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艺文志》“省《太史公》四篇”考论

《汉书·艺文志》以刘向《别录》和刘歆《七略》为本,同时又对部次增损调整。班固“省《太史公》四篇”,并将其与“淮南、刘向等《琴颂》七篇”一起从《六艺略》中删除,表明司马迁《史记》中有四篇因与《六艺略》之外的他书重复而为班固删省。综观《汉书·艺文志》的著录情况及著录体例,四篇为《礼书》《乐书》《孝武本纪》和《律书》。班固所见的《史记》传本为124篇,经其校定删省后存留120篇,但《汉书·艺文志》著录“《太史公》百三十篇”,并注明“十篇有录无书”,目的在于记录《史记》在司马迁去世后亡失十篇的事实。四篇中与他略篇籍不重复的文字,为魏晋间人补缀增入,至迟在晋宋之时,亡失的十篇已被全部补入《史记》之中。

以天统君,以儒治国——《汉书》思想史价值发覆

《汉书》是班固记载西汉帝王诸侯贵族事迹和制度典章的断代史。它取法《春秋》,在历史叙事中寄托褒贬之意,“综其行事”的同时“旁贯《五经》”,不仅是西汉思想史的实证记录,也是东汉前期史家的思想反映。《汉书》体现的史家主体思想,是“天授”与“人力”两顾,“准天地,统阴阳”而“穷人理”“缀道纲”,进而以儒道为天道治天下,达到长治久安。这在《叙传》和《艺文志》中有明确表述。《帝纪》所载西汉十二帝王行迹,均贯穿着敬天保民、以儒治国的政治思想。在具体论述中,《郊祀志》《天文志》《五行志》主“天授”,侧重记叙祭神典礼及尊天敬神的迷信思想,《食货志》《艺文志》《刑法志》及诸《表》主“人力”,侧重记录西汉保障民生、发展经济、德主刑辅、封王建侯的制度演变和思想实践。其中,《表》《序》对西汉封建制恢复与改良的完整记载与系统析论,是我们全面、准确理解封建制对于维护中央皇权利弊得失的重要依据。

《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与王沈《魏书》所载乌桓、鲜卑史料对比研究

将《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与王沈《魏书》所载乌桓、鲜卑史料进行细致对比可以发现,二者虽然有一些相同之处,但在具体细节和详略程度上仍有不少差距。因此,不能仅因成书时间即断定前者完全抄录自后者。成书于刘宋时期的《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主要参考《东观汉记》中对乌桓、鲜卑的记载,其无疑是研究汉代乌桓与鲜卑历史最重要的专传,尤其是对东汉中后期及之前乌桓、鲜卑的记载更具价值。对王沈《魏书》中所载乌桓、鲜卑史料应一分为二看待。王沈《魏书》对东汉中后期以前乌桓、鲜卑的记载史料价值较低,而与曹魏相关的乌桓、鲜卑史料则价值较高,后者也基本被陈寿《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采纳。

《史记》、《汉书》失载西南夷若干史实考辨

西汉元鼎六年,司马迁奉使巴、蜀以南,亲履今四川西昌、汉源一带,以后根据见闻在《史记》中记载了西南夷。《汉书》大量抄录《史记》相关记载并有所补充。综合汉代及稍后史籍相关零散记载,对武帝时期、昆明的迁徙活动,、昆明被西汉、滇国打败,以及武帝开通博南山道路及经营哀牢地区的史实做了细致考证,可知《史记》遗漏了发生在元鼎六年之后西南夷的若干史实,原因是事件发展过程尚未结束,司马迁对情况了解有限;而《汉书》则失载武帝中后期西南夷的若干史实,主要原因是沿袭《史记》的说法,对相关史实疏于考证。

论断代史《汉书》中的通史精神

《汉书》在体例上是断代史,而班固著书的自我期许却是横罗多重学术、纵贯古往今来,这似乎是矛盾的。其具体表现就是十二帝纪为断代史,而八表、十志则充满通史精神。八表分为三类:第一类按封爵分有六表,以《异姓诸侯王表》居首,其中的异姓诸侯王皆为项羽主持下所封,故起点早于汉之统一,已溢出断代范围。表序在内容上与《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序》颇相似,综述由封建而郡县的发展大势,可看作六表的总序。第二类为《百官公卿表》,其上篇为序,述古代官制通史;下篇则记汉代之官,行文中往往交待某官由前代某官演化而来,可看作通史背景下的断代史。第三类为《古今人表》,所列皆为汉以前人,完全出乎断代汉史之外,实有酌古鉴今之意。至于十志,则都是专门学术通史,其框架大体由损益《史记》八书而来,而以《律历志》居首更寄有深意。《律历志》的重心在历法,涉及天时与农功之关系,引而伸之,则涉及天道与人事之关系,实是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修订新版;历法的推阐本来就为古今之流提供了时间坐标,加之把刘歆以三统历与"三统"、"五德"之说相参伍而推演出的《世经》也吸收进来,便直接提供了一套完整的通史体系,这又是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修订新版!《律历志》在原则上为《汉书》十志起着总导论的作用。作为断代史的《汉书》为什么会有通史精神?一个王朝,有头有尾,而作为其存在载体的文明,则是绵延不断的。《汉书》要呈现的是西汉时期文明的有机构成,所以才有通史精神,政治史只是其划段标志而已。

