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诗》学观之承变及其创作实践

韩愈尊重《诗经》的经典地位,不否认《毛诗序》的本事附会,赞同“刺实”“隐文达意”的手法,承继前代《诗》学传统。韩愈的创作实践,大量引《诗》,曲笔刺实,辞讳君上。由于自身良好的诗学修养、戆直性格及拟圣追求的激发,韩愈驳子夏作序、审慎描述孔子“删诗”,其《诗》学观的新变性与中唐时期的疑经思想同频共振。韩愈诗文创作骨相稜嶒,于舒忧娱悲中扶树教道。韩愈《诗》学观及其创作实践兼具承变,有效推动着唐宋《诗经》研究的过渡转型,深刻启发着北宋前期诗歌创作的发展演变。

文本断代与文献环境:《史记》对《天子游猎赋》成篇过程的重构

《天子游猎赋》成篇年代历来聚讼纷纭,对已有研究进行考辨,发现将《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所载“奏赋为郎”时间等同于赋成时间的研究思路存在问题。《天子游猎赋》实际写作时间应在司马相如为郎之后,且后期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动态修改过程“。奏赋为郎”是司马迁出于叙史连贯而作出的史料剪裁与重构。司马迁如此处理,一方面与著史目的及编史体例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编史时所面临的文献环境有关。由于《天子游猎赋》动态成篇,定稿时间未被强化,故年代信息本就失载。司马迁参考口碑史料,安排与作赋渊源最深的“征召为郎”作为赋作出场契机,并简化赋作成篇过程,进而前置与“为郎”合并,最终虚构了“奏赋为郎”情节。这一调整既保证了行文连贯,又表现出接近历史实情的一面,且不悖全篇主旨,从而实现了司马迁心中特定的“真实”。

援史解经:诗经学的阐释传统

《诗经》作为经,目标是传达儒家思想。怎样从诗歌文本中阐发出经学义理?在很多时候需要引入历史故实作为中介环节,由此形成“援史解经”这一诗经学的阐释传统及“由言及事、由事及理”的阐释路径。经与史互为表里的关系为援史解经提供了思想依据。援史解经的实现方式包括:将《诗经》字词注释为某一历史要素、通过《诗经》语境补出历史要素等。援史解经为《诗经》阐释提供了颇具特色的阐释范式,但诗、史、经的互动和调适,又使得这种范式带有先入为主的强制阐释性质。

贤辅、充尸之人与君子——《大雅·卷阿》郑笺“求贤”发微

《诗经·大雅·卷阿》经解当中,毛传、郑笺虽然均遵从《卷阿》序“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贤用吉士也”进行解释,但是郑玄为了进一步深化“求贤”的诠解,改动毛传或加入自己的思想、阐释,从而形成毛、郑歧义。郑笺所释“求贤”之旨侧重以“德”为基础塑造贤人形象、功能,频繁强调得贤致贤的效果以劝诫君王,由此突出“贤人”在国家秩序中的重要位置。

《丑妇赋》:另类书写的本质指向

敦煌地区出土的写卷《丑妇赋》在行文中写出了与一般女性主题文学作品另类的女性形象,这样的另类书写其本质的指向应是敦煌社会男性对婚姻破裂中女性形象的刻画,更指向的是婚姻关系中女性角色行为的反标准,借以树立符合敦煌男权社会中“贤妻良母”的形象。另外,再将《丑妇赋》与敦煌出土的多件《放妻书》进行对比与解析,从而进一步厘清敦煌社会在婚姻中对女性传统形象的要求。

说商代的“天”和“帝”

商代的"天"观念,在甲骨卜辞里是由"帝"来表现的。甲骨文的"帝"能够表示"天"的大部分意蕴,但无有"处所"之意。《尚书·商书》部分所载的"天"观念,与甲骨卜辞基本一致,但杂有周人述古之语,有一些是周人的观念。所以应当予以缕析和区分。从甲骨卜辞和相关文献的记载里,可以较为清楚地认识商代的"天"、"帝"观念,这对于研究我国上古时代思想文化的起源有比较重要的意义。

论《安世房中歌》与汉初宗庙祭乐的创制

《安世房中歌》17章最早记录于《汉书·礼乐志》,题为唐山夫人所作。清代以来争议不断。《安世房中歌》应包括"房中燕乐"和"房中祠乐"两部分,"房中燕乐"即周汉以来通称的"房中乐",包括"大海荡荡"等4首杂言体的楚声作品,为唐山夫人所作;其他13首"房中祠乐"是四言体的雅诗作品,为叔孙通所作之宗庙乐章。高祖驾崩以后,叔孙通采用古礼及秦仪制作宗庙乐章即"安世乐",诗中的"祖庙"即高庙,诗篇盛陈高祖功德。《安世房中歌》组诗本为祭祀高庙而作,吸收了高祖唐山夫人的四首楚声作品,在缅怀高祖文治武功的同时,施教申申,强调孝德,对参与祭祀的公卿、宗室、受封诸侯们施以教训,是庙祀组诗中的代表作品。

18世纪法国传教士汉学家对《诗经》的译介与研究——以马若瑟、白晋、韩国英为例

中国古典诗歌西传法国和欧洲,得益于18世纪知识渊博、汉学水平、文学造诣俱佳的传教士汉学家率先译介与引进。本文仅以来华耶稣会士马若瑟(Joseph Marie de Prémare,1666-1735)、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韩国英(Pierre-Martial Cibot,1727-1780)神父译介《诗经》为例,对其诗译文本进行举证考析、解读,便可见出,《诗经》西渐法国(欧洲)初期,如何受制于译介者的传教布道的宗旨而形成其诗译的成败得失,以及中国诗歌(文学)西传法国和欧洲旅程中如何伴随18世纪传教士汉学的生成、发展而发展的某些特点。

