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四十年来《礼记》研究综述

近四十年来,中国的《礼记》研究涉及面广,凡《礼记》所载之名物制度、思想学说,《礼记》文献之版本、辑佚、成书问题,均多有涉及。学界对《礼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礼记》作者和成书问题之研究,《礼记》篇章之研究,《礼记》思想阐发之研究,大、小戴《礼记》的关系之研究四个方面。这些研究仍存在不足之处,如研究方法是以传统经学考证之法为主,研究内容多依附于心性、义理,礼制方面相对比较薄弱等。未来的《礼记》研究若要取得进一步的突破,应该转换研究视角,打破学科界限,并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和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论语》孔学关系考论

孔子生活在国家治理由政教一体向世俗政治转变的关键历史节点上,既是六代最后的政教古儒,又是春秋至今最早的政治新儒,故其语录既有政教杂糅的特点,也有世俗政治的倾向。弟子后学选编《论语》,不仅剔除了孔子的大量宗教语录,也未收录他政治研究、历史研究的所有长篇语录,只选取了部分短小零星的政治语录。其目的应是:其一,凸显孔子世俗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的形象,使孔学完全成为世俗政治学;其二,让通俗易懂、短小易记的《论语》成为孔学的“普及本”,理论性很强的长篇语录成为孔学的“学术本”,二者共同确立孔学作为六代之学、六艺之学的理论总结和后世政教文史哲等学科理论渊薮的历史地位。《论语》选编工作对提升孔子形象和孔学地位的重大贡献,即在于此。

西周《大武》乐章及其演变考论

西周《大武》乐章曾经过武王、成王、康王三代的演变和逐步增益。《大武》所奏六诗均保存于今《诗经.周颂》中。《武》即武王时之《大武》;成王时把武王克商后所作四首颂诗全部配用于《大武》;康王时"定乐歌"又增益成王时所作二诗入《大武》,《左传》、《礼记》等所言六成《大武》即定型于此时。《大武》乐章的发展演变,既符合古乐发展演变的实情,亦符合古人用诗的实情和规律。

东汉以来《礼记》的流传(上)

《礼记》虽以"记"命名,但与"经"一样,具有同等的地位。三国魏时,《礼记》入经,并设置《礼记》博士。唐孔颖达主持撰写《礼记正义》后,《礼记》代替《仪礼》,正式成为《五经》之一,并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经典,一直延续到清末。封建政府的倡导,宋卫湜《礼记集说》、元陈澔《礼记集说》、清《礼记义疏》、孙希旦《礼记集解》、朱彬《礼记训纂》等论著的撰写,给《礼记》增加了新鲜血液,进一步提高了《礼记》的地位,也促进了《礼记》的流传。近百年来,由于科学技术尤其是计算器技术的发展,大量《礼记》研究著作得以影印出版,并电子化、网络化,为《礼记》的传播,开辟了新途径。为了《礼记》更好的传播,必须利用传世善本,对重要的《礼记》著作进行整理,以便电子化;同时,要对历代《礼记》研究的成绩,进行全面的总结,完成《礼记汇校集注》、《礼记注疏汇校》等课题,这是《礼记》能长久传播的基础工作。

《汉语大字典》引《说文解字注》书证识误

《汉语大字典》每一字头,凡属《说文》收录者,其释义必先引用《说文》,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在《汉语大字典》的书证系统中尤为重要。由于未能准确把握段书的真实内涵,《汉语大字典》引用的相关书证还存在不少问题,例如:义例不符、断章取义、割裂复词、误解虚词、错字衍字等。在考察相关书证的基础上,通过对典型实例的辨析,对各种问题进行分类讨论,纠举谬讹,总结致误之由,为今天语文辞书的编纂提供借鉴。

大、小戴《礼记》文同题异篇目比较

通过比较现存大、小戴《礼记》文字相近而篇题不同的篇目可知,小戴《礼记》比《大戴礼记》更为精粹、成熟,远较大戴为胜。相形之下,小戴《礼记》篇题命名更准确,题目也更贴合文章的原意,文字比《大戴礼记》更为简明,章法整齐,阐释更具有学理性和逻辑性,内容也更契合儒家学理及学说。这说明大、小戴有着不同的编辑倾向和学理思路,也侧面说明了小戴之书并非删取大戴而成。

东汉以来《礼记》的流传(下)

