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耆夜》《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文本性质探论

清华简《耆夜》《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皆以组诗的形式呈现,组诗前有一段关于作者或作诗背景的文字,其中有一些音乐术语,三篇竹书具有诗、书、乐三方面的特色,可能与《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乐家文献中的《雅歌诗》为一类,同为先秦乐家记录乐辞的文献。春秋时期诗、乐分途,诗家主要用“三百篇”文本,而乐家所用的诗文本不仅包括《诗三百》中的诗篇,可能有一些编《诗》未选的早期诗歌,还有一些春秋晚期和战国的新作。

再读清华简《周公之琴舞》

清华简《周公之琴舞》有诗十篇,其中九篇为佚诗,只有题作成王作的第一篇见于传世本《诗经·周颂》之《敬之》,但文字也有出入。通过对传世本《敬之》古代注疏中有关资料的分析,可以推测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的作期大致为周公致政、成王嗣位期间,其性质则为周公及群臣向成王进戒与成王自儆之诗。

简论周公思想及其对先秦儒家的影响

周公作为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位先哲 ,其思想确有独到之处 ,概要言之 ,即是顺天应时、适宜兴替的变革思想 ;借鉴历史、推陈出新的创造思想 ;深谋远虑、防患未然的忧患思想 ;一统天下、井然有序的管理思想 ;公而忘私、身体力行的楷模思想。这些思想不但在殷周社会转型之际发挥了积极作用 ,并对先秦儒家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

周公旦为鲁国始封之君说

谁是鲁国的始封之君 ,周公旦抑或其子伯禽 ?自古至今聚讼未决。今天的学者多主“伯禽封鲁”说 ,其主要依据为《鲁颂·宫》与《左传》定公四年所载的两条材料 ,但这两条材料明显有可疑之处。“伯禽封鲁”说之所以影响大 ,盖由崔述的鼓荡所致 ,然而崔氏的考证远非一贯正确。《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说“鲁”是“文之昭”,这是一条铁证 ,证明了周公旦是鲁国的始封之君。历史上 ,周公旦曾两次封于鲁。但由于他是武王、成王两代人的助手 ,所以两次受封均不曾就国 ,而是由其长子伯禽代就封 ,故有“伯禽封鲁”

也谈《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孔子删诗”问题——兼与谢炳军博士商榷

谢炳军以"王官删诗"否认"孔子删诗",以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不是《诗》之"逸诗"为由否认《周公之琴舞》可作"孔子删诗"说的证据,这两个否认理由都不充分。王官删诗与孔子删诗时代不同,编辑思想不同,各有其政治、历史、文献背景,各有其用,二者并不矛盾。对出土文献中"逸诗"或《诗》本的发掘是解决孔子删诗是否将《诗》由"三千"删至"三百"的有效途径。《清华简·周公之琴舞》被认为是《诗》之"逸诗"是有道理的,它具备为孔子删取的可能性。

清华简《周公之琴舞》新解

清华简《周公之琴舞》隶属雅舞之庙祭乐,为成王朝的史官、乐官及鲁公为祭祀周公而作。“琴舞”之称与祭祀周公时为季夏、古乐八音与四时八风的对应密切相关。禘祭大乐由“降神”和“正乐”两部分组成,庙祭乐舞“迎神”所奏曲、辞皆同,以及“九成”乐章声调系统的具体应用,为正确解读《周公之琴舞》前后两部分内容提供了文献依据。“降神”“皆不过金奏升歌一二节”,则说明了“元纳启”四句歌辞的完整性,该部分出现的“琴舞九絉”是指配合大祝、鲁公及众助祭者九献之礼所作的九成乐曲演奏,词同“升歌”。“正乐”部分的“九启”“九乱”亦合而为“琴舞九絉”,其所对应者为祭祀人鬼所特具的《九德之歌》《九韶之舞》。

先秦思想总结视域下的周公形象——论《吕氏春秋》对周公的评论

《吕氏春秋》是吕不韦招集宾客而编写的著作,也是混杂综合学风的代表。其“贵公”篇继承先秦“公天下”思想,把周公当作“公天下”的典范,对其推崇备至;“当染”篇与《墨子·所染》篇相同,称赞周公对武王王业起重要作用,应是武王的导师;“尊师”篇进一步确定周公是武王之师;“古乐”篇说周公创作《诗》及歌舞,是音乐家、舞蹈家;“观世”篇说周公提出“惟贤者必与贤于己者处”说,意要在德行、学问上不断提升,就要跟比自己高明贤能的相处,向他们学习;“重言”篇称赞周公善于言说,重视天子言行一致及其作用;“精谕”篇进一步指出周公极善于言听,以无言处明其意;“长利”篇说周公不选地势险阻之地为封国,“公天下”有其深谋远虑。

清华简《周公之琴舞》释读管见

清华简《周公之琴舞》只有"周公作多士敬毖"和"成王作敬毖"是"序"语,两"琴舞九絉"当各自归下文,连"元入启曰"读。《周公之琴舞》之诗篇与《周颂·敬之》是根据同一底本而创作的不同版本,而不是同一创作版本的不同流传。楚人在据周公、成王原有的言辞创作诗歌时,必然会带上楚国诗歌的特点,这就是《周公之琴舞》的来源,也是它与《周颂·敬之》之异同的根源。

