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天子传》西征地理及相关问题的若干思考

《国语·周语上》《穆天子传》有关犬戎居地及周穆王伐犬戎背景、交通路线记载的重大差异,说明《穆天子传》作者对于西周时期穆王伐犬戎的历史事件已全然不知,而完全出于凭空虚构。通过语言学、文献学等多角度分析,似乎可以推知,《山海经》的《山经》部分成书时代可能早于《穆天子传》,而《山海经》的《海经》《荒经》部分的成书年代,可能又晚于《穆天子传》。《穆天子传》西征南河以下,多附会《西次三经》地名,杂凑而成。《穆天子传》西征地名具有的模糊性与复杂性,决定了学术界对《穆天子传》西征地名的考证很难做到准确无误。学术界在对《穆天子传》西征地名考证过程中,首先应正确处理好《穆天子传》西征地名的精确与模糊的关系问题。

论近代中国的汉武帝评价问题

汉武帝统治时期的一系列政策,不但对西汉朝局走向影响极大,而且很大程度上形塑着之后中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格局。在近代变局下,人们也常从不同角度对之进行评价。近代民主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之际,时人不仅从政治治理的实际效果来评价汉武帝的得失,还十分在意剖析其种种作为是否仅为了巩固个人统治、满足一己私欲。在这个意义上,近代关于汉武帝的评价,某种程度上也体现着人们对于现实当中的为政者的评判标准与期望值。此外,伴随着新思潮的迅速普及,社会主义成为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人物思考历史与现实问题时的重要凭借,在此背景下,人们很容易基于当代立场把汉武帝时期的社会经济政策视为近代社会主义在中国古代的某种先声。当然,这种跨越古今的遥想,并不能替代对于汉武帝所作所为的具体分析。对于汉武帝的评价,堪称近代中国政治文化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

目录学视域下《穆天子传》的文本性质及分类原则

《穆天子传》在不同的目录书中所属类目不同,这与目录书具有不同的分类观念和不同的分类标准有关。清代以前,《穆天子传》被归入史部,而于史部之中,则又分入起居注类、传记类、杂传类、传录类、别史类和杂史类等多种类目之下,这反映出不同目录家从不同角度对《穆天子传》文本性质的判断,其中入起居注类看重记录“人君言行动止之事”,入传记类倾向于以人物为中心的记录方式,入别史类、杂史类是为适应目录类目演变的需要。清代《四库全书总目》中《穆天子传》归入子部小说家类,实为清代考据学风作用的结果。《穆天子传》在历代目录书中的分类演变,对于我们认识古代目录的分类思想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黄佐《广州人物传》的编纂及影响

《广州人物传》是黄佐早期的史学著述,该书记录时段为汉至明,但以宋明为主;记录广州人物164人,流寓人物22人;记录方式既有专传,也有按类区分的忠义、孝友等传。《广州人物传》的编纂颇为严谨,黄佐不仅注明出处,且注重考证。《广州人物传》的编纂主旨明确,黄佐在传中记录、表彰了一批在立德、立功、立言方面有所表见者。《广州人物传》不仅对《百越先贤志》产生了影响,而且是《广东通志》等的史源之一。《广州人物传》编纂严谨、主旨鲜明,又对后世产生了影响,《四库全书总目》对《广州人物传》之评价过于敷衍,应肯定《广州人物传》的价值。

《魏书·广平王元怀传》补疑

广平王元怀是北魏宣武皇帝的同母弟弟,他见证了洛阳政局的演变和宗室政策的转轨。这般重要的历史人物,《魏书》其本传却极简略,现今仅存一残句。校勘者历来认为此传魏收原文早已亡佚,今文乃后人增补。然若细致考查元怀与宣武帝的关系,就会发现事情绝非如此简单。元怀是孝文帝太和末年夺嫡之争的见证人和皇位潜在的有力竞争者,兄弟二人反目成仇,演绎出人间悲剧。北魏史官慑于"国史狱",对元怀事迹中涉及宫闱隐秘者加以删改讳饰,魏收修史承袭其弊,才会产生这个问题。只有联缀相关史料及出土碑志,方能粗略勾画出元怀独特的人生轨迹,并解答元怀传记严重残阙的原因。

