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周禮》“以爲民極”開展的民本思想

從《尚書》已可見禹繼承堯、舜以來傳賢的概念,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政治概念,正式開啓民本思想之先聲,也成爲後代施政規劃所取法的核心。《周禮》即借用《尚書·洪範》“建用皇極”的概念,在“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的全書宗旨中,將“以爲民極”的民本概念視爲施政者努力開創全民福祉的核心。由於以民爲本的思想,主要藉由養民、教民、治民三大方面體現之,因而本文再分别從此三大方面體現其所開展的民本思想。最後,總結《周禮》以發展民生經濟奠定王朝的根基,再以德禮之教締造講求道德的社會團體,並以“五刑”輔助治理邦國,共同促成理想社會的達成。

戴震《尚書》學著述考論——兼論其學術史意義

戴震《尚書》學研究貫穿其學術的前後期。乾隆二十二年(1757)之前是其学术研究前期,主要著作有《尚書今文古文考》、《經考》等。乾隆二十二年(1757)之後是其學術研究的後期,代表作爲《尚書義考》,其成書最早不過乾隆二十七年(1762)冬。《尚書今文古文考》簡明扼要地勾勒出漢代《尚書》今古文源流;《尚書義考》雖未成書,但其義例之謹嚴,當爲世人所重。戴震的學術研究遵循“以聲音求文字,由文字求訓詁,以訓詁求典章制度,由典章制度求義理”的學術路徑,並貫徹“以詞通道”的研經原則,垂範後世。

中国古代和谐思想的两大源头——以《易经》和《尚书》为中心的考察

《易经》和《尚书》是中国古代和谐思想的两个重要源头。阴阳是支撑《易经》哲学的两个基本概念,阴阳两个方面的和谐与平衡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关键。《易传》在解释《易经》时提出了"保合太和"的思想。《尚书》阐发了"协和万邦"、"和恒四方"的政治理想。"合和"与"和合"是两个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概念。司马迁的《史记》在《尚书》的基础上,较早提出了"合和"概念。中国传统文化中丰富的"合和"思想,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重要的文化资源。

“诗书礼乐”与“强国之术”——在早期秦文化进程中透视《秦风·蒹葭》

秦穆公自诩之“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表征了其在位中后期秦国于制度文化建设方面的重大成就,秦国因此可以跟东方传统礼乐国家平等对待。穆公之后,秦国疾速衰落,东方诸侯再一次像秦始国之时那样,视秦为夷翟。经历长期衰弱不振,秦人终于放弃“诗书礼乐”,重新专心追逐“强国之术”。《蒹葭》是上述政治和文化战略转折关头的作品,代表了秦人面临“诗书礼乐”和“强国之术”重大抉择时的迷茫、忧伤和思索。

敦煌写本P.3315所见古文考

敦煌写本P.3315《尚书释文(尧典—舜典)》系孙奭所谓"古文尚书音义",所标"古文"体例有"甲,古乙字"、"乙,古作甲"、"乙,古文作甲"三种,甲乙的"古""今"对应关系实际包含三种情况:正俗对应、篆隶对应、古文今文对应。P.3315所据作音义者为梅赜所献《古文尚书传》,从中可见梅本隶古文字的来源:梅本"古文"多与正始石经古文或《说文》正篆、古文相合,并存在根据《说文》古文偏旁更造隶古奇字的现象。除此之外,梅本"古文"显然存在另外来源,且往往与战国文字相合,密合程度甚至超过正始石经和《说文》古文,这部分古文很可能来源于《汉书》、郑玄经注等文献,即本自汉人对古文的基本认识。

“古史即诗”:《尚书》史诗因素考辨

《尚书》的早期叙事篇章以四篇《虞夏书》为代表,由上古的口传叙事史诗发展而来,虽经后世史官和诸子学派学者的不断加工修订,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早期口传叙事史诗韵散相间的巫瞽讲唱因素,具有"史诗兼诗与史,融而未划"的特征。如果去除后世添加上去的历史叙事话语,便可发现其中蕴藏一部初具规模的早期汉民族史诗的雏形,包括"虞舜史诗"和"周民族开国史诗"两部分内容。借鉴叙事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相关理论,从《尚书》文本的叙事语言和文体入手,可为解决上古汉民族史诗缺失问题提供新线索和新思路。

