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裼袭礼辨疑

裼袭礼是周代典礼中常见的仪节之一,涉及周代贵族穿着裘衣之法、裘衣与裼衣色泽配合原则以及裼裘与袭裘的礼义等问题,《礼记》等屡有提及,而语焉不详。两汉以后,此礼亡佚,学者异说纷呈,莫衷一是。礼有“盛礼”与“非盛礼”之异,前者要求“充美”,后者则要求“见美”。裘衣之外加裼衣作为文饰,谓之“见美”;在裼衣外用另一件衣服覆盖,称为“袭”,谓之“充美”。裼袭乃是专为裘而设,因裘而有裼与袭,绝非专为聘礼而设。春、夏行礼,葛衣之外加罩衣,虽或有裼袭之义,但不得蒙裼袭之名。学者分歧之根源有二,一是郑注“裼者,免上衣见裼衣”与“凡襢裼者左”,所指非一,贾疏误混,并以为吉凶皆袒,后儒遂以丧袒、射袒、罪袒与裼袭之袒为一,致使经义淆乱。二是文字讹误,裼袭礼之“袒裼”当如段玉裁之说作“但裼”,如此则经义自清。《玉藻》入公门的规定可证表裘、袭裘乃未与裘服配合使用的裼衣、袭衣,袭衣确为充美之衣的专名。周代君臣礼服于细微处见名分,两国交聘,君臣同服麛裘,而主国之君以素衣为裼,使臣以绞衣为裼;裘服君用纯色,袖口处臣用杂色。三年之丧,丧服亦有相应之变化。

论郭店简《性自命出》与上博简《孔子诗论》的诗学关联

郭店简《性自命出》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对“情”的关注,充分肯定情感的正面价值和积极意义,同时强调用诗、礼、乐陶冶性情、培养德行,从而使道德在人的内心扎根。从上博简《孔子诗论》的内容来看,简文论《诗》具有强烈的主“情”或重“情”色彩,它在充分肯定真性情价值的同时,也主张用礼义来合理地规范、引导、约束情感。从两篇文献对于性情观念的阐发及情与礼关系的揭示可以看出,它们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诗学关联。以《性自命出》为代表的早期儒家的性情学说与礼乐教化思想是《孔子诗论》评《诗》论《诗》的思想来源,《孔子诗论》将早期儒家的性情哲学与礼乐教化思想绵密无间地融入了《诗经》的阐释中,呈现出尚情性、重礼义的双重特征。

清代跪叩礼与抱见礼的分流与演变

金国建立后,满洲跪叩礼与抱见礼皆呈发展与壮大之势。崇德称帝后,跪叩礼得到飞跃性发展,形成男女有别的等差性跪叩礼仪模式,并在顺治入关后继承明朝礼制时替换明朝礼仪中的拜礼,在国家礼制中全面铺展。抱见礼在金国时期发展出一定的等级性,并与跪叩礼组合使用,二者一度有合流态势。崇德后,抱见礼不仅没有得到发展与推广,反而呈现收缩之势,与跪叩礼发生分流,入关后这种趋势愈发清晰,在清中后期的国家礼制中更是接近消亡。两种满洲代表性礼仪出现不同的发展趋势,主要在于跪叩礼具有强烈的尊卑属性且适用场景广泛,而抱见礼相对平等、友爱且仅适用于相见场景,所以是否适应帝制政体下彰显皇权与等级性的礼制需求,成为决定二者在清代不同走向的根本原因。

“大学”一词在《礼记》中的三重内涵阐释

对“大学”一词的不同理解,是造成《大学》解释不同的原因之一。“大学”一词的含义应上溯到《礼记》。在《礼记》中,“大学”有三层含义:一是作为教学机构,与“小学”对举,是对接近成人的王公贵族和国中俊秀之士,围绕诗、书、礼、乐等内容,进行的崇善、黜恶教育;二是作为养老场所,主要是针对有德行的从政退休者,即国老而非庶老、乡老,天子以礼待之,向社会申明孝悌之义,达到国家教化的目的;三是与教学相关的义理内涵,此即“大学之道”“大学之教”“大学之法”“大学之礼”。《大学》篇则是专言“大学之道”。“大学”在《礼记》中的不同含义,既受《礼记》跨时代性的成书过程影响,又取决于作者以礼治重构社会秩序的需要。这些不同含义奠定了“大学”一词与《大学》文本解释的基调,而解释的纷争亦于此初见肇端。

