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景明“靡、弱、振、亡”说与复古派的“变古”性

明代“前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派并非守旧派,他们发起的文学复古运动在回顾诗文传统的同时有着深刻的“变古”内涵。何景明在《与李空同论诗书》中提到的“靡”“弱”“振”“亡”是认识复古派“变古”主张的突破点,一是强调了诗文发展呈现动态演进和反复性的客观事实;二是指出文学复古必然伴随革新;三是揭示了复古的目的实为“变古”。复古派其他成员的论断虽有差异性,但对复古与变古这一问题的认识无疑殊途同归。李攀龙则融合了李、何二人的观点,将“拟议成变”作为复古的纲领,实现了复古派理论的成熟。

论类书与唐代“檃括体诗”

檃括的本义是矫正曲木之工具,其本质在于“改”,也就是不断追求事物的简化。类书的编纂实际上是不断追求简化的过程,一方面表现为具体部类的划分,另一方面也表现在以“标题隶事”“事对”等来简括纷繁复杂的事物上。李峤的120首咏物诗将所简括之“标题”在音律、对仗等方面进行调整,使其符合一定的格式,与类书的编纂有相似之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百咏”可视为唐代的“檃括体诗”。考其成因,科举考试的帖经和试策为其成诗的社会因素,而初唐文人争以藻饰相高的文风则是“百咏”成篇的内在需要。

朝鲜李朝正宗李祘所纂中国文献类考

中国传统文化对东亚影响甚巨,古朝鲜李朝正宗李祘便是接受此影响,又以国主之尊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好例。李祘对中国经史子集都有研究,于朱熹之学用力最勤,著述颇丰。朱熹的哲学、文学思想对于朝鲜中、后期的政坛与文坛产生了深远影响,是与正宗的学术努力分不开的。正宗还亲自编选了《杜陆千选》、《(杜陆)二家全律》,又命文院编《杜律分韵》,命弘文馆编《杜陆律分韵》,于研究杜甫、陆游诗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正宗以其接受、传播中国文化的实绩,证明自己是"拿来主义"的高手。

《诗经》的音响世界

“诗富于声”是《诗经》的重要艺术特征。《诗经》音响的形态有自然之声、生活之声、音乐之声;其音响意象由于“比兴”手法而具有怀人、相会、求偶、礼贤、出嫁、归宁等话语蕴藉。《诗经》的繁复音响肇端于西周春秋时代隆盛的礼乐文化和人们表现生命体验时的模仿冲动,其音响赋予了诗经绘形绘声的意象美、时空合一的动态《》美、复沓回环的节奏美。

伊秉绶《留春草堂诗钞》用典艺术探微

《留春草堂诗钞》是清代乾嘉诗坛诗人伊秉绶的代表诗集,共700多首诗歌,除却重复之典,共有300余处用典,可谓富厚。秉绶用典务为广博,质实填砌,触及经史子集,包罗诗歌词赋。对《诗钞》所用典故按诗骚之典、诸子散文之典、史书之典与汉唐以降诗文之典4类予以考察,由此可见伊秉绶的知识结构和艺术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