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史研究的守正创新和与时俱进——评《张慰丰医学史文集》

医学史是研究医学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张慰丰医学史文集》系统丰富地呈现了医史学家张慰丰教授的医史学思精华、学术探索历程和个人治学风采。通过分析张慰丰教授的研究成果,结合新时期医学教育和医学发展要求,提出医史研究需夯实基础,理清学科发展史和学术谱系,加强专业人才培养,促进多平台合作交流,不断探索新理论、新方法,从疾病史、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等角度,审思前沿热点问题,关注医学博物馆研究、医学史相关思想政治课程教学与实践,与时俱进地推动医学史学科建设与发展。

上博竹书《孔子诗论》与“诗教”传统

孔子对《诗》的态度及其论诗、传诗的实践,对《诗》的传播及其进而成为经典,都产了重要作用。最近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的《孔子诗论》,对孔子教《诗》的特点、温柔敦厚诗教传统的确立及由《诗》“可以怨”生发出的风雅正变问题,重新做了文献上的印证和澄清,为研究孔子与《诗》的关系及“诗教”传统的来源,提供了新的佐证。

试论《诗经》中所蕴涵的古典生态存在论审美意识

对于当代生态存在论审美观探讨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对于某些经典的审美解读,而《诗经》产生于3000多年前,是我国先民对于“天人之和”的审美诉求,其核心内涵是“与天地同和”之“志”。《诗经》的古典生态存在论思想体现在包含生态人文内涵的风体诗、反映初民本真爱情的“桑间濮上”诗、建立在古代生态平等之上的比兴手法与对于生于斯养于斯之家园怀念的“怀归”诗等方面,由此表现出我国古典生态存在论美学思想所特有的“诗体”、“诗意”与“诗法”,说明《诗经》在建设当代生态存在论审美观之中的重要作用与“实践美学”的理论局限。

《诗经·陈风·墓门》论考

《陈风.墓门》是《诗经》中一首篇幅简短却颇有争议的诗。笔者通过对陈国历史史实、社会习俗的考证和对该诗关键章句、字词的分析,又参之以相关文献,对《墓门》进行重新释意,同时,通过考证也推定《墓门》诗当完成于公元前548年—公元前544年之间,为《诗经》所收最晚的一首诗。

韩国藏日刻本韦珪《梅花百咏》考略

刻本韦珪《梅花百咏》是日本文人以元刻本《梅花百咏》手抄本为底本,并参照《夷门广牍》与《四库全书》中收录的中峰明本梅花诗校订而成。通过对日刻本韦珪《梅花百咏》的考察,加深了对日本文人接受韦珪《梅花百咏》态度的理解,以及明确了韦珪《梅花百咏》与释明本《中峰禅师梅花百咏》相互关系的认识。同时,也认识到日本文人在勘校的过程中,对一些原文进行了修改,这反映了日本文人的梅花诗审美标准。

上博竹书《孔子诗论》与风雅正变

孔子生于春秋末期,他对于诗的态度,其论诗、传诗的实践,对《诗》的传播及其进而为经典都产生了重要作用。最近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的“孔子诗论”,为我们研究孔子与《诗》的关系又做了文献上的丰富:首先,《孔子诗论》充分证明了先秦的用诗风气之盛;其次,在《孔子诗论》中,孔子基本是从诗的本义出发来评价诗篇的风格,与后儒定义的“风雅正变”说有很大差距;第三,传统诗论中的“美刺”说可以说完全是对《诗经》的误解。对封建时代的一些错误的诗说,《孔子诗论》为我们作了全新的辨正,为我们认识《诗》的本来面目提供了极大的文献价值。

先秦汉魏亲情诗初探

作为中国古代亲情诗的源头,《诗经》在主题意境、典故语汇、表现方式等方面对后世亲情诗产生了深远影响。汉魏时期的亲情诗,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先秦已具雏形的思妇诗、闺怨诗、悼亡诗,在这一时期也确立了各自的类型特点以及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在表现手法和技巧方面,汉魏亲情诗学习了《诗经》复沓迭章、比兴等手法和《楚辞》的寄托方式,写景托情,情景交融,很好地表现了主题和感情。可以说,经过汉魏时期,亲情诗在表现人伦亲情方面已经具备了自己的特点,形成了较为多样的风格和题材(主题),成为独立的诗歌类型,从而迎来了是中国亲情诗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期。

《诗经·陈风》情诗的文化内涵管窥

《诗经》中的篇幅描写了十五国风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本土的婚恋文化。因固有文化传统的不同,各国的情诗风格亦相差甚异。文章就陈风为管,以历史文化语境的角度窥其情诗的巫风文化内涵及其婚恋诗的特质。

从文化语境的角度审视《诗经·陈风》情诗的内涵

《诗经》以和谐的韵律,优美质朴的语言,全面展示了周代社会的总貌。十五国风以大量的笔墨描写了古老时代人们的婚恋习俗,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本土的婚恋文化,因固有文化传统的不同,各国的情诗风格亦相差甚异。文章就陈风为例,以历史文化语境的角度窥其情诗的巫风文化内涵及其婚恋诗的特质。

