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简诗类文献与孔子删《诗》

孔子删《诗》与否一直是《诗》学史上的一大难题,结合楚简中越来越多的诗类文献,并从古本《诗》的编集流传、孔子时《诗》的形态、主张删《诗》者的论据等角度看,孔子可能并未删《诗》。首先,古本《诗》的编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乐官最初对诗歌进入《诗》文本进行了一定的整理甚至删削,清华简《耆夜》中的《蟋蟀》和《周公之琴舞》等都启示这一点。其次,《诗》传到孔子时,整体框架等与今本《诗》差别应该不是很大。最后,《史记·孔子世家》所言“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的说法有不合事实之处;“诗三百”不是专指孔子所删之《诗》而言,它与《诗》的含义不是对立的,而是大体一致的。总之,孔子并未删《诗》,只是进行了正乐、调整篇次等工作。

海昏汉简《诗经》研究三题

学术界广泛认可海昏汉简《诗经》为《鲁诗》。从已经公布的部分文本内容来看,海昏汉简《诗经》符合“故”的文本特征,因此,疑为《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鲁故》。海昏汉简《诗经》目录简的编连,应符合古书正文在小题前而小题又在大题前的通例,标题简应当置于末尾而不当在前。据海昏汉简《诗经》目录简中“予其惩而八”可知,《周颂·小些》“予其惩而些后患”当断句为“予其惩而,些后患”,与《毛诗》同。

也谈安大简《诗经》“侯六”“魏九”——兼论安大简《诗经》的版本问题

安大简《诗经》“侯六”“魏九”二国风当确指“魏风”与“唐风”(晋诗),其命名之所以异于传世本《毛诗》,可能是由于该本之祖本采用了根据采诗或献诗时魏国实际政治中心所在(“霍”,即“侯”)与晋诗的实际采取之地(“晋国之魏邑”)命名的方式。从“侯六”“魏九”命名的原生态化,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断安大简《诗经》的祖本应该是早于儒家诗教本的一个两周官学的初编本,楚国学官出于对本国礼乐祭祀文化的保护目的,在此初编本的基础上进行了节选,形成了我们所看到的无《雅》《颂》和《国风》不全的安大简《诗经》的面貌;而从安大简《诗经》中异体字大量出现于同篇的特点来看,该选本可能同时兼有“识字辨义”的教育功用,是教授楚国官学之“国子”的初级教本。

基于安大简谈《诗经》中的联绵词问题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诗经》与《毛诗》相较,在联绵词上呈现如下情况:《毛诗》为联绵词,简本文字有别且非联绵词;《毛诗》不为联绵词,简本文字有别而为联绵词;简本与《毛诗》均为联绵词而文字有别;简本与《毛诗》均为联绵词且文字全同。这些情况说明研究中要尊重出土文献自身的文本内容,以客观、统一的标准和原则处理传世与出土文本的异文。其也证明了简本对于《诗经》语言文字和文本研究的重要意义。

《大武》卒章论——以宋版《春秋经传集解》及王家嘴楚简为线索

《大武》乐章的篇数、篇目、篇序等问题,历来聚讼纷纭。如关于《武》在《大武》中的次序,大抵有首章说、次章说、卒章说三种观点。部分持首章说和次章说的学者认为今本《左传》所记楚子语“其卒章”有误,今本与宋版存在出入。然验之现存宋版《春秋经传集解》,朱熹刊定《诗集传》时,当时所流传的宋版《左传》所记楚子语确作“其卒章”。新出土的王家嘴楚简《诗经》亦进一步证明,《武》当是《大武》卒章。

说安大简《诗》中可能是“■”之字

文章认为安大简《诗·芣苢》末章末句“尃(薄)言”之后一字可能是“■”,读为训“收”的“卷”。简本“卷”与传本“襭”是两个近义的异文。

关于清华简《保训》的著作年代问题

关于清华简《保训》的著作年代,不少学者相信它源于西周文本。然而,通过对《保训》的语言特征、阴阳观念、中道思想的比勘分析,可以推定它并非商末周初史官实录的周文王遗言,而是成书于战国前期的托古言事之作。

