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秦汉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存空间——以《汉书·地理志》所见

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看,虽然在《尚书·禹贡》和《史记·夏本纪》中有中华民族共同体生存空间的记述,但主要以自然地理空间为主,没有涉及政治地理空间和人文地理空间。《汉书·地理志》则为我们记述了先秦至西汉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生存发展的自然地理空间、政治地理空间、文化地理空间,甚至还第一次记述了人口数量和性别比例。所以《汉书·地理志》是一部划时代的历史地理学著作,代表了汉代地理学的最高成就,同时也开创了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先河,是研究先秦秦汉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生存发展空间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文献。

《东观汉记》与八家“后汉书”篇目考

《东观汉记》与八家“后汉书”为东汉史研究之重要文献,然其书散逸,故其篇目亦不甚明。今就其残篇,辅以相关史料,可知:《东观汉记》篇目可考者为《世祖本纪》,《儒林》《外戚》《南单于》《西羌》四传,《公孙述载记》,《地理》《律历》《礼》《乐》《郊祀》《天文》《车服》《朝会》八志,《诸王》《王子》《功臣》《恩泽侯》《百官》五表;谢承《后汉书》与薛莹《后汉记》之篇目可考者,唯谢承《书》之《东夷列传》;司马彪《续汉书》除随范晔《后汉书》传世八志外,可考者为《光武十王传》《宗室四王三侯传》《孝明八王传》《章帝八王传》;华峤《汉后书》篇目可考者为《皇后纪》与《孝子传》;其余四家,除张璠《后汉纪》为编年体外,其篇目可考者为谢沈《后汉书》与袁山松《后汉书》之《律历》《礼仪》《祭祀》《天文》《五行》《郡国》《百官》《舆服》《艺文》九志。

谢承的《后汉书》异文考辨七则

谢承的《后汉书》是鲁迅先生在清代相关辑本的基础上增补校正而成。其广搜博览、考订严谨,但还遗存一些异文有待校正。对其中七则异文加以考辨,以利于更好地发挥其史料价值。

《史记》《汉书》之董仲舒书写析较

《史记》《汉书》皆记述董仲舒之生平及成就,《史记》将之置于《儒林列传》中,《汉书》则为之单独立传。《史记》所载稍简,共六项;《汉书》则颇详细,增减为八项,较诸《史记》,所增项目虽然有限,但篇幅则多达二十余倍。究其原因,一是《史记》《汉书》虽皆为正史,但两者由于所记起讫之年代,以及是否获得官方认可,在性质上有所不同;二是司马迁、班固两人对董仲舒之学的了解及影响程度不同。两人或导其源,或浚其流,皆对表彰董仲舒之学及其对儒学的贡献卓有功绩。

秦汉简牍算书“径田术”新探

“径田术”是秦汉简牍算书中的一种简便算法,用于计算广、纵均大于或者广、纵之一大于240步的矩形田面积.此术目前见于四种秦汉简牍算书文献,学界对“径田术”有过讨论,所得出的结论中有合理成分,但由于部分术文晦涩难懂等客观原因,这些结论还有可商榷之处.分析学界对“径田术”几种代表性观点,指出其中的合理成分和可商榷之处,在分析术文文意的基础上提出理解“径田术”的新思路.

海昏汉简《诗经》研究三题

学术界广泛认可海昏汉简《诗经》为《鲁诗》。从已经公布的部分文本内容来看,海昏汉简《诗经》符合“故”的文本特征,因此,疑为《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鲁故》。海昏汉简《诗经》目录简的编连,应符合古书正文在小题前而小题又在大题前的通例,标题简应当置于末尾而不当在前。据海昏汉简《诗经》目录简中“予其惩而八”可知,《周颂·小些》“予其惩而些后患”当断句为“予其惩而,些后患”,与《毛诗》同。

《史记》、《汉书》失载西南夷若干史实考辨

西汉元鼎六年,司马迁奉使巴、蜀以南,亲履今四川西昌、汉源一带,以后根据见闻在《史记》中记载了西南夷。《汉书》大量抄录《史记》相关记载并有所补充。综合汉代及稍后史籍相关零散记载,对武帝时期、昆明的迁徙活动,、昆明被西汉、滇国打败,以及武帝开通博南山道路及经营哀牢地区的史实做了细致考证,可知《史记》遗漏了发生在元鼎六年之后西南夷的若干史实,原因是事件发展过程尚未结束,司马迁对情况了解有限;而《汉书》则失载武帝中后期西南夷的若干史实,主要原因是沿袭《史记》的说法,对相关史实疏于考证。

