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王之治:商鞅的法治论及其内在逻辑

《商君书》提出了理想政治统治的法家模式,其中包含一套相对完整的古典法治论:以圣王为起点,导向君主集权制的圣王法治。在“君-官-民”三方法治结构中,法既治民又治官,也抑制君主私人意志。商鞅法治论以最低限度的道德为底线,反对礼治、德治,但并不反对德性之治。商鞅贵势审数,以重刑主义、连坐思维、奖励告奸等措施严密法制,以信赏必罚树立公信,试图以强势的可操控性实现无为之治。商鞅法治论未能从根本上实现君主无为的制度化,也就无法从制度上保证法治的可持续性。

“治国者贵下断”:《商君书》的基层民众自治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战国时期,氏族解体、贵族衰落、社会结构变迁以及频繁剧烈的战争,使得基层民众的治理成为重大问题。对此,《商君书》提出了以国家为主导,以法治为基础,以制度为保障,以乡闾精英为主体,基层民众广泛动员和参与的基层民众自治思想。国家主导下的基层民众自治,能够有效地将分散的民众抟聚在国家体制中,不仅可以提高国家对基层资源的汲取能力,提升国家实力,而且可以通过给予民众自治权,提供向上流动的社会机制,培养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巩固统治基础。如此,新型国家及其民族和文化才能在“大争之世”稳稳立足并求得进一步发展。这对于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代中国,无疑是一笔宝贵的本土性历史资源和思想财富。法治明确划定国家公权力的行使范围,让司法与行政适度分离;普法的广泛和有效,使得司法和民众可以监督行政,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保持国家的纵向权力和社会的横向自治权利之间的动态平衡。这对于解决现代基层群众自治悬空或空壳化问题,避免地方政府对基层群众自治权利的侵蚀,真正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巴黎到卡托维兹:全球气候治理中的统一和分裂

《巴黎协定》达成之后的实施细则谈判从一开始就面临各种挑战。尽管如此,卡托维兹气候大会基本完成了实施细则的磋商,通过统一规则的制定夯实了基于规则的气候治理框架,为"自下而上"的松散协定注入了更多规则绑定强制性色彩,提升了协定的法律地位。会议也见证了气候世界的分裂,包括主要缔约方立场的退化、谈判集团的分化重组、利益集团的博弈、对科学报告的分歧等,从而使关于力度的磋商没有实质进展。从巴黎到卡托维兹的谈判路程表明治理全球化、治理效率以及国家主权之间暂时存在"不可能三角"。未来的谈判应促进从规则到行动的转变。

胡瑗经学视域下的《周易》观

处在由汉唐经学向宋明理学转型过程中的胡瑗,在经学的视域下,对《周易》一经作了独到理解。依他之见,《周易》为圣者、王者通天而理天下的经典,为居首的王者之书。该经上以通天,下以贯人贯物,开显出"极天地之渊蕴,尽人事之终始"的宏大向度、根本宗旨与深厚底蕴。开示通天者有二,一为圣人,一为王。前者从生命人格意义上言,后者从拥有统御天下之大位意义上言。《易》所集中昭示的,是圣贤君子遥契超越之天而通天的整体天下意识下的应然价值自觉与使命担当。通天而高标王道,引领人生,平治天下。而圣贤君子所高标之王道,约而言之,即为一法天而正定的礼乐刑政之道。胡瑗的上述理解,既体现着汉唐礼乐文化的基本精神对于他的历史文化语境方面的内在深层影响,又昭示出士大夫层新的文化主体意识、天下平治引领性主体意识之自觉。

从《治国策》一书看塞尔柱帝国的统治制度

本文通过塞尔柱帝国两朝宰相尼扎姆·莫尔克于1091或1092年写成的《治国策》一书,分析和总结了塞尔柱帝国在中央、地方的政治和经济制度。

太平大同:理想社会的丰碑

儒家设计了理想的未来太平大同社会。太平大同理想反映了儒家的正义感、责任感、以天下为公的博大胸怀及高尚人格,反映了儒家奋争不息的追求精神。太平大同理想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内在的文化原动力。

《尚书》“允迪厥德”德政与屈原“美政”

作为最早“政事之纪”的历史典籍《尚书》,其“允迪厥德”的德政思想,对后世政治家、思想家治政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极大影响。战国时期楚国重臣屈原即继承发扬了《尚书》的德政思想,形成了以效法先贤、举贤授能、修明法度、关注民生为内容的“美政”思想。

法治思维下网约车规制的挑战与对策

2016年7月28日,国务院七部委联合出台《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为《暂行办法》),为推进国家"互联网+便捷交通"战略的实现提供了制度保障。然,囿于网约车服务业态本身的创新性与复杂性,《暂行办法》的落实仍是一个难题。鉴于此,文章认为各地在制定网约车管理细则时可以从明确网约车的定位、引导行业结构走向市场化、强调平台的法律责任和保护好网络个人信息这四方面加以省思。

《群书治要》修身治国、为政以德的德治思想探析

《群书治要》作为初唐著名谏臣魏征、虞世南等辑录前人著述以作谏书的匡政巨著,为唐太宗"治国安邦",创建"贞观之治"提供警示作用,书中包含了修身、齐家、为政、官德、用人、教育、道德、民本等修身治国之道,并富含正己修身、以德教民、仁政爱民、明德慎罚等德治思想,这些德治思想对于复兴中华文化、构筑民族中国梦,具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从《诗经》宴饮诗探周人的治国之道

西周社会是宗法封建制社会,周天子按照父权家长制的班辈来分田制禄、设官分职。为了维护宗法社会的稳定,周人改革夏礼、殷礼,形成了严密完备的周礼。《诗经》中的宴饮诗原是燕礼、乡饮酒礼等典礼上的演唱用诗,是应周礼的需要而产生的,出自西周贵族之手。因此,它既反映出西周贵族的思想意识,也揭示出周人的治国之道。

《商君书》法治思想的新时代阐释——基于良法与善治的视角

《商君书》作为战国时期法家学派的代表性论著,蕴含着丰富的法治思想。从良法和善治的现代视角,重新审视《商君书》的法治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探究如何使其思想精华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结合,达到良法和善治的有机统一,对实现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具有积极的意义。

先秦诗歌中政法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先秦诗歌所展现的敬德保民、明德慎罚、德法共治的德政思想,是周人对商朝亡国之失的总结,它开创了中国古代德法合治的先路。汉代德主刑辅理念沿袭了周初明德慎罚的策略,使德法共治走进了一个新的阶段。贞观年间沿袭了汉代的德法共治策略,使德法共治理论得到进一步完善。总之中国古代德法共治策略的实施及历史经验具有当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