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颂”诗名义考原

"颂"是《诗经》中的体式,古今无异议,也属于学术常识。但如果追究这一体式的本原是怎样的?却很少有人知道。可以《大序》"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为切入点,建立文化哲学的认识基础,对"颂"作为体式形成的文化本原作具体而深入的考证。

《楚辞》、《诗经》双宾语结构的语用比较

《楚辞》、《诗经》双宾式及其同义句式的用例比分别为8:17、62:16。主观情态因素"语义焦点"是《楚辞》双宾式的主要制约因素,篇章因素"诗歌整齐美"、"诗体体例"是其同义句式的主要制约因素;篇章因素"四言体"诗歌体例在《诗经》双宾语结构中起强势作用,在符合节律的条件下,主观情态因素"语义焦点"才在其双宾式中起作用。这种语用差异是由二者的文体特征决定的。

刘师培赋学批评述略

近代赋学批评在西方理论及传统批评理念的双重影响下,呈现出向现代转变的趋势,其中以刘师培的赋学批评为最.刘师培在植根于传统学术批评的同时,援引西学,构建了较为完备的赋学批评体系.其赋论打破了“诗源说”的户牗,将赋看作“风雅遗音”“史篇变体”,兼源“诗”“史”;其论赋的最大特色是高度重视小学在作赋中的作用;其评赋,确立了以楚辞为中心的评价体系,并将赋体纳入其文章学的系统,以佐证其骈体正宗之说.无论是在赋学体系的构建上,还是对赋体审美特质的关注上,刘师培赋学批评均呈现出向现代批评转换的趋势。

“赋者古诗之流”再探——论汉人的赋体讽谕观

本文结合班固的思想和汉代赋作状况从新思考"赋者古诗之流"的内涵和价值。本文认为,班固"赋者古诗之流"意在阐发赋体讽谕观,并非一个立足于汉赋现实的文体源流判断,只是经史学家对赋体文章提出的理想的政治要求。汉赋之"赋"源于《诗经》"六义"之"赋",以敷布铺陈为基本手法,普遍呈现出靡丽的文体特征。在经学背景下,汉人赋论执着于理想的"讽谕"而批判现实的"靡丽"。由于讽谕的创作手法与文学性文体有密切关联,使得以讽谕为依据的《汉书.艺文志》"诗赋略"的建立具有一定的文体归类意义。

《诗经》“赋”法艺术特征新论

通过对《诗经》"赋"法传统认识的辨正,对《诗经》"赋"法的艺术特征予以重新认识——《诗经》"赋"法的艺术特征,因所需,固然可以层层铺叙,然而,不借助比兴,而对事物的形貌、人物的神态、心理和感情,作直接而形象的描绘和抒写也应该是《诗经》"赋"法的重要艺术特征,但是,立足于诗体的抒情本质,随物婉转,曲尽其情,寻求并"叙"出与此时特定情感有关联的客观物象以物化此"一时之情"才是《诗经》"赋"法的根本艺术特征所在。

“召南”的命名和风雅颂的分类原理

“召南”不是国家,而是根据召公系诗,召公指历代召公的统称,不是一个人。召公有燕国和采地召封地,又曾和周公分陕而治,“召南”由燕风和贤臣身份的作品构成。西周以来,根据礼制,大夫也可以拥有礼乐。只是孔子删诗时没有保留,所以《诗经》中没有大夫这一种类诗。“周南”和此相类。十五国风不是曾猜测的根据区域决定,而是按照礼乐性质划分的,风雅颂也是如此。召公是周代著名的诗人,留下作品在十首左右。召公是燕赵文化的奠基人和缔造者之一。

有周吉、嘉、宾、军四礼演奏《诗经》乐章考论

原本作为诗、乐、舞融合体的《诗经》乐章,是西周历代乐官们奉命为各种礼仪搜集、整理、制作,或直接出于贵族士大夫之手的雅乐最基本的文化载体。周代统治者出于维护、巩固和扩张政权的需要,势必要把《诗经》乐章极端地政治化、伦理化,使其负担起推行和实施礼制的使命,置实用性于首位。综观《诗经》乐章在有周五礼之吉、宾、军、嘉四礼中的演奏,我们会更清楚地认识这一点。

诗骚渊源又说

“五四”以来楚骚源于楚地民歌之说占了上风,但其实从格式上说,楚地带“兮”民歌仅有两首,且有一首还来自越地,而《诗经》有带兮诗53首,有些格式与楚骚完全相同,有些则提供了基本构架。诗经中许多四言诗疑本是带“兮”的准骚体,是因为硬凑四字而强行点断的。楚地民歌基本没有“幽忧愤悱”的骚义,而《诗经》带“兮”诗中则大部分含有“幽忧愤悱”的骚义,楚骚作者如屈原又熟知《诗经》,因此可能还是《诗经》为楚骚提供了基本的格式与骚义资源,加之楚地文化、民歌的巫神内容与诡奇浪漫,最终形成楚骚总体特征。《诗经》到底还可能是“骚赋之大原”。

《诗集传》“桧诗皆为郑作”说考析——兼及《桧风》的断代问题

"《桧风》皆为郑作"之说的产生,颇令人困惑不解。此说的流传,是属于以讹传讹,还是苏辙原初真有此说而为朱熹引述,无法遽然断定。此说涉及到《桧风》的断代问题,为研究桧诗四篇的写作年代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参考。但当前的研究仍不能确切地为《桧风》断代,此说仅可作为参考,实不可从。