《武威汉代医简》治痹药方研究

《武威汉代医简》中治痹方药分为内服和外用,内服方包括治伤寒逐风方、治痹手足臃肿方、治鲁氏青行解腹方、瘀方、治东海白水侯所奏方五首方剂,外用方包括羊粪热熏方和治千金膏药方两首方剂。文章重点阐述各方的药物组成、功效、主治以及组方特点,从用药特点、剂型和服药特点以及各方异同方面进行论述,为进一步研究《武威汉代医简》提供参考。

论断代史《汉书》中的通史精神

《汉书》在体例上是断代史,而班固著书的自我期许却是横罗多重学术、纵贯古往今来,这似乎是矛盾的。其具体表现就是十二帝纪为断代史,而八表、十志则充满通史精神。八表分为三类:第一类按封爵分有六表,以《异姓诸侯王表》居首,其中的异姓诸侯王皆为项羽主持下所封,故起点早于汉之统一,已溢出断代范围。表序在内容上与《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序》颇相似,综述由封建而郡县的发展大势,可看作六表的总序。第二类为《百官公卿表》,其上篇为序,述古代官制通史;下篇则记汉代之官,行文中往往交待某官由前代某官演化而来,可看作通史背景下的断代史。第三类为《古今人表》,所列皆为汉以前人,完全出乎断代汉史之外,实有酌古鉴今之意。至于十志,则都是专门学术通史,其框架大体由损益《史记》八书而来,而以《律历志》居首更寄有深意。《律历志》的重心在历法,涉及天时与农功之关系,引而伸之,则涉及天道与人事之关系,实是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修订新版;历法的推阐本来就为古今之流提供了时间坐标,加之把刘歆以三统历与"三统"、"五德"之说相参伍而推演出的《世经》也吸收进来,便直接提供了一套完整的通史体系,这又是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修订新版!《律历志》在原则上为《汉书》十志起着总导论的作用。作为断代史的《汉书》为什么会有通史精神?一个王朝,有头有尾,而作为其存在载体的文明,则是绵延不断的。《汉书》要呈现的是西汉时期文明的有机构成,所以才有通史精神,政治史只是其划段标志而已。

《汉书》的中古传播及其经典意义

《汉书》在中古的传播表明,中古时期,人们有一个"汉代情结"。时人对《汉书》的认识,蕴含着他们对汉帝国的历史记忆和情感认同。作为秦汉帝国制度和思想的结晶,《汉书》这一"包举一代"的新制作,其流行程度超过《史记》,并成为新经典,治道镜鉴意义之外,还在于它文字典雅和法度严整,而后者正契合了六朝隋唐的贵族文化氛围。

传记形成与“处士”形象建构——从《后汉书·周黄徐姜申屠列传》谈起

范晔《后汉书·周黄徐姜申屠列传》经常被学者看作研究东汉“处士”的基本史料。但是此传中又保留有所谓“节士”事迹,与“处士”并不完全相同。两汉之际的“节士”,指不与王莽政权合作的士人,而“处士”则指关心政治,却回避出仕的士人。从传记形成的角度看,范晔整理先前诸家《后汉书》的相关史料,有意建构起东汉“处士”远离政治的形象,并用合传的形式将东汉“节士”向“处士”演变的过程表现出来。范晔凭此说明东汉政权如何失去自己的支持者,并表达对东汉末政治的批评。此传也成为东汉王朝从兴盛转向中衰的一个侧影。

《汉书·艺文志》著录小学类文献琐议

对《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小学类"文献进行细致考证,认为周秦时代的小学文献具有综合职能的特点;《八体六技》应是《八体》六篇,"技"为"篇"之讹;"训纂"类作品是增补性质的识字书;《别字》十三篇即《方言》十三卷的别称。

论刘向、刘歆和《汉书》之关系

本文根据古人所揭示的刘向、刘歆父子与今本《汉书》的关联为线索,从楚元王家族后人多身居"宗正"之职,以及刘辟彊、刘德之政治生涯,再联系向、歆父子参与的朝廷纷争,以观此种身份、立场所导致的,在今本《汉书》中的某些印记,从而更清晰地认识署名班固撰《汉书》其真实的成书历程。