传记形成与“处士”形象建构——从《后汉书·周黄徐姜申屠列传》谈起

范晔《后汉书·周黄徐姜申屠列传》经常被学者看作研究东汉“处士”的基本史料。但是此传中又保留有所谓“节士”事迹,与“处士”并不完全相同。两汉之际的“节士”,指不与王莽政权合作的士人,而“处士”则指关心政治,却回避出仕的士人。从传记形成的角度看,范晔整理先前诸家《后汉书》的相关史料,有意建构起东汉“处士”远离政治的形象,并用合传的形式将东汉“节士”向“处士”演变的过程表现出来。范晔凭此说明东汉政权如何失去自己的支持者,并表达对东汉末政治的批评。此传也成为东汉王朝从兴盛转向中衰的一个侧影。

《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考论

《汉志》小说包含先秦小说与汉代小说两种类型,先秦小说是先秦语体文献在战国时期的新发展和新样式,本质上属于语体。这两类小说反映先秦两汉时期小说演进的两种类型,同时也预示了志怪与志人小说的嬗变。《汉志》所著录小说实际上包含两个层次的意义,一是语体意义上的小说观念,一是近于现代意义上的小说观念。这两种不同的小说观念被《汉志》杂糅在一起,这不但遮蔽了先秦"小说"观念的真实面貌,同时也模糊了现代意义上小说观念的真正起源。另一方面,《汉志》有关小说的看法尽管源于对先秦小说的认知,但它所阐明的小说观念主要是围绕先秦社会采集民间议论这一现实而展开的,这意味着《汉志》的小说观念与先秦小说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

《汉书》的中古传播及其经典意义

《汉书》在中古的传播表明,中古时期,人们有一个"汉代情结"。时人对《汉书》的认识,蕴含着他们对汉帝国的历史记忆和情感认同。作为秦汉帝国制度和思想的结晶,《汉书》这一"包举一代"的新制作,其流行程度超过《史记》,并成为新经典,治道镜鉴意义之外,还在于它文字典雅和法度严整,而后者正契合了六朝隋唐的贵族文化氛围。

《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小说观念之比较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已有上百年的历史,经过几代学人的精耕细作,在小说作者、版本考证、文体与类型的探讨、文本的解读、小说史的编纂、小说理论的阐释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随着新的文献资料的发现,新的理论和方法的引进以及新的科技手段的运用,不但有新的学术领域和问题的出现,已有的学术结论也需要重新审视。本栏目将陆续推出几组论文,对小说观念、小说类型、小说批评、小说创作等问题进行深刻反思和深入探索。王齐洲教授的论文《〈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小说观念之比较》探讨了中国早期的小说观念,认为《汉志》和《隋志》虽不是文体分类,其中却有文体因子。二志都强调其所著录的小说作品提供了民情风俗和百姓对政教的意见,具有民间性、通俗性、琐碎性特点,但都没有强调故事性和虚构性,与现代小说观念颇有差异。傅承洲教授的《清代才学小说是否构成一个小说类型》对当下流行的才学小说类型概念提出了异议,认为从才学小说概念形成过程和小说类型构成要件的角度考察,《野叟曝言》、《蟫史》、《燕山外史》和《镜花缘》四部小说并不能构成一个小说类型。四部小说从内容到形式均不相同,很难归入一类。炫才是文人创作小说的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不能成为小说类型的构成要件。几位学者都对古代小说的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也许并不是定论,但定会对古代小说研究者有所启发,对古代小说与小说批评的研究有所推进。

《汉书·艺文志》著录小学类文献琐议

对《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小学类"文献进行细致考证,认为周秦时代的小学文献具有综合职能的特点;《八体六技》应是《八体》六篇,"技"为"篇"之讹;"训纂"类作品是增补性质的识字书;《别字》十三篇即《方言》十三卷的别称。