礼学视域下的《中庸》

《中庸》文本中存在着多处礼学痕迹,其本来就是《礼记》中阐述礼学思想的通论性文章。《中庸》从唐代开始背离礼学体系,学术重心转向“心性”。南宋朱熹从向内拓展和强调存养功夫两方面着手,最终完成了《中庸》从“礼”到“理”的转变。作为《礼记》文本的《中庸》是“礼”的总括性描述和哲理性表达,对具体的礼仪规范和伦理等级作了形而上的解释,从人情、政教、天道等维度深刻揭示了“礼”之于人、国家、社会的价值。“中”与“诚”在《中庸》中实是一体两面、似异实同的两个概念,中庸即至诚,是礼乐文化的哲学化表达,代表了由礼乐之道内化而来的终极道德。

晚明关学干城渭南史记事行实考

史记事,万历乙未进士,先后任山西介休、榆次知县,后升兵部主事、云南道御史,巡按湖广,官至光禄少卿。后因直言敢谏,触忌罢官。归乡后,史记事讲学里中,考订礼乐,设立义仓,倡作堤障,里人德之。史记事与长安冯从吾、凤翔张舜典等关中大儒相知相交,同为东林学人西北之巨擘。其居官关注民生,教养兼举;立朝不畏权贵,刚直敢言;退居教化一方,泽化乡里。故无论人格著述,史记事皆与关学学人品节相符,当为晚明之关学干城。

先秦龙形象中的礼制元素及其演进

中华民族的龙形象来源于蛇、鳄、鱼、蜥蜴、鲵、猪、马、牛、鹿、虎、熊等多种动物,在新石器时代已成为重要的祭祀礼器纹饰。夏、商、西周时期,龙纹综合了多种原龙造型,是礼乐伦理建构的形象表征。至春秋战国,龙形象与凤、虎等形象进一步融合,呈现多元化与开放性特征,并逐步成为礼制文化的代表性符号。先秦时期,龙作为沟通人神的通天神兽,经历从原龙到夔龙再到飞龙的造型变化,象征了礼制文化从单一到多元的兼容并蓄的发展过程,蕴含着中华民族最核心的天人合一、阴阳和谐的宇宙观。

《诗经·泉水》时空辨正与情礼转变

《泉水》中宿饯的时空位置在宋代得以确定,但诸姑伯姊的时空位置直到现在仍然存在争议。通过对《诗经》学史的梳理,伯姊可能在卫国、过去卫国、他国。根据《左传》对贵族婚姻的记载,伯姊在卫国或过去卫国的可能性要小于在他国的可能性。这样,《泉水》的空间维度可拓展为卫国、所嫁国、他国;时间维度拓展为过去、未来、现在,以三重时空表现强烈的思归。但由于礼的阻隔,第四章变为强烈的思念,完成了由思归到思念的情感转变。

文本、历史与精神特质:论《诗大序》“缘情说”的必然性

单纯从“缘情”与“言志”两个维度看待《诗大序》,属于后世的理论视角,难以接近其真正内涵,故要以先秦儒家礼乐文化及文本为根据,依赖内在精神与历史背景的流变,参照现有“情”“志”理论框架,发掘《诗大序》的“诗”学特质。《诗大序》继承了夏商周三代以来的“诗”教传统,以阐发普遍原则为主流,但《礼记》等礼乐文本的记载表明先秦礼乐学说以自然情感为理论基础,是为个体原则的萌芽。追溯至历史深处,西周的礼乐依附于天命、习俗规范等外在力量,而春秋时期孔子以“仁”重新释礼,将个体心理原则作为礼乐的依据,实现了从他律到自律的转换,故“缘情”成为礼乐文化与“诗”学未来的必然方向。

《礼记》中的日常生活礼仪规范及现代启示

《礼记》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书籍,记载了先秦时期礼仪制度的产生、内容及变迁,其中有很多关于日常生活中的礼仪规范,大致分为三类:一是仪表举止之礼,包括仪容端庄、举止稳重、衣冠得体、仪表整齐等;二是日常居家之礼仪,包括孝敬父母,尊敬长辈等;三是与人交往的礼节,包括待人接物之礼和公众场合之礼仪等。从这些礼节中体现出来了诚敬、孝道、尊人等道德精神内涵。这些日常生活礼仪规范及其体现出来的人文精神,对当下我们的德育工作仍有启发,我们在进行道德教育的时候要做到注意从小事做起,善于立规矩,同时要利用礼文化,来提升德育效果。

