照护态度及帮助疑似失智症患者的意愿水平。结果干预后大学生失智症知识得分为(31.23±7.60)分,高于干预前的(25.17±7.81)分(P<0.001);对失智症患者及其照护态度得分为(29.47±5.51)分,与干预前的(29.83±4.39)分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610);帮助疑似失智症患者的意愿得分为4(4,4)分,高于干预前的4(3,4)分(P=0.026)。结论提升大学生对失智症认知度和友善度教育方案的运用能够有效提升大学生失智症知识及帮助疑似失智症患者的意愿水平。

澳门地区数字政府建设的法治化路径

数字法治政府建设面临如何进行的路径难题。澳门特别行政区20余年间数字政府建设的法治经验可形成三重逻辑:一是有法可依的规则之治是给予数字政府建设正当性依据的基石,二是权利保障的价值选择是数字政府权力运作的边界,三是公开透明的理由之治是数字政府建设的机制保障。未来澳门地区数字政府建设的法治化期待,体现为深度与广度的拓展以及区域合作的变革。因此,在坚持既有法治路径的基础上,需进一步完善跨域合作制度。这亦为内地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带来新机遇。

《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美国涉港经济政策探析

伴随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美国对中国香港事务的干涉力度明显加大。本文概述了自《香港国安法》出台以来美国涉港经济政策调整的历史基础、具体举措及其对美国在港经济利益的影响,并从美国驻港公司的视角对中国香港营商环境恶化与否作出评估。本文经研究发现,现阶段美国涉港政策调整对美国与中国香港之间的经贸互动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冲击,这主要表现为美国驻港公司地区总部数量下跌、美国对港出口规模小幅下降以及美国对港投资波动加剧。但是,港美双方的经济联系仍然较为紧密。美国驻港公司围绕政治风险、营商主要挑战以及公司经营策略方面展现出的立场和实际行动表明,中国香港的营商环境依旧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和吸引力,为包括美国公司在内的海外投资者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上述研究发现不仅有助于理解中国香港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背景下所展现出的经济韧性,也能有效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香港经济地位和未来发展前景的担忧。

澳门地区校外补习社:治理体系、特点和经验

我国澳门地区中小学生在学校规定基准下,因无法达标而被迫留级的情况并不罕见。为避免在未来的升学竞争中被过早淘汰,澳门地区学生从学前开始就被家长送到校外补习,校外补习社因而迅速发展壮大。20多年来,澳门特别行政区在校外补习社治理方面进行积极探索,相继颁布一系列法律法规,将校外补习社纳入政府监管范畴,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治理体系。我国澳门地区校外补习社治理呈现出治理手段法治为先、治理格局一主多辅、治理范围与时俱进的特点。其治理经验可概括为政府主导是有效治理的力量保障,问题导向是提质增效的方向保障,刚柔并济是完善治理的关键密钥,社会参与是加强治理的有效手段。

表达自由的理念与限度——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国旗案与美国最高法院焚烧国旗案比较研究

表达自由权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所确认的公民基本权利之一。该权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司法实践中表现出与美国宪法上的表达自由权很强的可比性: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所秉承的表达自由基本理论以及所适用的法律解释方法和司法审查标准等都极为相似;与此同时,在个案处理上,两个法院又结合各自不同的社会背景保持了必要的差异性。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在基本法的框架下已经初步形成了比较鲜明和稳固的表达自由权的法理。

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以澳门“一国两制”实施为视角

澳门特别行政区实施"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经验启示:第一,要全面准确地理解"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第二,要坚定不移地实施"一国两制"和《基本法》。要做到全面准确理解,首先要系统地掌握理论;其次要向普罗大众普及理论,用理论指导实践。要做到坚定不移地实施,首先要通过立法将《基本法》的规定具体化程序化;其次通过司法解释和判决将《基本法》的规定细则化可操作。只有做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才能保障"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正确实施。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的法理逻辑及其展开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23条具有授权规范和义务规范的双重性质,不能从自治条款视角作过当的解读。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23条性质的科学定位是理解和诠释全国人大“5.28”决定之正当性的前提基础,二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及制度性展开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据以生成的法理基础。全国性法律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施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的逻辑前提,由全国人大“5.28”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6.30”决定完成的确定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布实施的方式和程序具有正当性。《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的制定和实施较为妥当地处理和解决了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及香港地区其他相关法律之间的关系,具有法理逻辑上的正当性。未列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的我国《刑事诉讼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施具有正当性,我国《国家安全法》不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

论香港基本法审查权及其界限

香港基本法及澳门基本法是由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同时依据两个基本法的明确规定,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澳门特别行政区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为了保证这一地位,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据基本法的规定有权审查两个特别行政区原有的法律及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是否符合基本法。两个基本法虽然未明确规定特别行政区法院对特别行政区原有的法律及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是否具有审查权,但依据两个基本法关于基本法解释权的规定,可以推定也应当具有审查权。同时,香港地区属于英美法系,其所有的法院均具有审查权是毫无疑义的;澳门地区属于大陆法系,其所有的法院均具有审查权,易造成不同法院之间对相同法律的合基本法性上的差异,需要根据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法律特点,将违反基本法的判断权集中于终审法院。审查机关在对特别行政区法律进行审查时,其审查的依据应当是基本法的正文及附件,而不能单独依据基本法的序言及宪法进行审查。法院在对特别行政区法律进行审查时,必然要受到其所获得的基本法解释权授权限度的限制,且还要受到法院作为司法机关所应遵循的司法原则的限制。

