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四史”中的儒家乐教思想研究

“前四史”中的儒家乐教思想来源于先秦儒家,强调音乐的社会属性与教化价值。《史记》与《汉书》极力为乐教作出正当性说明,劝诫君主应当杜绝纵欲享乐,要将音乐作为教化形式推行天下。《后汉书》与《三国志》记载了东汉初年与曹魏时期复兴礼乐教化之实践。《史记》还继承了董仲舒等汉代儒者论乐之特色,将音乐扩大到天地境界,并运用比附思想,将其与五行、五德等进行类比性认识,成为《白虎通》等文献乐教思想的来源,是两汉阴阳五行化了的儒家乐教思想之产物。同时,《史记》给予“发愤而作”、不能展现“中和”情感面貌的文艺作品高度认同,开始强调主体自身情感的独特价值,认为社会必须给予此种个体性充分的认识与肯定。于是,一种有别于西周“能群”观念的、强调个体独特性的音乐哲学观念开始在两汉兴起,最终导致了魏晋时期乐舞与教化脱钩,走向个体化与艺术化。

“文本流动”与“赋家建构”——以西汉辞赋八家为例试论汉初文人赋学地位之升降

中国古代文本的流动性,在造成某一文本自身发生变化的同时,也会出现该文本不断被改写、续写或重写的可能,从而形成不同的“文本簇”。在这个过程中,文本的“史实价值”与“教化功能”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列西汉赋八家,其中陆贾、枚皋、东方朔具有因后世建构而进入西汉著名赋家行列的特点。这体现了“文本流动”与“赋家建构”的典型特征。从理论角度看,这种现象体现了文本背后深刻的社会意义,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海源阁旧藏“元本《史记》”考

杨绍和《楹书隅录》著录的“元本《史记》”,在海源阁书散后,曾由王子霖藻玉堂送傅增湘先生经眼,但之后一度下落不明,直到最近浙江大学图书馆在整理袁氏赠书中才被发现。通过实物研究,可以认定此本确如傅氏所言是明游明本。众人误判的原因是:①游明本版式与中统本相近,明代前期建阳刻本继承了元代的字体风格;②此本属后印本,后印时正文卷端和《史记集解序》中“丰城游明大升校正”木记已被剜;③有“丰城游明大升校正新增”木记的《史记正义序》等5篇已被全部抽走,书内已不见任何游明痕迹;④董浦序后半叶为割补,据正德慎独斋刻本补抄的“皇元”二字误导了众人。

《史记》之《礼》《乐》二书来源问题论衡

学界关于《史记》中《礼书》与《乐书》的来源有三种主流观点:一是认为两书有录无书;二是认为两书皆书亡序存,今文是后人补作;三是认为两书皆为司马迁草创未就之文。在梳理相关研究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认为:《礼书》与《乐书》在司马迁草创之时皆已成书,两书的序文皆是司马迁原笔;结合褚少孙的学术背景及补书风格,可知两书绝非褚少孙所补;今存的《礼》《乐》两书之正文应为同一人所补,且内容或许是根据司马迁整理的文献资料残稿摘抄而来,而这位补书之人有可能是后世任职于国家秘藏图籍场所的人员。

《史记》《汉书》之董仲舒书写析较

《史记》《汉书》皆记述董仲舒之生平及成就,《史记》将之置于《儒林列传》中,《汉书》则为之单独立传。《史记》所载稍简,共六项;《汉书》则颇详细,增减为八项,较诸《史记》,所增项目虽然有限,但篇幅则多达二十余倍。究其原因,一是《史记》《汉书》虽皆为正史,但两者由于所记起讫之年代,以及是否获得官方认可,在性质上有所不同;二是司马迁、班固两人对董仲舒之学的了解及影响程度不同。两人或导其源,或浚其流,皆对表彰董仲舒之学及其对儒学的贡献卓有功绩。

庋藏与作伪——清代宋元旧本《史记》的流转

《史记》流传至明清时期,尤重其版本,这与当时臻于极盛的藏书风气密切相关,从官藏到私藏,宋元旧椠颇受追捧。明清鼎革,江南藏书大量散出,毛氏、季氏等所藏珍贵宋版《史记》也在不同藏书家手中流转。清末杨氏海源阁“四经四史斋”、刘氏嘉业堂“四史斋”所藏宋本《史记》命途多舛。为了迎合藏书家以攫取巨大利益,书贾大量伪造宋元本《史记》,而其作伪方式也是层出不穷,伪造名人印鉴、剜补牌记等最为常见,明代翻刻宋元本《史记》常常以此冒充旧椠,其中“嘉靖三刻”(金台汪谅本、震泽王延喆本、秦藩本)以及游明翻刻元中统本最受书贾青睐。而“百衲本”《史记》在宋元刻本难存全帙的情况下,应运而生,一人倡之,多家模仿,成为清代一种独特的藏书文化。