治道之间:任启运研礼倾向的演变——以《礼记章句》《经筵讲义》《礼记义疏》之《王制》《月令》为例

任启运《礼记章句》《经筵讲义》及《礼记义疏》的问世,伴随着个人身份的转变与研礼倾向的转移。康乾之际,任启运从乡塾学者到帝廷之师,再至礼学总裁,逐步被纳入清廷政统与道统的中心。三书不仅彰显了任启运在各阶段的身份认同,同时揭橥了任氏释礼重心由考据向义理的转向,以及经世意识的增强和文化认同感的提升。稽考三书阐释《王制》《月令》相关内容的异同,可管窥任启运礼学研究的核心精神与发展脉络。

形式·功能·思维:《礼记》饮食禁忌的文化阐释

《礼记》所载禁止食用的物品、实施禁忌的行为以及遵守禁忌的时间,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大传统禁忌领域的部分要素。这些禁忌具有调节人与神灵关系的宗教功能、调控人与集体关系的社会功能以及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功能,反映了古代先民以物及人的类比思维、主客交融的互渗思维以及调和阴阳的二元思维,对于建构中华礼制文明和延续民间文化小传统具有深远影响。

《礼记·玉藻》“君赐车马”章辨诂

学界关于《礼记·玉藻》“君赐车马”句的读法、释义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以郑玄为代表,认为“拜”“赐”二字当分读,后一句言卿大夫受赐于天子,归必致于其君,待君有命才能使用;另一种以陆佃为代表,认为“拜”“赐”当合读,后一句承接前一句,言没有国君之命则不敢乘服。经考辨,这两句是统言“三赐”之礼,陆氏的读法更符合经文语境,但他对第二句的释义不甚清晰,应释为:若没有得到国君的正式授命,则不可以立即乘服。关于“据掌致诸地”,多数学者认为是解释“稽首”之仪,但实属赘述;段玉裁等人认为是臣受君面赐所行之礼。经考察,臣受君面赐确实应先稽首然后受所赐之物,则“据掌致诸地”应释为:臣稽首而后双手捧所赐之物于地上。

Revelation or Reason? Two Opposing Interpretations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during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The Four Books were a frequent point of reference in publications during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In the Tian Ru Yin (1664), the Franciscan Antonio de Santa Maria Caballero (1602-69) used an allegorical approach, interpreting the true meaning of the Chinese Classics as Christian revelation while rejecting the traditional reading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On the contrary, the Jesuits in the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1687) used a rationalistic approach, harmonizing Western intellectualism with Confucianism. We shall show how these two interpretations are rooted in different theological traditions, leading the two sides to take opposite stances in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先秦乐舞的角色演化及其在礼乐文化中的建构功能

先秦乐舞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源头的一个重要构成内容。在其漫长而复杂的历史发展演化过程中,先秦乐舞从依附于原始宗教的从属身份逐渐转化为独立的文化功能,并在先秦时期的礼乐实践中,推动了先秦文化从“礼仪”到“礼制”的跃迁,在“礼崩乐废”之后,先秦乐舞又成为儒家创造礼文化的思想灵感。经过儒家思想改造之后,礼乐实践结构中先秦乐舞的原始观念与感性形式被扬弃,礼乐实践的思想性内容得以引入礼文化系统,并在儒家的思想探索中形成礼文化的独特形式与鲜明风格,从而使先秦乐舞融入中国古代文化的基因之中,成就了中国古代历史特殊的文明样态与特有的文化形式。先秦乐舞为中国古代文化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研究先秦乐舞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中的历史角色与社会功能,对于理解中国文化的发展始源与社会形制的演化脉络是非常关键的一环。