论安丙发动联夏攻金的“秦巩之役”

联夏攻金的“秦巩之役”是嘉定年间安丙发动的影响宋金夏三国时局的重大事件。安丙决策发动此役本身是正确的,其失败原因主要是宋、夏各怀目的和宋方蜀口将帅对发动此役意见分歧。

先秦时期周公形象的演变

周公的形象在先秦时期可分为就青铜器铭文、史书类文献和子书类文献三个角度进行考察,不同类型文献有着不同的著述特点。周公形象也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演变,并被后来的诸子进行各种各样的演绎和利用,呈现出复杂的面貌。周公从历史事件的形象逐渐演变为圣人,乃至代表传统伦理道德的符号,其形象经过后世诸子不断的演绎变得日益抽象。形象不断变化的背后则是不同的书写目的和诸子不同的价值判断。

《诗经》的结集及其对《周公之琴舞·敬之》的选编——答徐正英先生

徐正英先生认为今本《诗经》仅存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中《敬之》一章恰恰为孔子后来曾经删诗提供了新的实证。然而从诗教传统及诗集的流播状态,略可判断《诗经》并非是孔子所删定,而从王官对《诗经》文本的结集及修订的情况来看,作为诗歌选集的《诗经》之诗亦并非为孔子所选录。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仅《敬之》一章入选《诗经》,此与诗歌选集的书写载体的形制关系密切,也与西周前期沿袭了殷代颂铭类文本短小的体制相关联,即出于统一颂诗风格的需要而仅录组诗中的一章。《诗经》之诗的选编是代表官学正统的行为,体现着王官务实、简易而不尚繁文缛节的学风。王官在编定《诗经》之时,改造《周公之琴舞·敬之》的归趣,使之彰显编者之意,从此意义而言其已是一篇"新诗"。《诗经》文本与《乐》文本并非等同关系,未全部入选的《周公之琴舞》组诗入选《乐》文本或被乐官所保藏。

再论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孔子删诗”——历时性与共时性双重视域下的《诗》本生成

"诗"在先秦历经"寺人之言""持人性情""抒情言志"等内涵变迁,司马迁所言"古者诗三千余篇"与孔子所言"诗三百"在内涵与外延上有一定差异。在《诗》的历时性流传与结集过程中,分离于乐官系统之外的国子教育已将其经典化为不同于歌、谣、谚且具有儆诫内涵的"德义之府"。周王官及大师对贵族诗作及采献之诗加以修正,包括韵律审定、语言雅化、内容改造等,形成了统一文本及各诸侯国之间赋诗应答的文化基础。孔子之前,不仅学在官府,典籍亦为史官专有,孔子不具"删诗"之客观条件,孔子对周文化极为推崇,也不具对《周颂》十去其九的主观意图。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组诗非孔子"删诗"之证,孔子仅校勘整理了通行《诗》本并据此授徒讲学,因此孔子"选诗"这一表达更为恰当。"孔子删诗"说的形成缘于汉儒对孔子文化地位的认同心理与自身传承经典文化的使命感。

清华简《周公之琴舞》文本新探

清华简《周公之琴舞》抄录于战国中晚期,部分章节可与今本《周颂·敬之》对读,对于了解先秦礼乐制度有重要作用。《周公之琴舞》中保留乐舞术语“启”与“乱”,今从其意义和关系入手,考得“启”与“乱”是标记由独唱到合唱、由击鼓到合奏和舞蹈由动至坐的变化过程。从文本来看,《周公之琴舞》的舞蹈隶属于文舞体系,补充周代舞蹈演出过程中乐舞变化的具体信息,与武舞《大武》一起,可见周代雅舞体系的面貌。《周公之琴舞》体现了歌乐舞三位一体的综合性特征,呈现为早期歌舞戏的形态。乐舞与仪式的结合限制表演的题材与方式,但其客观上程式化塑造中国戏剧的基本形态,体现了早期乐舞与戏剧此消彼长的演进历程。

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组诗的身份确认及其诗学史意义

清华简第三册《周公之琴舞》存周公毖臣诗四句、成王自儆诗九首,是题目、短序、乐章标识俱全的乐舞诗章。成王九首诗中祀祖、自儆、儆臣内容连贯,又符合古诗乐以"九"成组篇制结构,还与传世文本《诗经·周颂》多为组诗的原初形态暗合,故九首是一完整的组诗。其中第一首见于今本《诗经·周颂》的《敬之》篇,故整体为《诗经·周颂》作品无疑。由短序推知,周公四句诗原来是另九首,同属《诗经·周颂》"逸诗"。两组十七首"逸诗"的诗学史意义:一为"孔子删诗"公案的最终解决提供了新的支撑,并为其删诗"十分去九"提供了文本范例,且启示人重新理解司马迁"去其重"的含义不只指删除重复诗篇,还指删除内容相近的诗篇;二为《毛诗序》形成时代的最终解决提供了新证,说明《诗经》至迟到战国中期已有序;三是揭示了《诗经》"颂"诗有别于"风"、"雅"只唱不舞而诗乐舞三位一体的原始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