范晔《后汉书》纪传与司马彪《续汉书》志分合考辨

今传《后汉书》作者非一人,注释于众手,在流传过程中时分时合,难免出现各种问题。在今天看来,最主要的问题有三个:一是各种版本刊刻署名或有不妥,二是后人对各部分的撰人产生误解,三是历代学者对其分合过程聚讼纷纭。因此,有必要考察《后汉书》的版本及其内容分合情况,辨讹祛疑,以求其是,避免后人再度产生误解。

《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小说观念之比较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已有上百年的历史,经过几代学人的精耕细作,在小说作者、版本考证、文体与类型的探讨、文本的解读、小说史的编纂、小说理论的阐释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随着新的文献资料的发现,新的理论和方法的引进以及新的科技手段的运用,不但有新的学术领域和问题的出现,已有的学术结论也需要重新审视。本栏目将陆续推出几组论文,对小说观念、小说类型、小说批评、小说创作等问题进行深刻反思和深入探索。王齐洲教授的论文《〈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小说观念之比较》探讨了中国早期的小说观念,认为《汉志》和《隋志》虽不是文体分类,其中却有文体因子。二志都强调其所著录的小说作品提供了民情风俗和百姓对政教的意见,具有民间性、通俗性、琐碎性特点,但都没有强调故事性和虚构性,与现代小说观念颇有差异。傅承洲教授的《清代才学小说是否构成一个小说类型》对当下流行的才学小说类型概念提出了异议,认为从才学小说概念形成过程和小说类型构成要件的角度考察,《野叟曝言》、《蟫史》、《燕山外史》和《镜花缘》四部小说并不能构成一个小说类型。四部小说从内容到形式均不相同,很难归入一类。炫才是文人创作小说的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不能成为小说类型的构成要件。几位学者都对古代小说的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也许并不是定论,但定会对古代小说研究者有所启发,对古代小说与小说批评的研究有所推进。

《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考论

《汉志》小说包含先秦小说与汉代小说两种类型,先秦小说是先秦语体文献在战国时期的新发展和新样式,本质上属于语体。这两类小说反映先秦两汉时期小说演进的两种类型,同时也预示了志怪与志人小说的嬗变。《汉志》所著录小说实际上包含两个层次的意义,一是语体意义上的小说观念,一是近于现代意义上的小说观念。这两种不同的小说观念被《汉志》杂糅在一起,这不但遮蔽了先秦"小说"观念的真实面貌,同时也模糊了现代意义上小说观念的真正起源。另一方面,《汉志》有关小说的看法尽管源于对先秦小说的认知,但它所阐明的小说观念主要是围绕先秦社会采集民间议论这一现实而展开的,这意味着《汉志》的小说观念与先秦小说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

《汉书》版本史考述

《汉书》因其成书年代久远,经过历代传抄翻刻,形成了复杂的版本体系。版本研究是《汉书》文献学研究的基础和重要内容,运用历史文献学的基本知识,以传统版本学的研究为基础,考述《汉书》版本源流及其相互间的承继关系,较为客观地揭示了《汉书》的版本体系,对《汉书》研究者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汉书·艺文志》篇卷问题新论

《汉书·艺文志》中著录的篇卷数是对文献外在形式特征的描述,在著录中篇卷并不混用,卷是常态,篇是特例。若文献中的每一篇均做到以一卷载之,则全书以篇计;若文献内部不分篇或虽然分篇但篇卷并不一一对应,其中或有一卷容纳多篇,或有一篇以多卷载之,或两种情况均有时,则全书以卷计。

《汉书·礼乐志》的著书内容与音乐史观

《史记·乐书》建立了中国古代官修史书的乐志体例,但给后世留下乐志范本的却是《汉书·礼乐志》。《汉书·礼乐志》是以记述宫廷雅乐的历史和歌词为主,"郑卫之音"的史实虽也有提及,但它是以一种被贬抑、被批判的地位得到记述的。《汉书·礼乐志》的音乐史观是一种雅乐音乐史观,它是西汉以来儒学文化思想在音乐史学领域中的体现,它对而后的官修史书乐志以及其他音乐史文献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