毕摩特依·毕摩·毕——基于卡塔西斯谱系的辨识

毕摩特依是毕摩沿袭“残缺”传统的“书写”作品,具有诗性的特质,其所指是通过“毕”这个“说唱艺术”的能指实现的。因此,毕摩特依、毕摩、毕三者只有共在,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模仿或叙事方式的“说唱”场域,各异的毕摩、毕摩特依、毕的组合凭借各自的结构力量占据空间、决定运作逻辑。卡塔西斯(Catharsis),作为亚里士多德《诗学》的叙事功能,依之可以理解与解释毕摩特依、毕摩、毕共在中聚焦于伦理、心理、宗教等视域的“净化”“陶冶”“疏泄”——即“卡塔西斯”的场和力。

霸伯盂铭文所记西周朝聘礼补论

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M1017出土霸伯盂铭文所记西周朝聘礼是周穆王制礼的重要金文依据,笔者曾就霸伯盂铭文所记西周朝聘礼进行过详细考证。本文就前论未及者略作补证,所补论者有如下几项:其一,霸伯盂铭所记朝聘礼第二日伯老摈传王命之后,行享聘之礼时言“遣宾”与首日行礼之时所言“延宾”有所区别,第二日正礼伯老代天子行事,“遣宾”强调伯老身份尊贵、霸伯身份相对较低,与《仪礼·特牲馈食礼》宗人“遣宾就主人”所陈礼义相类。其二,霸伯盂铭两度赠贿玉(命圭)皆言“原贿”,“原贿”强调赠贿玉(命圭)之时谨敬的仪容,可与《仪礼·聘礼·记》《论语·乡党篇》所记执圭之容对读。其三,霸伯盂铭文所记首日之礼与《仪礼·聘礼》的私觌之礼更为接近,翌日正礼参用《仪礼·觐礼》和《仪礼·聘礼》二礼的礼程,这种礼程安排,既符合伯老摈传天子之命、申明君臣之义,又顾及了伯老、霸伯的宾主情谊,反映了周人周顾大义和人情的礼制精神。

从《礼记》解读儒家典籍中的统战文化

《礼记》以“礼”教化规范人的言行,使其达到“中和”之境界,乃至于形成“天下为公”的社会意识。在当下中国文化“两创”的助力之下,统一战线工作者可以汲取《礼记》中的“中和”“礼敬”“人文关怀”“艺术关怀”等统战理念,开拓新的工作思路,完善统战文化传播与弘扬工作。

学人之诗清俊平和——凌廷堪《校礼堂诗集》新探及补遗

凌廷堪是清代扬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于经学之中尤精礼学,室名曰“校礼堂”,诗集名为《校礼堂诗集》。廷堪于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前后将其诗文整理结集,名曰“校礼堂初稿”,但未能刊刻,现藏上海图书馆。现存最早的刻本《校礼堂诗集》是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本,由其学生张其锦将廷堪诗从“校礼堂初稿”中分出,并结合在海州搜辑的遗稿整理编纂而成。《校礼堂诗集》收廷堪诗作五百余首,内容丰富,涉及题赠唱和、咏怀古迹、记游抒怀、研经论学诸多方面。廷堪诗艺术风格鲜明,主要表现为中正平和与清冷俊逸。廷堪诗另有多重价值,包括文学评论价值、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三个方面。廷堪诗数量众多,尚有散佚,今辑得八首,颇具文学价值。

试论黄以周《礼书通故》之《丧服》诠释

晚清学者黄以周所著《礼书通故》一书体大精思,内容广泛,极具特色。就《丧服通故》部分而言,主要采用考辨体,着眼于从礼文各家训释差异中寻找诠释的切入点,从而实现是其是、非其非的诠释效果;不仅关注《仪礼·丧服》篇经传记的诠释,同时也兼及《礼记》之《三年问》《丧服小记》等篇服制礼文所载服制诠释,注意揭示同一服制主客体之服制类型历代变迁情况,并对“降服”“报服”的服制分类及其特征进行了深入探究,彰显出一种“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的治学风格。就“丧服”图表的研究而论,一方面,黄以周依据《丧服记》及郑《注》贾《疏》、黄榦、杨复、李如圭、盛世佐、江永、胡培翚等多家学者之说,对各类服制之正服、降服、义服衰冠升数和受衰冠升数情况,进行了深入阐释;另一方面,依据礼经原文及郑《注》贾《疏》等语料,绘制了相关丧服器物图,并借助文字、音韵、训诂等小学手段,对相关丧服名物进行综合考证诠释,彰显出“学不专守于一家”的博通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