两汉《诗经》流传问题略论——以阜阳汉简《诗经》为中心

通过对阜阳汉简《诗经》的整治及抄写情形的研究,可以推断阜阳汉简《诗经》当为抄写本,其篇次也很可能与今传本有异;结合阜阳汉简《诗经》及其他涉《诗》材料,可以断定汉初有完整的《诗》本存世,其时应当并不存在一种在字形上具有定本意义的《诗经》文本;从字形上看,汉代《诗经》流传呈现出一种民间与官方、分化与统一并行的双轨制状态。

清华简《金縢》性质与成篇辨证

清华简《金縢》虽是战国抄本,但与传世之《尚书·金縢》差异并不大,应该有着共同的"祖本"。通过对两本的细致比对,我们发现二者的差异基本属于文献流传过程中自然损伤的范畴。传本《金縢》对"祖本"作了增删并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读,简本则有所删节且脱漏了一支简。从简文对人物的称谓以及简书上不规律的墨点来看,简本入土前可能是一种流行于楚地用于贵族书教的教材。

《诗·周南·葛覃》“是刈是濩”解

根据安大简,《诗·周南·葛覃》"是刈是濩"的"濩"当读为"穫",与"刈"构成同义关系,此句和下句"为絺为绤"句式相同。《清华一·金縢》9号简中与《尚书·金縢》"穫"相对应的字,应分析为从"攴","刈"声,"刈"字繁体。"刈""穫"属于同义互换。根据安大简"刈"字从"禾"从"■",我们分析了楚文字中其他"刈"字的释义。

安大简《诗经》“侯六”“魏九”浅析

通过分析《毛诗·魏风》《唐风》诸篇的诗旨和安大简自身的特点,认为安大简《侯》《魏》两部分内并无“误置”现象。又从战国初期的历史背景出发,并结合诗旨、春秋战国时期的“用诗”特点,赞成安大简《魏》之所以抄写《毛诗·唐风》中的诗篇,当与战国时期魏国国力强盛、占有晋国故地相关。由于抄写《唐风》诗篇的部分被称为“魏”,因此,抄写《魏风》的部分就不能再称为“魏”,必须改题。从《毛诗》诸国风的命名逻辑看,“侯”极可能是地名。不过,若考虑到安大简的特点,“侯”为爵位也未尝不可。从安大简《侯》《魏》的特殊安排看,它无疑是一个改编本,其底本与《毛诗》应该非常接近。

也说《诗经》“硕鼠”

关于《诗经·魏风·硕鼠》之“硕鼠”,历来注诗多解为大老鼠或田鼠。其实鼠类吃黍、麦类粮食,可以解读“无食我黍”“无食我麦”,但不吃庄稼“苗”,无法解释“无食我苗”。而对“硕鼠”(鼫鼠)另一种解释:农业害虫蝼蛄,则可以顺利无碍地通解该诗。对于“鼫鼠五技而穷”来说,鼠类不具备这些特征,而蝼蛄却符合条件。新近公布的安大简中的《诗经·硕鼠》作“石鼠”,则是“鼫鼠”的一种异体写法。蝼蛄在古代也有“石鼠”“鼫鼠”的别称,所以《诗经》“硕鼠”应该是指昆虫蝼蛄。

上海博物馆楚简《采风曲目》与《诗经》学案

上博楚简《采风曲目》的出土,既说明我国先秦时期音乐发展已经达到了极高的水准,又说明我国先秦时期的音乐文学发展达到了相当成熟的地步,尤其是宫廷音乐文学可谓蔚然成风。重要的是《采风曲目》的出土再次验证了周代采诗制度相当完善,"诗三百"诗乐一体以及南北音乐文学交融之成说,为《诗经》学案中的"采诗"说以及"诗入乐"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采风曲目》与《诗经》之关系有待我们进一步地挖掘与探讨。