司马迁评商鞅探微——兼论《史记》“太史公曰”的独立价值

司马迁在《史记》中分别为先秦法家的商鞅、韩非、李斯列传并作评价。对韩非和李斯,司马迁在批判的同时还表现出了一定的同情。而对商鞅,司马迁则是矛盾的。一方面是《史记·太史公自序》《秦本纪》和《商君列传》正传中对其历史功绩的充分肯定,另一方面却是《商君列传》的"太史公日"中不能抑制的苛责和怒斥。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在于李陵事件对司马迁身心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史记》"太史公曰"独立价值的体现,同时也是儒法两家思想在司马迁身上合而未融的反映。

藏书于山的传统与《史记》的“藏之名山”

《史记》"藏之名山"之语后世颇多歧解。本文通过对图书秘藏于山之传统的考察,认为"名山"既不是朝廷书府,也不是陕西华山,"藏之名山"只是私家秘藏的委婉说法。宋洪遵撰《订正史记真本》,以司马迁藏于名山之真本相标榜,《四库总目提要》定为"明季妄人托名伪撰",本文指出《提要》的判定捕风捉影,不能成立。

拓展历史编纂学研究之方法论思考

中国历史编纂学是正在建设的一门学科。拓展这一领域的研究,关键所在是不能将之视为单纯的技术问题,而亟须加强对其哲理层面的思考,深入发掘史学名著的成就,认真总结中国历史编纂学的优良传统和人文精神。当前尤应深入探索以下四项有效的研究途径:第一,贯彻发展观点,将创始时期的特征与以后的纵向发展联系起来考察;第二,确立整体观念,深入总结史学名著所蕴涵的深邃哲理与高度审美价值;第三,贯彻“历史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克服偏颇之见;第四,运用比较研究方法,阐释传统史学精华在历史变局面前所具有的应变力。

论司马迁的文学思想

司马迁注重立言不朽,主张成一家之言,继承《春秋》笔法,写作《史记》,褒贬人事,表达情感。他联系自己的实际和有关的史实,论述文学史上带规律性的问题,提出发愤著书说。他概括先秦以来儒家的诗乐理论,重视文学的教育作用与感染力量,强调文艺为社会政治服务。他首先为文学家立传,以知人论世的方法、思想艺术兼顾的标准和公允的态度评价作家与作品。

论畲族民歌对汉族文学作品的传承、创新及价值

畲族民歌对汉族《史记》《诗经》等优秀文学作品中的神话传说以及赋、比、兴基本手法与重叠的表现形式作了传承与创新。在传承汉族文学作品的同时,畲族歌手注重依据山区生活环境,让畲族民歌突出本民族生活地区的新亮点。畲族民歌对汉族文学作品的借鉴,使畲族民歌更加富有文学、民族、政治等研究价值。

先秦两汉传世文献中“扁鹊”内容考辨

扁鹊是著录于传世文献中的著名医家,自《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成文之后,对其所作考辨历代频出,然争议至今不绝。不难发现:先秦两汉之时"扁鹊"已广泛进入大众传播视域,成为口谈、笔录的重要对象;传世文献中,扁鹊形象多见于子部书,且相关故事均为寓言;世人多以扁鹊设譬作比,借此阐述个人观点。由《汉书·艺文志·方技略》书名命名方式出发,可证"扁鹊"实为上古神医之名。有关扁鹊之医书则多为伪托之作,鉴于文献的缺乏,其内容、传播不可确考。司马迁《扁鹊列传》当为扁鹊形象集大成之作,然囿于文献本身的复杂面貌、当时文史不分的史学风尚,以及史迁撰史原则、个人趣味、审美取向,《扁鹊列传》呈现出了内在的矛盾与龃龉、书写上的困境与序列上的折衷。