论刘向、刘歆和《汉书》之关系

本文根据古人所揭示的刘向、刘歆父子与今本《汉书》的关联为线索,从楚元王家族后人多身居"宗正"之职,以及刘辟彊、刘德之政治生涯,再联系向、歆父子参与的朝廷纷争,以观此种身份、立场所导致的,在今本《汉书》中的某些印记,从而更清晰地认识署名班固撰《汉书》其真实的成书历程。

范晔《后汉书》纪传与司马彪《续汉书》志分合考辨

今传《后汉书》作者非一人,注释于众手,在流传过程中时分时合,难免出现各种问题。在今天看来,最主要的问题有三个:一是各种版本刊刻署名或有不妥,二是后人对各部分的撰人产生误解,三是历代学者对其分合过程聚讼纷纭。因此,有必要考察《后汉书》的版本及其内容分合情况,辨讹祛疑,以求其是,避免后人再度产生误解。

《汉书》版本史考述

《汉书》因其成书年代久远,经过历代传抄翻刻,形成了复杂的版本体系。版本研究是《汉书》文献学研究的基础和重要内容,运用历史文献学的基本知识,以传统版本学的研究为基础,考述《汉书》版本源流及其相互间的承继关系,较为客观地揭示了《汉书》的版本体系,对《汉书》研究者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汉书·艺文志》篇卷问题新论

《汉书·艺文志》中著录的篇卷数是对文献外在形式特征的描述,在著录中篇卷并不混用,卷是常态,篇是特例。若文献中的每一篇均做到以一卷载之,则全书以篇计;若文献内部不分篇或虽然分篇但篇卷并不一一对应,其中或有一卷容纳多篇,或有一篇以多卷载之,或两种情况均有时,则全书以卷计。

《汉书·礼乐志》的著书内容与音乐史观

《史记·乐书》建立了中国古代官修史书的乐志体例,但给后世留下乐志范本的却是《汉书·礼乐志》。《汉书·礼乐志》是以记述宫廷雅乐的历史和歌词为主,"郑卫之音"的史实虽也有提及,但它是以一种被贬抑、被批判的地位得到记述的。《汉书·礼乐志》的音乐史观是一种雅乐音乐史观,它是西汉以来儒学文化思想在音乐史学领域中的体现,它对而后的官修史书乐志以及其他音乐史文献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先秦秦汉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存空间——以《汉书·地理志》所见

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看,虽然在《尚书·禹贡》和《史记·夏本纪》中有中华民族共同体生存空间的记述,但主要以自然地理空间为主,没有涉及政治地理空间和人文地理空间。《汉书·地理志》则为我们记述了先秦至西汉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生存发展的自然地理空间、政治地理空间、文化地理空间,甚至还第一次记述了人口数量和性别比例。所以《汉书·地理志》是一部划时代的历史地理学著作,代表了汉代地理学的最高成就,同时也开创了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先河,是研究先秦秦汉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生存发展空间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文献。

《文心雕龙》与《汉书·艺文志》渊源关系研究

《文心雕龙》之所以体大虑周,离不开"述""作"两端的卓越成就。就"述"而论,极其重视知识储备的刘勰以整理佛典为契机,继承、借鉴了《汉书·艺文志》在目录文献学上的杰出成果,提纲挈领,温故知新,运用提炼学术的手段和眼光形成创新思维,在《文心雕龙》的内在思想和外在框架上将刘向父子由重经学到重诗赋的文章学观念转变进一步落实。在这一过程中,其文章文体学、文体史学等观念亦深受《汉书·艺文志》影响。

一部非应时的古代目录学研究力作--评傅荣贤先生的《〈汉书·艺文志〉研究源流考》

《汉书·艺文志》是中国古代目录学史上最重要的目录之一,受到了历代目录学研究者的重视。然而,近两千年来,有关《汉书·艺文志》自身的研究,却付之阙如,形成一个学术空白。傅荣贤先生的《〈汉书·艺文志〉研究源流考》将古今有关《汉书·艺文志》的研究归纳为四个流派,极有见地,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给予了评论。

《汉书》文学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汉书》文学研究从古至今走过了一个漫长的历程,古代《汉书》研究历史,多为零星的评述与感悟,以简要概括与评点的方式为主,而缺乏系统研究,但总体评价较高。现代以来,特别在当代,较之《史记》文学研究的全面繁荣,《汉书》文学研究不但相对冷落得多,而且更缺乏一种整体性的宏观架构和综合研究,对《汉书》的文学评价至今仍基本在低调徘徊。扭转《汉书》文学研究状况的根本前提,是必须承认《汉书》在文学史上也应有其独立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