《礼记》虽以"记"命名,但与"经"一样,具有同等的地位。三国魏时,《礼记》入经,并设置《礼记》博士。唐孔颖达主持撰写《礼记正义》后,《礼记》代替《仪礼》,正式成为《五经》之一,并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经典,一直延续到清末。封建政府的倡导,宋卫湜《礼记集说》、元陈澔《礼记集说》、清《礼记义疏》、孙?独窦羌狻贰⒅毂?《礼记训纂》等论著的撰写,给《礼记》增加了新鲜血液,进一步提高了《礼记》的地位,也促进了《礼记》的流传。近百年来,由于科学技术尤其是计算器技术的发展,大量《礼记》研究著作得以影印出版,并电子化、网络化,为《礼记》的传播,开辟了新途径。为了《礼记》更好的传播,必须利用传世善本,对重要的《礼记》著作进行整理,以便电子化;同时,要对历代《礼记》研究的成绩,进行全面的总结,完成《礼记汇校集注》、《礼记注疏汇校》等课题,这是《礼记》能长久传播的基础工作。

论《大唐秦王词话》的空间叙事结构——兼与三礼之关系

《大唐秦王词话》重视空间叙事的展开,相对忽视时间的具体化,在空间转换过程中,突出了作为大唐国都的长安城的绝对政治地位,而且在叙事过程中采取"总叙——分叙"的叙事策略,这与三礼叙事以"惟王建国"为绝对中心引领全书间架、层层分级、从总到分的叙事程序有密切的关系。这种叙事结构体现了作者尤其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润的文人修订者在对《大唐秦王词话》斟酌损益过程中的别具匠心。

论清代的《大戴礼记》研习——兼谈传统经典与科举

清代是《大戴礼记》研究的高峰期。自戴震、卢文弨等相继校订后,有关它的专书研究和专篇研究佳构迭出。清代学者对《大戴礼记》的经典价值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挖掘,并有了新的认识,普遍认为不仅材料可补载籍之阙,可证传统经典笺疏,而且与早期儒家理念、与"三礼"相表里,尤其《曾子》十篇与《孝经》完全一致,地位远在《大学》《中庸》之上。因此,《大戴礼记》作为儒学经典的地位不容置疑,历代以来将其视为正经附录的做法颇失公允。也正是因此,宋代以来有关《大戴礼记》"列为十四经"的说法,有无史实根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完全可以而且应该成为"十四经"之一,受到重视和表彰。借助科举这根指挥棒,《大戴礼记》逐渐受到士子的关注,有关它的基础性知识也逐渐得到普及。

《大戴礼记》版本三题

通过考察《大戴礼记》版本方面的三个争议性话题,认为《夏小正》虽为《隋书·经籍志》单独著录,但在《大戴礼记》中仍然存在。今本《大戴礼记》确为《隋书·经籍志》著录版本,它是部分亡佚后的残本,而不是卢辩节选本;由于当时书籍属于卷轴装,其残缺多以卷为单位;今本仅部分有注的情况,可能是后人将无注本与残缺的有注本合并的结果。明焦竑所著录的《大戴礼乔记》八卷,并非汉乔仁的著作,而是明人割截《大戴礼记》有注之八卷的结果,这与明人好造伪书的风气有关。

《小戴礼记》称名“礼记”考

"礼记"一词,原为《仪礼》之名,后为《仪礼》与大、小戴《礼记》等文献之共名,最终则成为《小戴礼记》之专名。"礼记"指称对象的演变,不仅体现出《小戴礼记》及其修撰者与《仪礼》有着密切的联系,还体现了《小戴礼记》学术地位不断提高的历程。

孔颖达《正义》校勘《礼记》经注版本考论

考稽孔颖达《礼记正义》文本可知,孔颖达等经师对《礼记》及郑玄《礼记注》进行了大量的校勘。为达到精校目的,采集《礼记》版本凡22种,《礼记注》版本凡12种。孔氏《正义》校勘《礼记》经注,在版本的取舍上体现出的特点有三:其一,广集众本,其以郑玄注本之善者为底本,以汉以来的“定本”、古旧本以及著名学者如蔡邕、卢植、王肃、皇侃、熊安生、徐邈、崔灵恩等注本或义疏本为重要参校本,同时还以俗本、或本、而本、诸本、他本等为一般参校本。其二,学有所宗,但择善而从。即以郑本为底本,而不盲从郑本;尊崇南学,而不排斥北学;重视定本,而不抛弃俗本。其三,大量存异、存疑,在保障精校的基础上,又具有保存文献之功。