发掘传统中药 延续中华文脉——为《本草经》中的木兰、溲疏、蜀羊泉正名

近现代植物学和中药学专著中的木兰、溲疏、蜀羊泉等,与《本草经》等古籍记载的植物(中药)名实不符。这种张冠李戴、冒名顶替,势必以假乱真,割断中华文脉,危及人民健康。笔者经长期研究和反复考证确认:《本草经》等古籍记载的木兰原植物,应为Magnolia sprengeriPamp.(今名武当木兰),溲疏即Lonicera fargesiiFranch.(今名黏毛忍冬),蜀羊泉实乃Solanum dulcamaraL.(今名欧白英)。另外,《白香山集》等记载的木莲,应为Manglietia insignis(Wall.)Bl.(今名红花木莲)。此文为这些失传已久的植物(中药)正名,旨在发掘传统中药,验证古本草的科学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史记·五帝本纪》与西汉文化的建构

《五帝本纪》是《史记》最为重要的篇目之一。它是司马迁站在汉代历史的制高点上,以高尚的人格情操、深广渊博的才识,对上古三千年历史的总结,也是史公为人类社会所构建的理想国。《五帝本纪》所包含的"大一统"、仁德与祥瑞、天下为公与禅让等观念是历史性、当下性、未来性的结合,对西汉文化的建构有着深刻的影响。

穆王西巡三千年祭

2008年是西周穆王西巡归来三千周年。本文主要回答有关此结论的三个问题:一、本文认为《穆天子传》是西周实录而非战国小说家的编造。二、本文赞同贵州大学张闻玉先生的观点,认为穆王西巡时间为公元前994——公元前993年。三、关于穆王西去昆仑山和归来的路线,本文认为不经河西走廊,更不在青海,而是在内蒙居延海至河套一线。

王家台《归藏》与《穆天子传》

1993年3月,湖北江陵王家台15号秦墓中出土了《归藏》。王家台《归藏》举世瞩目,一些学者认为它就是商易。本文根据王家台《归藏》内容多出《穆天子传》本事的事实,认定王家台《归藏》必成书于《穆天子传》之后,属战国作品。本文还进一步分析了学术史上的相关问题,以为类似王家台《归藏》的内容很可能在西晋汲冢所出书中就已经发现。

《五帝本纪》新解——基于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视角

对《五帝本纪》的研究有多种版本,但鲜有从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视角进行解读。《五帝本纪》的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八个方面:一是人力资源总体状况;二是组织岗位设置状况;三是对人力资源的教育培训开发;四是人员招聘与选拔任用;五是绩效考评与奖惩;六是品级俸禄与福利状况;七是人事监察与监督;八是社会保障状况。因此,《五帝本纪》蕴含着丰富的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思想,通过追寻我们的祖先在人类早期留下的关于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经验,对拓宽《五帝本纪》的研究思路、反思当下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行为和实践、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提升人力资源管理竞争优势大有裨益。

论《穆天子传》的史料价值

因为对《穆天子传》成书年代及真伪的不同看法 ,该书的史料价值从明清以来便颇有争议。近代学者中 ,顾实以历法立论 ,认为《穆天子传》用周正 ,自当为周书 ;顾颉刚以战国形势和中西交通立论 ,认为该书成于战国。以北方气候的实际情况而言 ,顾实持论极为坚实。顾颉刚对战国中西交通的推论则与事实不符。借助传统文献与金文研究成果 ,可知战国说者对《穆天子传》为西周文献的几处主要质疑均不能成立。历法之外 ,《穆天子传》中“毛班”见于铭文 ;“穆满”为美称亦有金文可确证 ;《穆天子传》中称穆王为“天子”,更与《诗经》《逸周书》及众多彝器铭文相合。因此 ,《穆天子传》为西周文献 ,具有极高史料价值 ,是无可怀疑的。

《穆天子传》研究述论

《穆天子传》是一部颇为珍贵的历史地理文献与优秀的文学作品。清代以前的学者主要对其进行了文字校注和诠释工作 ,由于学术界对其价值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有关《穆传》的研究工作尚未全面展开。民国时期 ,《穆传》研究工作进入一个新阶段 ,一些学者的研究方法已较为科学 ,在史料分析与理论概括方面均有所建树 ,但由于受中国文化西来说的影响 ,有的学者对《穆传》的研究也存在诸多方法和理论上的缺陷。建国后 ,《穆传》研究工作全面走向深入 ,研究视野日渐开阔 ,多学科交叉的综合研究与比较研究方法的运用 ,使得《穆传》