从《诗经·齐风》看先秦齐国女子风采

透过《诗经.齐风》我们可以一睹春秋时期齐国女子的风采。她们不仅美貌绝伦,更重要的是,她们关心国事、有胆有识;她们以德为美、尚仁爱才;日常生活中,她们豁达自信,乐观向上,神采飞扬;情感生活中,她们坦诚主动,热情奔放,尽情享受爱的甘露。齐国女子是《齐风》,也是《诗经》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浅谈《诗经》卫诗中无“淫奔之诗”

宋人朱熹认为《诗经》的卫诗中有淫奔之诗。从"淫"的字义、淫诗说的提出,《诗经》的采编标准、教化功能、春秋时人的反应,以及卫地的风俗和卫诗作品本身等诸多因素分析,卫诗中虽有涉及爱情婚姻乃至男女私奔的诗歌,但并没有淫奔之诗。

行役思归、婚恋爱情与乱世人生——《诗经·王风》主题论析

《王风》十篇,作意有别,而由于时代、地域等因缘,并非截然无共通之处。从主题上考察,可归为三:《黍离》《君子于役》《扬之水》是因戍役之事而发,可归为“行役与思归”主题;《采葛》《大车》《丘中有麻》皆出于对爱情的吟咏,可归为“婚恋与爱情”主题;余下的《君子阳阳》《中谷有蓷》《兔爰》《葛藟》则是衰乱之世不同人生情状的写照,可归为“乱世人生”主题。从各篇之思想与情感内涵可以窥见东周王畿诗人群体的创作心态和文化情怀。

论《诗经·魏风》的声韵艺术

文章通过对《魏风》的全面考察发现，《魏风》七篇，用韵七式，构思巧妙，韵脚采用立体表现方式，与主题相得益彰。而这种方式显然也是《诗经》艺术表现的最具标志性的特征。

从《诗经·郑风》看新郑的文化空间建构及现实价值

《诗经·郑风》最明显的特质在于男女情感的丰富和个人主体性的彰显,溱洧流域傍水富庶的自然环境与人们热烈奔放的性格情趣天人合一、相得益彰,自然地理空间和主体性情感空间形成了具有张力的《郑风》美学体验。新郑著名景区郑风苑的成功正是以《郑风》和中原文化为根基,以"诗"入景,以"景"映文,呈现出历史、地理和心灵空间重合的体验效果,带动了新郑旅游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而带有主体性质的文化空间建构,又给中原文化的崛起提供了崭新活力和现实价值。

论明代作家宋懋澄的散文创作

宋懋澄的散文成就非凡,题材丰富。其内容大致分为四类:记游、记梦、记事、记物。记游散文如同泼墨写意,游踪清晰并时有掌故逸闻点缀其间;记梦散文带有述异色彩,旨在抒发怀才不遇之感慨;记事散文主要写自己屡试不第的怅惘和对他人金榜题名的欣羡之情;记物散文借物抒发对烈士与游侠精神的无限憧憬。

《魏风》情感基调平议

社会的忧患恐慌和个体的幽怨不平作为末世魏国社会情境的基本特征,既缘于魏国社会境况与其农业社会基本性质所决定的基本事态的背离,又缘于魏国社会普遍存在的浓重的功利性特征,同时还受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因素的道德和社会思潮的影响。《魏风》的情感基调可概括为怨、恨、悲、忧、惧几种负性情绪。接受者心理因受情感基调的扰动而产生种种艺术效应,从而据此判断《魏风》的情感基调至少具有情真、贞刚、滞重、晦暗四种艺术特征。

社会符号学视域下《诗经·卫风·硕人》翻译研究——以许渊冲译本为例

文章在“意义相符,功能相似”的社会符号学翻译标准的基础上,以著名译者许渊冲先生的译本为例,从语言意义中的指称意义、言内意义和语用意义等三个方面入手,探讨《诗经》中著名诗歌《卫风·硕人》的翻译方法,以丰富《诗经》的翻译研究,探索社会符号学翻译理论对中国古典诗歌翻译的指导作用。

从“诗言志”到“诗缘情”——论魏晋《诗经》学之作用

"诗言志"与"诗缘情"说是中国古代诗学理论史上两大理论源头,对后世影响深远。二者关系如何以及如何从"诗言志"过渡到"诗缘情",学界说法不一。魏晋《诗经》学中重政教的内容、重"情"之解读方式正是体现二者之间的过渡。

论王维诗歌对“诗骚”传统之接受

王维是盛唐山水田园诗的代表作家,他抒写隐逸情怀的山水田园诗奠定了唐诗史上大师的地位。历来对王维诗歌的研究多倾向于对其山水田园诗的阐释,文章从王维诗歌整体创作上探寻其对"诗骚"传统的接受,阐述王维诗歌创作"雅"出于《诗》,"丽"出于《骚》,即对"诗骚"传统的接受。

《诗经》邶鄘卫风婚恋诗所体现出来的婚俗

邶、鄘、卫风中的婚恋诗是《诗经》婚恋诗的精华,它反映出那个时期先民们对待婚姻的态度和习俗,文章结合有关卫地的史料记载和前贤的研究成果,系统地探讨了邶、鄘、卫风婚恋诗所反映出的婚俗:同姓不婚的习俗、投赠定情的习俗、婚前占卜的习俗、春秋冬举行婚礼的习俗、婚礼习俗、贵族女子的归宁礼俗和出游的习俗,从婚俗的角度对那个时期的婚恋文化做了一补充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