论特别权力关系

特别权力关系理论排斥法律保留原则、否定司法审查,有侵犯人权、蔑视人性尊严之弊端,应予以彻底检讨与反思;要修正与抛弃不合时宜的落后理论,以维护人性尊严,保障基本权利,实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

澳门宪制发展与行政主导制的完善

澳门回归后,行政长官广泛运用行政法规制定权,推行政府政策,立法权弱化,甚至出现行政控制立法的情形。为抑制行政扩权,澳门法院在多宗案件中对行政法规合法性进行审查,澳门立法会制定《关于订定内部规范的法律制度》的法律,但均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行政扩权的问题,澳门行政主导制在实践中仍面临变数。依据澳门基本法的规定,建立议员与政府合作提案机制,改造法官评议会,是进一步完善澳门行政主导制的必要之举。

论内地与澳门区域合作法律障碍及其解决机制

内地与澳门的区域合作是一个不断克服法律障碍和推动法律融合的过程。在本地化的背景下,澳门法律体系与内地法律体系有着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中的一些因素对于内地与澳门的区域合作产生阻滞作用,具体表现为两地法律体系之间的"不一致"。克服此种"不一致",是解决内地与澳门区域合作法律障碍的基本方法。为此,可以建立两地的政府间合作机制、内地与澳门的区际私法和两地社团合作机制。

澳门“一国两制”的主要实践

澳门自回归以来,民主政治稳步推进,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民生社会福利不断提升。澳门取得的成就得益于"一国两制"制度。澳门基本法是澳门确立特别行政区制度的基石。中央依法直接行使管治权,澳门特别行政区依法实行高度自治。中央政府释放制度红利促进澳门发展;同时澳门同胞积极拥护"一国两制",注重产业引领,用足、用好中央惠澳政策,形成双向互动的循环机制。在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建设背景下,澳门将获得经济、社会、民生发展的新动能。

论特别行政区宪制基础的变迁及其意义

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和澳门行使主权,其根本标志是香港和澳门的宪制基础发生了性质上的转变,并由此形成了全新的宪制秩序。在香港和澳门回归前后的一段时间内,比较流行的看法是:《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分别构成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新的宪制基础。为了克服这种认识的片面性,强调《宪法》的重要性,"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这一命题应运而生,并得到中央的确认,也获得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宪法》与《基本法》存在效力上的位阶差异,《基本法》依据《宪法》而制定,在"共同构成"中两者并不是平行地、混合地发挥作用,《宪法》在其中发挥着根本性、决定性的作用。在这一命题之下,明确《宪法》是特别行政区的根本宪制基础,阐发《宪法》根本性、独特性的作用,对于丰富这一命题的内容、增强这一命题的说服力,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显著优势及其完善和发展——以“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区的实践为视角

从香港回归之日起,宪法和香港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是"一国两制"方针法律化的集中体现,也是"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核心。"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显著优势,是"一国两制"伟大构想从提出到付诸实践的经验升华和成就凝结。随着"一国两制"的深入实践,也会遇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为处理和应对这些新问题,维护特区长期繁荣稳定,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一国两制"制度体系也在不断完善和发展。

论我国刑事保护性管辖权中的国家安全问题

保护性管辖权是国家行使刑事管辖权的重要表现形式,我国《刑法》通过设定3年最低刑期与双重犯罪原则这两个限制性条件,明确了保护性管辖权的适用规则,从而为我国维护国家安全提供了一定的法律指引。国家安全是一国的首要利益,有效维护国家安全是国家得以安身立命的根本保障,故在行使保护性管辖权以维护国家安全时,应当树立绝对保护的坚定立场。我国现有法律关于保护性管辖权的规定存在一定的适用困境,完善保护性管辖权对于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有必要完善我国保护性管辖权的现行法规定,从而为更加切实有效地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奠定法律基础,并且有必要不断贯彻与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

香港及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合宪性司法审查与比例原则适用之比较研究

回归之后,港澳特区法院均进行了合宪性司法审查的实践,然而,港澳特区法院各自通过其"司法构建"使香港、澳门在事实上产生出两种不同的宪制秩序。本文检视香港、澳门在回归前后的成文宪制文件和不成文宪制性规范及其发展,比较两者的异同,特别是两地法院的合宪性司法审查权力的来源,以及法院在审查对权利所施加的限制时适用的比例原则。其后指出,港澳特区在这方面的差异主要是由于两者不成文宪制性规范的差异造成,而两地不成文宪制性规范之间的差异主要是因为港澳的法律传统不同,以及港澳特区司法精英的价值取向及其作出的选择不同。

中国共产党港澳政策发展历程及演进逻辑

中国共产党对香港、澳门在每一段历史时期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都认识深刻、判断准确,根据不同时期的历史条件和国家面临的形势任务,分别提出和制定了相应的港澳政策。新中国成立后,“暂不收回,维持现状”的港澳政策,架起新中国与世界联系的“桥梁”,利用港澳的独特条件和经济地位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60年代,“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八字方针,明确了在条件成熟时,采用“谈判和平解决”港澳问题,充分发挥港澳为国家经济建设和外交战略服务的独特优势;80年代,“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政策,为和平解决祖国统一问题开辟了切实可行的道路。随着港澳的顺利回归,“一国两制”伟大构想成为现实。党的十八大以来,“一国两制”事业进入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港澳政策发展具有内在逻辑性,它充分促进了港澳在不同时期发挥独特作用,始终适应国际斗争环境和国家外交战略考量,体现出鲜明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并朝着法律化、制度化和体系化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