附魅、祛魅和返魅:昙阳子传记形象的历史演变——从王世贞《昙阳大师传》说去

昙阳子形象建构是一场文化权利的争夺。王世贞、王锡爵以昙阳子种种灵异事件为契机,意图通过昙阳子信仰体系的建构以维系他们日益下降的世俗地位,为此展开了对昙阳子的一系列"附魅"活动。二王氏的政敌张居正、徐学谟等力图破坏他们对这一新信仰体系的建构,以消除二王氏的社会影响,为此对昙阳子进行了一系列"祛魅"举措。在昙阳子两种形象的建构过程中,激烈的文化权利之争随着世俗权利的强行介入而暂时消歇,然而附着在昙阳子形象上的文化意义却在历史空间中不断流动,"附魅"与"祛魅"彼此纠缠在一起,同时因权利场域之外的第三者或属于另外场域的民间出于探求本相之目的而赋予昙阳子"返魅"意义,从而使昙阳子形象的建构愈显复杂。

“西游”的文化范式及其转换——从《穆天子传》到《西游记》

《穆天子传》所讲叙的穆王西游故事,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巡狩、封禅,也不是寻常的旅游、探险,是西周帝王对华夏版图以西的西部所特有的神玉源头的一种朝圣之旅。这种西游范式,铸就了佛教传入中国以前华夏本土神话与宗教信念之中最重要的源头地区是充满美玉的西部神山。自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发源的印度古国取代先秦神话的昆仑,成为建构新的西方想象的范型。《西游记》在此转换中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

秦简《归藏》与汲冢书

历史上确曾存在殷易《归藏》,汲冢书面世之前汉晋学者已见到过《归藏》。亲身参加整理汲冢书的荀勖于《中经新簿》中另著录《归藏》13卷,可见当时确已另有与汲冢书之《易繇阴阳卦》不是一种书的《归藏》存在。时人郭璞注《穆天子传》诸书所称引的《归藏》,当即晋中经所藏之《归藏》。以为王家台秦简《归藏》即《易繇阴阳卦》或以为秦简《归藏》内容本事多出《穆天子传》的看法都是不符合实际的。

汲冢争讼与流失简真伪之辨

《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汲冢竹书出土以来,长期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然迄今为止,汲冢书出土的年代、汲冢墓主及位置等若干关键性问题,仍存在着诸多无法破解的谜团。在材料并不具备、信息并不完整、证据并不充分的情况下,总体上先入为主地判定汲冢为战国晚期墓葬,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包括《穆天子传》《竹书纪年》在内的汲冢书的写定年代,则未免显得过于绝对和武断。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来历不明、出土背景不清的各种流失简陆续整理出版。这些流失简的整理出版为中国古典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新材料,同时引发了关于上博简、浙大简、清华简、北大简等流失简真伪的质疑、辨伪及若干答辩和反击。从学术史视角观察,以上论辩基本上是在学术层面展开的,但论辩的性质却颇为复杂,值得进一步深入思考。

《穆天子传》中先秦翻译史料钩沉

《穆天子传》中保存了周穆王西征的珍贵史料,其中包括翻译活动的直接记载,这对研究我国古代翻译史具有重要意义。

解析《南诏图传》背后的历史隐情

《南诏图传》现藏日本京都有邻馆,是研究南诏宗教文化历史的重要资料。目前学术界对《南诏图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画本或文字卷内容,却未曾以南诏中兴皇帝时代的史料为基础进行历史分析。因此,本文以南诏王室礼佛史料为切入点,结合中兴皇帝继位前后的史实和《南诏图传》图稿制作时的王室政治文化,探究图稿制作的历史。

钱穆若干历史观点商榷

钱穆认为中国秦代以来的古代社会在政治上实行的是虚君制或者是君主立宪制,丞相是副皇帝,御史大夫代表丞相管理和监察着皇帝。钱穆从推理及皇家片面记述文字来否认秦代以来的古代社会是君主专制社会、秦代以来的政治是专制政治。他的观点值得商榷。事实上,不论从政治权力的实际运行和制度的设计来看,还是从社会观念来看,钱穆的观点都与秦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实际不相符合。黄宗羲、顾炎武、梁启超、谭嗣同、鲁迅,以及陈独秀等前代史学家、思想家所作出的中国中古社会是专制社会的历史定论,没有理由进行翻案。

春秋及其以前舜帝传说新考

考察孔子同时或以前的人物的言论,可以看出春秋以前的舜帝传说情况,主要是:至迟在西周穆王时已有人谈论舜帝,而舜帝传说其实在周武王时已经兴盛,而且此前还隐约可考,它与舜裔的势力兴衰和世系的详略成正比关系;虞幕是有虞氏之祖,应是颛顼之后,舜帝后裔自认黄帝为高祖的铭文可作确证;舜帝已是明德圣君形象,受三代王朝尊崇,禅让说和逼篡说都未出现,但禅让说更符合传说的原貌;九疑山舜陵在春秋时已经存在,其形制为楚章华台所仿照,与《山海经》和马王堆地图相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