中国文明早期对于大范围地理距离的认知

先秦到汉代多种文献记载大地东西28000里、南北26000里,《尚书·禹贡》记载"五服"的范围"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如果采用当时的1里等于250米,则大地东西28000里、南北26000里的范围正好符合以中原为中心的欧亚大陆东-西、南-北的距离,"五服"的范围也正好符合东至海、西至流沙的范围。《山海经·海外东经》记载竖亥测量大地的结果"五亿十选(万)九千八百步",这个数字符合步行测量欧亚大陆南北距离实际需要走的步数。因此,中国文明早期在夏代建立的前后,也就是从帝尧到大禹的时代,曾经对大地进行过由东到西、由南到北的测量,向东到达中国的东海,向西到达地中海,向南到达中国的南海,向北到达北冰洋。当时测量的方法是步测,1步相当于125厘米,200步为1里,1里相当于250米。中国早期文献中反复提及"四海"的概念,正是大地测量的反映。

一个人的“当代史”——论《王蒙自传》的自传叙事及其自我形象的塑造

《王蒙自传》既是一个人的"当代史",更是当代史上的个体史与个性史。作者对"文革"史的重述,不同于一般伤痛式的叙事方式,而侧重描写其精神个性、思想性格以及价值取向逐渐成形的痛苦过程;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叙述,他关注的是思想解放潮流背后的艰难、偶然性与人的个性力量;在人文精神讨论中,他则对时代文化转型表现出一种深切的敏感和高度的警惕,其言论显示出某种超前性和孤独的意味。《王蒙自传》不但具有了一般意义上的记史的价值,同时更展示了王蒙自我形象的多维真相,展示了一个多维的复杂甚至矛盾的精神和心灵,从而达致历史的个性与个性的历史的高度耦合。

夏僎《尚书详解》立学官说辨正

朱彝尊《经义考》、《四库全书总目》、刘起釪《尚书学史》等均谓夏僎《尚书详解》在明初曾立学官。此说源于杨慎。明代很多文献都不见此说,杨慎之说不足信,当系杨慎未检核明太祖诏书原文而致误。

朱熹论孔子与《尚书》之关系

汉唐以来的学者论孔子与《尚书》之关系,其观点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其一是以为孔子编次或者删《书》为百篇,其二是以为《书序》为孔子所作,其三以为孔子以《书》教弟子。随着学术的发展,宋代学者开始对前两方面的认识发生变化。朱熹即表示了不同于前人的意见:于第一方面,至少表现出怀疑态度;于第二方面,则持否定态度。

郑玄《尚书》训诂的谶纬化

郑玄是汉学的总结性人物,其《尚书》训诂,是东汉《尚书》学之代表。郑玄《尚书》训诂,融古文、今文、谶纬于一体,是两汉《尚书》学谶纬化范围扩大的最好例证。通过郑玄,我们可以知道,古今文《尚书》学的对立并不妨碍双方对谶纬的吸收,谶纬在郑玄手中变成整合古今文《尚书》学的桥梁。

伪《尚书》的出现及考辨的历史

伪《尚书》的考辨经历了从西汉到清乾嘉时期长达近1800多年的历史。一些人出于炫名、牟利或其他目的,先后伪造了两部伪《尚书》,一部是汉成帝时东莱人张霸伪作的百二篇《尚书》,另一部是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献的《古文尚书》,共五十八篇。该书前有一篇伪造的孔安国《序》,及孔安国为《古文尚书》作的传。其次,还零散地出现一些伪篇。百二篇《尚书》当时就被确定为伪书。《泰誓》等伪篇经过马融等人的考辨,也真相大白。从北宋开始,一些学者开始怀疑梅赜所献《古文尚书》的真实性,首先发疑的是宋代的吴棫,其后朱熹不仅对其发疑而且进行了考辨,他对经书疑辨的示范作用影响深远。明代的梅鷟首次运用科学的方法对其进行了考辨,直接启迪了清初阎若璩等人作进一步全面系统的论证,最终宣示了伪《古文尚书》作伪的结论。