《诗经》与传统农业文化的形成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是先秦史研究的重要史料,对我国历史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诗经》产生的周代是中国社会历史的一个关键时代,正是在这一时期,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成为中国社会生产的主体,这种农业经济决定了中国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文化模式、价值观念、思维特点。基于这一观点,文章从该书中诗歌所展现的物质、制度、行为心态各个文化层面进行剖析,认为《诗经》已经涵盖了中国传统农业文化各层次的基本内容,标志着中国传统农业文化的形成。

从《诗经》看先秦的美女观

通过对《诗经》中诸多歌吟和感叹女性之美的诗篇的分析和论述,可以发现先秦时代对女性美的要求与后世传统社会有较大的区别,高大健壮的女性被视为最美的女性,最受君子欢迎。女性之美与男性之美并无明显的不同,只要高大健壮、眼睛明亮,不论男女都是美丽的。此种美女观的产生与宗法社会要求女性多生多育以使家族繁衍和壮大有关。

中国古代四种《诗经》乐谱及其东传韩日研究

文章分析了中国古代的《风雅十二诗谱》、《瑟谱》、《乡饮诗乐谱》、《诗经乐谱》等四种《诗经》乐谱,以及韩国的雅乐谱与《诗乐和声》谱、日本的《魏氏乐谱》的音乐形态,基本廓清各种乐谱之间的传承与发展的关系。

高本汉《诗经》翻译研究

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诗经》译本是中外《诗经》翻译历史上九个英文全译本之一，历来备受诗经学界和译学界推崇。鉴于学界：迄今尚无对高氏译本的详细研究，本文拟考察并描述译本的底本和训诂依据、译本结构体例、翻译：方法、译文的文学品质、误译等方面，以反映译本的基本状况及其成因，并藉此对高氏译本有一个新的和客观的认识和评价。

《诗经》与汉水流域文化

《诗经》中的风、雅、颂三个部分都有涉及汉水流域的诗篇,尤以二《南》最为集中,故仲尼以二南之地为作《诗》之始。孔子喜韶乐,尤钟情合于韶乐的二《南》,“称乐则法‘韶舞’,论诗则首《周南》”。《诗经》不仅常以“江汉”连举,而且将天上的银河称之为“云汉”。

《诗经》研究的过去、现在与将来

《诗经》的研究长期以来受到各个时代占统治地位思想或主流思潮的制约与影响,先秦时代置于诗教的宗旨之下,汉代以后笼罩于经学的思想原则之下,二十世纪前八十年中先是受疑古思潮的影响,后又完全从阶级斗争的角度评价它。因而生出很多问题,有的是伪问题,有的则完全脱离当时的社会实际。近二十年中《诗经》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今后的研究要进一步从各种旧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同时要强调学术规范。应该引入各种新的研究方法,进行综合性研究,并根据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关注点的转变,不断寻找新的情感契合点。根据以往多注重训诂和笼统述论的情况,应将《诗经》研究置于整个先秦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的大背景中,对不同体式分别研究,作断代的研究,按地域进行研究,对作者、作者类型、作家群进行研究,进行纵向、横向的比较研究。

太平天国《三一颂》再研究

上帝教《三一颂》是太平天国被唱得最多的一首赞美诗,堪称是太平天国的"国歌"。它最初刊行在《天条书》中,但咏唱时却另有版本。曾目睹过太平天国宗教仪式的清朝文人认为,太平军在礼拜时四字一句地讽诵《三一颂》,但由于断句错误,揭示了他们在此方面的记载不具可靠性。

《诗经》人与自然和谐的文化解读

早在《诗经》中,有关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就有了十分全面的表现和流露。随着生产力和人类文明的不断前行,《诗经》中,自然界的多姿多彩、丰富美好渐渐走进了人类的生活,不仅为人们提供物质资料,也满足了人类精神生活的需要,另外,《诗经》和谐为美的审美观念还表现在自然界对人类社会的推动作用上。

也论“康熙十四律”

"管律"是和"弦律"相区别的一个律种,在实际运用时需要做"管口校正",而"康熙十四律"则是一种不做"管口校正"的律制,这种律制曾在清代的音乐实践中得到运用。有不少学者对这种律制提出批评意见,笔者认为"康熙十四律"涉及到不少乐律学的本质问题,它在律学研究中有一定的价值,对它的价值和地位应该给予客观的评价。本文主要以"康熙十四律"的原文为依据,对其理论与实践进行探讨。

《诗经》“颂”诗名义考原

"颂"是《诗经》中的体式,古今无异议,也属于学术常识。但如果追究这一体式的本原是怎样的?却很少有人知道。可以《大序》"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为切入点,建立文化哲学的认识基础,对"颂"作为体式形成的文化本原作具体而深入的考证。

《诗经》忧患意识原论

《诗经》是我国文学中充满忧患意识的最早诗集。其忧患意识丰富而深广:国运民瘼,世道昏暗,徭役兵役,人生短促,婚恋别离等,无不引发人们浓郁的忧患意识,它们是《诗经》时代社会政治状况的直接反映。《诗经》奠定了我国文学忧患意识的里程碑,对后世影响深远。在21世纪,忧患意识优良传统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诗雅颂:周代社会政治诉求

《诗经》雅颂诸多篇章中大量呈现的呼告语,源于宗教,根植于社会,在内容、作者、使用场合诸方面,缘周代社会的变化,为祭祀、宴乐、典礼甚至个人祷告所用,并最终服务于王权统治,反映了由巫而史的社会渐进过程中,殷周社会主流文化内涵的嬗变,是周代社会政治走向成熟和政治文明觉醒的最初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