论孔颖达《礼记正义》的校勘方法

孔颖达《礼记正义》对《礼记》、郑玄《礼记注》等文献进行大量校勘,其所采取的校勘方法有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四种。孔疏运用对校法注重广集众本,择善而从;运用本校法则方式灵活;运用他校法则旁征博引,有极强说服力;运用理校法,则结合其他方法进行。为了达到精校目的,孔疏熟练地运用了多种校勘方法,体现出严谨的治学态度。

《新编汪中集·大戴礼记正误》点校商兑

广陵书社于2005年3月推出的《新编汪中集》,是国家清史工程《文献丛刊》中当代学者整理的一项重要成果。由于礼学典籍较为难读,其中《大戴礼记正误》的点校尚有若干失误,本文就此提出商榷意见,或于国家清史工程有＂一得＂之助。

《诗大序》和《礼记·乐记》的诗乐理论

《诗大序》进一步阐明诗歌的本质特征,提出了抒情言志说;强调诗乐与时代政治的密切关系,注重诗歌的教化作用;总结诗歌的体裁与表现方法,提出六义说。《礼记·乐记》集中论乐,涉及音乐的本原问题,提出物感心动的理论;阐述音乐的美感,重视文艺的社会作用;强调情感的真挚,发表"唯乐不可以为伪"的不刊之论。

《礼记》成书再考

《隋书.经籍志》的相关记载并不能成为《礼记》并非戴圣所纂集的证据;汉代今古文之争多为利禄之争,而非学术之争,所以戴圣纂集《礼记》时收入古文经作品是完全可能的;《汉书.艺文志》所记载的"记百三十一篇"便包括《礼记》四十九篇。

日常生活的结构与意义《礼记·曲礼》的社会学研究

社会人类学对于礼与仪式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日常社会生活和加深对社会结构的理解,因为研究所侧重的仪式过程激活了人在社会交往和互动中的实践主体性。通过对《礼记·曲礼》的社会人类学解读,我们发现,人的日常生活具有社会结构与时间性这些基本要素,礼制结构内含复杂的人伦结构与天人关系,以及丰富的时间体验。礼所体现的情感与意义是社会生活之神圣感的源泉,礼仪就是将人和社会带入这种境界的手段与过程。这种尝试性的解读意在将传统礼仪纳入社会学的研究范围。

日本学者太宰春台《诗》学研究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文化同祖。反观日本汉学家的经学研究,从国际视角重新认识我国的经典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太宰春台是日本江户时代重要的汉学家,他的《诗》学观,代表着十八世纪的日本《诗》学研究的走向。

杨简的《大戴礼记》研究

五代以后,雕版印刷术的推广应用,使藏于中秘、靠抄本有限流传的《大戴礼记》得以普及,对它的研究也掀起了一个小小的高潮。朱熹与杨简可谓代表。与朱熹相比,杨简对《大戴礼记》多持肯定态度。他将《大戴礼记》放到儒家思想特别是心性思想的语境中加以关注,提升了《大戴礼记》的思想意义。杨简的《大戴礼记》研究主要体现在其《先圣大训》中。但《先圣大训》最大的特点不在文字校正、训释,而在以圣言张目,以经典注我。尽管如此,《先圣大训》有关《大戴礼记》的研究对后来者仍有影响,如清代孔广森作《大戴礼记补注》、汪中作《大戴礼记正误》即多有征引。

朱子研究礼学的历程及其对古礼书的取舍

朱子为宋代最重要的理学家及礼学家,本文旨在论其研究礼学的历程及其对古礼书内容的取舍有何寓意。前言外,第一节陈述朱子研究礼学之历程可分为三阶段,各有其努力之目标。第二节以鸟瞰方式考察宋代礼学主要问题的症结,并指出朱子推崇《仪礼》之用心所在。第三、第四节分述朱子对《仪礼》与《周礼》内容的取舍,与郑玄《三礼注》的架构不同。第五节分析朱子对《周礼》之评估何处应予再分析、再评论。第六节为结论。全文指出朱子《仪礼经传通解》旨在重新评估全部先秦古礼书,以突显《仪礼》之价值,遂缔造出异于郑学之"通礼"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