20世纪《诗经》大雅研究回顾及展望

在对20世纪《诗经》大雅的研究状况进行梳理和总结的基础上,发现研究中存在的不足,提出今后研究思考的方向。即重新认识大雅在《诗经》中的审美价值和意义,转变观念,从诗歌与音乐关系的角度,进一步加强大雅文学形式的研究。

“郑风淫”的形成与春秋郑国战略地缘关系——“郑风”研究系列论文之三

郑国处于天下之中的战略地缘位置。发达的商业、频发的战争促进了艺术形式的交融,催生并强化了郑地娱乐社会心理,使得《诗·郑风》等艺术形式超越了原来的艺术规范,具有"淫"的特色和超越节度之意。

《诗经·周颂》中的“文德”考释

关于《诗经·周颂》中的"文王之德"即"文德",历代论家都注释为"仁义礼乐"的政教或个人才德。但经多方考证,成于周初作品《诗经·周颂》中的"文德"意义并非指"仁义礼乐"的政教或个人才德,而是指文王的武功征讨战略。

论《诗经》战争诗的类型和情感倾向

《诗经》战争诗是指《诗经》中以参与战争的士卒将领(包括君王)为表现主体,歌咏、抒写他们在战争生涯中的生活状况和情感体验的诗。根据《诗经》战争诗的抒情内容及其表现风貌上的不同特征,本文将《诗经》战争诗分为四个类型:缅怀、赞诵祖先诛锄暴政、建立新朝的武功的"颂歌型"战争诗;表现天子、诸侯、将帅士卒在平定叛乱、抵御入侵、扶弱抗暴等正义之战中的情感体验的"军歌型"战争诗;表现战争给士卒将领带来的忧思祸难和常年战争中的哀伤之情的"悲歌型"战争诗;表达嘲讽、批判之情的"批判型"战争诗。

先秦民间情歌记录情况概述——以《诗经》为考察文本

《诗经》记录了部分先秦民间情歌,形成了汉族民间情歌记录史上的第一个兴盛时代,而书写材料的改善、统治者采诗观政的需求、唱诗奏乐的需要,是其能被记录的动因。

“水韵”与《诗经》篇什兼谈古诗词艺术歌曲的歌词与演绎

将《诗经》篇目涉及"水韵"的篇什做梳理与归纳,将梳理之结果会同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歌词创作与演绎间的相关问题,以新的视角结合部分《诗经》篇什中涉及"水韵"的篇章作艺术解读。意在从深入分析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的歌词意境入手,使声乐演唱者在诠释古诗词艺术歌曲时,能够关注多重视角,从而进一步完善对作品的演绎。

《诗经·周颂·臣工》主旨辨证

《周颂.臣工》是《诗经》农事诗中比较重要的一篇。关于这首诗的主旨,迄今主要有"诸侯助祭遣于庙"、"戒农官"、"籍田"、"省耕"和"祈谷"等五种观点。经考察《臣工》的字词含义及诗中的用历情况,可知此诗是周天子在籍田上祈麦实而戒农官的一首诗。

“以色喻于礼”的解释及其诠释学分析

《五行》篇和《孔子诗论》中的"《关雎》以色喻于礼"谈论的是君子的德行精进过程,而不是《关雎》的主题或情色与礼仪节制之间的关系。"以色喻于礼"代表了先秦儒者使用《诗经》的一个突出现象:说《诗》者在游离篇旨的情况下利用《诗》之断章得出的判断申述儒家德行。西方诠释学理论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这一现象。《诗》主旨是当时共享的"前知识"。在"前知识"的作用下,说《诗》者能够断章取义而不造成误解。培养德行的应用目的决定了先秦儒者要对部分诗句进行放大解说以找到教导性的真理和指示。

《诗经·周颂》中的"文德"考释

关于<诗经·周颂》中的"文王之德"即"文德",历代论家都注释为"仁义礼乐"的政教或个人才德,本文经多方考证,成于周初作品《诗经·周颂》中的"文德"意义并非指"仁义礼乐"的政教或个人才德,而是指文王的武功征讨战略。

《诗经·豳风·七月》经学解读与历史主义解读的博弈

《诗经》作为儒家重要经典之一,它的阐释和研究始终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在经学时代,毛、郑、孔说诗系统尤其郑玄"以礼笺诗"影响甚巨。但在经学式微之后,毛、郑、孔说诗系统遭遇到历史主义解读方法的巨大冲击。《豳风.七月》的经学解读中所包含的"天地阴阳观念"与"养老敬老"以及由此引申出来的"勤政爱民"等礼乐教化思想之深度、厚度,是历史解读法中的"压迫与剥削"、"奴役与被奴役"的阐释无法相比的。在国学热的今天,理性回归经学也是《诗经》解读中的应有之义。

“二雅”及清华简《耆夜》所见宴飨诗酒意象研究

酒在《诗经》"二雅"及清华简《耆夜》的宴飨诗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作为一种媒介,沟通神人、君臣、宾主,是贯串宴飨礼的纽带。酒是宴飨礼的中介物,也是宴飨诗的关键意象,它是为礼乐文明服务的。酒是宗族血缘网络的纽带,也是祭祀祖先神灵的媒介。周人重德,在对酒的态度上重视酒德。周人饮酒是为礼乐文明服务的,德是礼的内化,酒德是周人对酒的态度的表现。周人不杜绝饮酒,但反对纵酒失德。从某种程度上说,宴飨诗是周人礼乐制度嬗变的镜子。《耆夜》展现了宴飨礼典尤其是赋诗的具体过程,反映了周公的"无逸"思想,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