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阐释的盲点与洞见——兼论其对中国诗学理论的贡献

《诗经》是中国文学的源头活水,其卷帙浩繁的阐释形成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蔚为壮观的洪流。从现代诠释学的视角审视《诗经》诠释传统不同流派的诗经学理论和实践,我们可以了解这部诗集为何是中国文学的源泉,其琳琅满目的解读为何如此多样甚至互不兼容,也有助于我们找到建构合乎现代诗学的理论创见。使用后结构主义的诗学理论和方法分析《诗经》的评点注疏、理解阅读和治学方法,可以看出阐释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来自其诠释的开放性,而开放性得益于《诗经》诠释中的盲点和洞见,这些盲点和洞见构成了诗经诠释学的支柱。因此,应该致力于从多元的当代视角重新审视《诗经》诠释传统,既要找出其盲点,又要发掘其洞见,不仅要为阅读诗集的诗篇提供新的路径,更要关注其对中国诗学理论所作的贡献,为古代诗学的现代化提供启示。

论“以色喻于礼”的释诗体系

先秦至汉代出现了《诗经》的三种释诗体系,先秦最早出现的乃"断章取义"体系,汉代的为"比兴美刺"体系,介于两者之间,出现于战国中晚期的则可以称为"喻"的体系,其核心概念为"以色喻于礼"。此一释诗体系既不"断章取义",也不运用"比兴美刺",其特色是把整首诗歌理解为一个从色到礼的简单叙事,毫不避讳汉儒极力隐蔽的男女私情、"好色之愿",旨在通过一个相对简单的"喻"的过程,从满足个人欲望转向遵守礼仪规范,从而启发人们知晓礼仪。这一过程做到了色和礼、私和公的两全,被称为"改"。"以色喻于礼"命题有助于我们把握《诗经》的美育意义。

“以意逆志”:从读书方法到解释学境界

到了孟子的时代,在《诗经》的几种应用形式中,"听《诗》"十分罕见了,"赋《诗》"日渐式微了,惟有"引《诗》"硕果仅存。孟门师生"引《诗》"相当普遍,孟子由此在批评"断章取义"的基础上,提出解读《诗》篇必须"以意逆志"。"以意逆志"迟早地、必然地聚焦于"逆"之一环,只要这个时刻来了,"真切"就是对于"逆"最真切的"翻译"。践履孟子说的"以意逆志",于一般读者而言,理当放弃"中心"之类概念,让更有理解力度的"互动"概念挺身而出;但是,当读者化身作者之后,其真切地逼近《诗》篇之"志",也只是作为自己的"支援意识",它们终归要服从于自己的"集中意识"——所谓"意"也。惟有这样理解,"以意逆志"才会成为一种上乘的读书方法,更是一种心向往之但又未必能够抵达的解释学境界。

董仲舒“《诗》无达诂”的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董仲舒在解释《诗》、《春秋》的实践中概括出“《诗》无达诂”的思想。“《诗》无达诂”即《诗》、《春秋》没有恒常不变的通义,是常与变的对立和统一。变表明经典之义具有多元性、开放性,解释者可以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地解释经典;常坚持经典之义并非什么都行而具有经常性,解释者不能任意曲解经典而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潭。董仲舒“《诗》无达诂”思想揭示了文本解释的一般特征,与西方哲学诠释学的基本观点一致,因而具有重要的现代意义。

阐释学视野下的《诗经》与联句诗起源关系论

《柏梁台诗》之外,历代以《诗经》中《式微》等篇为联句诗起源的阐述也源远流长,影响甚众。此论出现在宋代经学阐释及诗话叙述中,并在后世尤其现代《诗》学与文体学研究中得到发扬。究其原由,《诗经》文本的多义性及其广阔的阐释空间与历代对联句诗体身份的差异性认知是其前提,而根深蒂固的"文本于经"的阐释前见与"尚意阐释学"传统下"以己意说诗"的历史视阈构成其背后的深层动因。

经学语境下的文学解读与“务探诗人意旨”的文本阐释——方玉润《诗经原始》的诗学意蕴

《诗经原始》是中国《诗经》学史上的重要著作,本文在文学与经学不可分离的诗学解释学背景下探讨了《诗经原始》文学解读的可能性,强调《诗经原始》无论是以经学教化的眼光看待《诗》,还是对《诗》做出富有美感和诗意的阐释,都能立足于文本,以“务探诗人意旨”为目的。它所提出的“读《诗》当涵咏全文,得其通章大意”等解读原则与方法,以及从诗体自身看待《诗》之正变、以“托辞”言《诗》等,都做到了从文本出发、重视文本细读,重视读者涵咏体验在《诗》的解读活动中的重要性。这一切,相对于中国诗学史上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以“自得“”私意”参与作品的释义、轻视本文客观释义的理论来说,无疑体现出新的特征,丰富了中国古代文本诗学理论的内涵。

不察与洞见——“《诗》无达诂”说探索

先秦"赋诗断章"的传统,奠定了《诗》走向"无达诂"的开放语境。在文本蓄意的层面,《诗》为"《诗》无达诂"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意义场。在读者释意的层面,美刺解《诗》是信仰危机中汉儒精神救赎的唯一出路,而"《诗》无达诂"既是汉儒身份认同的保障,亦是汉儒对时代和历史的先见之明和学理响应。

论中国文学批评中的类比性释义——以《诗经》为例

唐人孔颖达发现,汉代经学家对《毛诗》的解释存在"于经无所当"的现象。这实际上是承认,在《诗经》解释中不免存在自由释义的倾向,解释者参与了《诗经》意义的创造。这与解释者采用比兴的方法说《诗经》有很大关系,他们通过将诗歌描写的此物、此义与未出现在作品中的彼物、彼义进行类比,促使作品的篇内之旨向篇外之旨转换,从而实现对作品的意义极大的跳跃和扬升。如此解释《诗经》的意义可以称为类比性释义。这与诗人是否运用比兴手法写诗无关,因为即使用赋体写作,解释者照样可以将作品看成是以叙述形式出现的类比某种意义的一种载体。当解释者跨过宽阔的意义空间,从诗歌作品的此义跳跃到它所比喻或象征的彼义时,随意性不仅难以避免,而且还会被解释者充分利用,辗转得出他们所期待的结论,导致作品经过解释环节意义发生明显变形。这样的释义方法不仅运用于《诗经》的解释活动中,而且也被长期、广泛运用于中国古代各体文学批评之中,韵文体如诗、词批评借重这种方法尤其显著。所以,考察类比性释义方法有助于加深对中国文学批评传统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