谈安大简《诗经》的一个异文

《诗·周南·关雎》"寤寐"之"寐",安大简写作""。此字形当分析为从"丬","帚"声,系"寝"字异体。"寝"古训"寐"。《诗经》早期版本作"寝",因"寝"、"寐"义同互训;加之秦朝焚书坑儒,典籍失传,至汉代,文献的流传靠口耳相授;且"寐"字有一种形体从"寝",汉代学者可能误认为是"寐"了,于是"寤寝"就变成了"寤寐"。

谈楚文字中的“兕”

楚文字中有个旧释为""的字,根据安徽大学藏战国楚简《诗经》的材料,改释为"兕",字形分析为从"兕",加注"厶"声。包山269、牍1"一和兕",即"一和兕甲","兕甲",即兕牛皮作的铠甲。

简论安大简《诗经》抄本中的讹误等问题

安大简《诗经》的发现,让我们有幸看到了战国时代《诗经》传抄的一个选本的原本面貌,具有十分珍贵的文献价值,但安大简《诗经》的抄写存在不少的问题,如同篇同字的异体、抄写篇目和文字的遗漏、随意的误书、因声因形的讹写等。这说明它只是有幸传承下来的战国时代众多《诗经》抄本中的一种,我们在研究和使用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这些问题,要采取比较客观冷静的态度,不要为其中的问题所误导。

《诗经》“言”字说——基于安大简《诗经》的考察

《诗经》中"言"字的用法非常复杂,尤其是部分"言"字能否当"我"讲,聚讼纷纭。将安大《诗经》简与《毛诗》对读可以发现,简本中"言"字已经大量使用,《葛覃》《芣苢》《汉广》《草虫》《汾沮洳》《墙有茨》诸篇简本"言"字的句式、用法与《毛诗》一致,但有四处重要的异文信息却为我们解决这一争议提供了契机。安大《诗经》简45、46、47、48号四只简正好可以与《毛诗》中的《秦风·小戎》对读,内容高度一致。《毛诗》该篇共三章,章十句,每章第七句皆作"言念君子",而简本三章该句皆作"我念君子"。《毛诗》三处"言"字,简本皆作"我"。另外安大《诗经》简74、75、76号简正好可以与《毛诗》中的《魏风·园有桃》对读,内容高度一致。其中《毛诗》中的"心之忧矣,我歌且谣",简本作"心之忧,言歌且谣",今本"我"字,简本作"言"。这四处重要的异文信息说明毛传和郑笺把"言"解作"我"是有所本的。《诗经》中"言"可当"我"讲可能是方言成分的遗留。

上博简《诗论》在诗经学史上的价值及其学术史意义

新材料带来新的研究课题,促进新学问的涌现。对于《诗经》学史而言,近年面世的以上博简《诗论》为代表的简帛资料,不仅大大促进了对于诗三百篇的研究,而且促进了《诗经》学史的研究。在上博简研究的带动下,近些年关于《诗经》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如果说上博简《诗论》补充了《诗经》学史源头的话,那么,上博简《诗论》面世以后十几年的研究成果则是一部《诗经》学史的尾,这个一首一尾的形成与联贯对于"重写学术史"而言,是有重要意义的。

新出战国楚简《诗经》异文二题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是最新发现的先秦珍贵文献,其中《诗经》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战国抄本。与传世《毛诗》相比较,安大简本《诗经》异文提供了不少新的资料。这些新材料对《诗经》文本的理解、语言学和古文字学的研究都具有重要价值。根据初步整理研究情况,分析简本《诗经》两条异文材料,充分显示简本《诗经》异文对古文字考释和上古汉语研究的重要性。

海昏侯刘贺读什么《诗》

南昌海昏侯墓出土《诗经》,学界一般认为属于《鲁诗》。通过对海昏侯墓出土《诗经》中的传、故训、文字以及《齐论语》等其他竹简,结合传世文献记载,海昏侯墓《诗经》属于《韩诗》的可能性更大,可能与昌邑国《韩诗》学者王吉有关。通过海昏侯出土诸多简牍文献可知,刘贺其人虽缺少政治谋略,但也非冥顽不灵之徒。相较于汉代其他诸侯王,刘贺亦称得上是好学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