《尚书·洪范》与汉易卦气学

《尚书.洪范》本文中的"五行"没有生克关系;"九畴"中的"五事"、"庶征"也并非统属于"五行";汉易卦气学实际与《周易》占筮学没有多大关系,本质上更近于汉人的《洪范》学;《系辞传》中关于《洛书》与《易》卦有关的说法并不可信;作为汉人《洪范》学与《周易》学结合基础的八卦方位说与五行方位之间的矛盾,说明八卦与五行原本就是两种不相关的东西。

《中国古籍总目·经部·书类》订误

最近编纂的《中国古籍总目》完成了迄今最大规模的调查与著录,第一次将中国古籍书目著录为约二十万种。《总目》难免有一些讹误,笔者发现《总目·经部·书类》讹误十二条,缀文予以分类考辨。

《尚书》“允迪厥德”德政与屈原“美政”

作为最早“政事之纪”的历史典籍《尚书》,其“允迪厥德”的德政思想,对后世政治家、思想家治政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极大影响。战国时期楚国重臣屈原即继承发扬了《尚书》的德政思想,形成了以效法先贤、举贤授能、修明法度、关注民生为内容的“美政”思想。

论《尚书》文体的类型及其生成

有关《尚书》文体类型的认识及分类,历来存在不小的争议。其实,在此问题上,应该从三个层面加以认识:首先,就专书文体而言,《尚书》呈现记言的特征,但作为记言文献,《尚书》也存在记事的篇章。早期记言文献记言与记事并存乃是常态;其次,从《尚书》的篇章文体来看,大致有对话体、事语体,以及单纯记事篇章,这也是早期记言文献的常态;再次,《尚书》文体的特色在很大程度上还体现在篇名上,典、谟、训、诰、誓、命反复出现,这不是偶然的,因为它们均属于仪式文献,各自与特定的仪式有着紧密关联。作为礼制的外在表现,仪式具有可重复性,这种特性是造成典、谟、训、诰、誓、命这些文体反复出现在《尚书》中的根本原因。因此,只要紧紧抓住这三个层面,特别是“六体”的内涵,才能比较好地阐释《尚书》文体的生成及其类型。

班固《尚书》学研究

班固《尚书》学承师渊源颇为纷杂,但其家学当远承之班伯。班固集西汉《尚书》学以"洪范五行"察变之大成,对后世《书》教传统影响巨大。其撰《汉书·叙传》及其论纪、表、志、传之所以作,体式仿《书序》。班固推尊《尚书》为信史,曾作《典引》一篇以续《尧典》。班固所撰《汉书》称引《尚书》今古文兼采,较好地体现了东汉《书》教传统兼通的特色。

《尚书》名称源流考

作为“尚书”之名的主干,“书”字在先秦时期的指涉范围,广义上指一切书写记录的文本,而狭义上正是指《尚书》这一类的政治公文档案总集。“夏书”“商书”“周书”即夏、商、周三朝及其后代子孙保存、搜集的本国历代以君、臣训诰为主的记录档案。唐以前关于《尚书》的命名者有三种说法,即“欧阳氏先君说”“孔子说”“伏生说”,关于其名称的形成时间亦有不同说法。不断涌现的出土材料对考证《尚书》名称的含义与源流提供了重要凭证。通过对传世典籍、出土文献的考证可以推论出,《尚书》之名战国末叶已出现,汉初至汉中叶欧阳家族的《尚书》传人对这一名称之流行于世应有所助力。

略论《尚书纬》的解经特色

《尚书纬》依傍附会《尚书》经义,或置于天学观念下径取《尚书》经文加以解读、发挥,或依托经义大要而演绎造作,或对《尚书》文本词语加以训诂释义。其训解文本,特点鲜明,有着可资考察汉代《尚书》学之全貌的经学意义。因而,我们有必要视《尚书纬》为汉代《尚书》学研究的参考文献和《尚书》史讨论的必要资料。

姚舜牧《书经疑问》对《书集传》之驳正——兼论《书集传》在晚明的接受

姚舜牧《书经疑问》针对《书经大全》而作,故而书中立论多围绕蔡沈《书集传》。《书经疑问》在承认《书集传》权威地位的同时认为其解经存在不当之处,因而自出新说,或驳正或申述。比勘《书经疑问》与《书集传》,亦可从中管窥《书集传》在晚明的接受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