体例精当 匠心运用——中国历史编纂学优良传统之一

史书体例的恰当运用是历史编纂学的重要问题,我们应当认真地总结、表彰古代史家如何匠心运用,做到史书内部组织结构和叙事方法的严密、协调。体例的制定和运用是为史书内容服务的,出色的史家苦心经营,运用体例达到严密、精当,从《左传》《史记》以下形成了优良的传统,显示出中华民族历史意识的发达。经过初步梳理,通过对百卷巨著如何锤炼成有机整体、复杂的篇章何以写得层次分明、众多人物传记如何合理编次、纷繁的纪年如何恰当处理、学术史著作如何达到完善等五个方面的分析总结,彰显中国史家在体例运用上的优良传统。

史书多维知识重组与可视化研究--以《史记》为对象

艰涩的古汉语文法和线性的内容呈现方式是普通读者从史籍原文获取所需信息的两大障碍。该问题的解决需要实现史书知识重组与形式再造,即支持从时间、人物、地点等多个维度出发获取史书中的知识,并以图结构的方式呈现所返回的结构化知识以及对应的史书原文,从而在降低相关信息的获取与理解难度的同时,拉近读者与史籍原文的距离。然而,目前基于史书原文获取结构化知识的研究较少,已有研究自动化程度较低,且多在可视化呈现上与史书原文相割裂。因此,本研究提出并实现了史书多维知识重组与可视化系统,该系统包括史书多维知识建模、基于古籍智能处理技术的史书多维知识库自动构建与多维知识可视化三部分。最终将该系统应用于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史记》,实现了其以人物、时间、地点、社会集团、职官等不同维度为中心的自动重组与可视化。

略论贾谊的时代与贾谊的文学

贾谊是西汉前期重要的思想家、文学家,通过《新书》,可窥其辞赋、散文特点以及学术传承与文学贡献。具体来说,《史记》《汉书》本传所载《吊屈原赋》《鵩鸟赋》可以反映贾谊的辞赋创作特色;贾谊的散文创作则以《汉书》本传所载《陈政事疏》及《史记·秦始皇本纪》末段附《过秦论》等为代表。从其学术传承与文学贡献来看,贾谊不是纯儒,他的政治思想、学术理念主要源于荀子、李斯和张苍之学,文学创作则深受《左传》影响,汪洋恣肆,极富感染力。总之,贾谊的思想、创作对两汉学术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論《群書治要》去取《史記》之敘事原則

《群書治要》乃唐人魏徵等奉唐太宗之命而編,其用意在於"昭德塞違,勸善懲惡"。惟歷代典籍眾多,遂於群籍之中,擇其"務乎政術"者,"以備勸戒,爰自六經,訖乎諸子,上始五帝,下盡晉年,凡爲五袠,合五十卷,本求治要,故以治要爲名"。此書引用經、史、子三部之典籍共65種。其中卷一一至卷三〇爲史部,引用史部典籍六種,包括《史記》一卷半、《吳越春秋》半卷、《漢書》八卷、《後漢書》四卷、《三國志》四卷、《晉書》兩卷。其中《漢書》八卷僅存六卷,有兩卷在《治要》佚文之列也。《史記》載録三千年史事之於一事,上起黄帝,下訖漢武,共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漢書》載西漢二百年史事,成八十萬字。然在《治要》之中,僅載《史記》一卷半,而《漢書》有八卷之多,比例懸殊,發人深思。本篇之撰,以《治要》所載《史記》爲根據,討論其去取《史記》之原則與精神,並見其如何體現《治要》"昭德塞違,勸善懲惡"之主旨。

延长中心,羁縻边疆:早期政治地理模式影响下汉帝国对西域的经营与书写

本文从考察《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对西域描述的最大不同入手,发现《西域传》赞论部分对汉武帝拓边政策的批评和对东汉政府边疆羁縻政策的赞扬所反映的,是东周以来发展起来的理想王朝地理政治空间构想对汉代边疆经营政策的影响。这一构想以九州五服的政治地理观念为核心,强调中心的权威,是一个由内向外逐渐将"威德徧于四海"、由外而内"俫远人,致殊俗"的双向交通模式。根据这一模式,最理想的中央与边疆关系,即是中央的羁縻怀柔与边疆政权的主动归附相结合。《汉书·西域传》赞论部分对汉武帝的批评,是因为汉武帝的边疆政策导致了这一模式中边缘与中心地位的偏离,而东汉的羁縻怀柔政策则让失序的中心与边缘地位重新回归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