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文学史的国际政治学:《剑桥俄罗斯文学史》的话语性和学术性

苏联解体以及之后的进程表明,苏联体制内学者编纂的汗牛充栋的俄罗斯文学史,和这个国家一样是失败的,相反,“冷战”时代斯拉夫学编纂的同类成果,则仍有学术生命力,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莫泽主编的《剑桥俄罗斯文学史》(1989)影响力尤甚。这部文学史,率先确立在帝国进程中认识俄罗斯文学的文学史观,搭建正视俄罗斯文学是在欧洲文化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文学史框架,运用在俄国文化变迁历程中认识俄罗斯文学的方法。这种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冷战”时代西方政治正确话语的文学史,是大多局限于用官方意识形态指导文学史编纂的苏联体制内学者所不能及的。

俄国文学研究的中国声音——刘文飞教授访谈录

俄国文学研究者、翻译家刘文飞教授在总结自身学术实践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中俄文学外交”“俄国文学史研究的中国学派”“俄国文学的中国阐释”等概念,主张让中国的俄国文学研究同时对接俄苏本土的文学研究传统和欧美的俄国文学研究传统,并注重对俄国文学在文化学、思想史方面的阐释。与此同时,刘文飞教授兼顾文学研究的社会性影响,他从学术、翻译、写作的三种路径出发,通过一系列著译作品和文化活动致力于推动俄国文学研究成果的大众化普及。刘文飞教授所代表的新一代俄国文学研究者们将以中国视点、中国阐释、中国特色于一身的最新研究理念融入多卷本《俄国文学通史》的撰写之中,是对中国俄国文学史书写的一次全面更新,在向世人展示中国近一个半世纪的俄国文学研究成果的同时,创建拥有我们自己民族风格和立场的斯拉夫学派,让国际斯拉夫学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关于西方三部论杜著作的评价

BBC专题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与《剑桥中国文学史》《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形式不同,层次有异,基本观点、主体倾向有相同性,都以杜诗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以杜甫为儒家文化的精神英雄,通过杜诗认识中国文化特质。其中漫游诗人的比较,文明悲剧情感分析,视角颇新。又关于杜诗三次转变的说明,深入的文本细节辨析以及对真挚感与惊奇感的强调,都极具启发性,突出了杜诗文化文学价值。

《俄国文学史》的建构原则与书写方式

苏联时期俄国文学史专家普鲁茨科夫主编的四卷本《俄国文学史》,深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艺观的浸润,显示出对“历史文化学派”方法论的借鉴,紧密联系世界文学的整体格局,勾画本民族文学的动态与成就,致力于揭示俄国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发展进程,从而完成了一部贯通古今的俄罗斯民族精神回溯与自我认识的史书。其主导精神、使命意识和研究方法,对于我国的文学史书写以及人文科学话语体系建构,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别雷的文学遗产与文学史定位

尼·伊·普鲁茨科夫主编的四卷本《俄国文学史》中第四卷(1881-1917)第十六章“安德烈·别雷”注目于象征主义作家别雷创作的广度与深度,力求阐明别雷作为诗人、小说家、象征主义的主要思想家、美学家和批评家的多重贡献,显示出致力于探索别雷创作遗产丰富性与完整性的研究取向。《俄国文学史》中“安德烈·别雷”一章的书写思路和基本论点在俄罗斯别雷研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安德列耶夫创作思想与风格的嬗变

尼·伊·普鲁茨科夫主编的四卷本《俄国文学史》中第四卷(1881—1917)第十章“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结合社会历史与文化思想史,从创作思想与创作风格角度研究小说家、戏剧家安德列耶夫。安德列耶夫在创作中融合了现实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等创作风格,创作思想复杂、独特,既有对时代生活的现实主义记录,又以表现主义的理念和手段渲染时代和个人情绪,从抽象的哲学角度追问生活的意义及人之存在的本质。

变异与变通:《剑桥中国文学史》关于明代台阁体的书写

《剑桥中国文学史》是北美汉学家全面把握中国文学史的代表之作,代表了当代北美汉学界中国文学研究的最高水准。北美汉学家深受西方学术传统和本国文学理论思潮的影响,以明代前期台阁体为研究对象时,在文本选择的眼光、思维系统、方法向度、学术体系、文学史观等诸多层面呈现出与国内不同的研究范式。考察《剑桥中国文学史》明代台阁体部分的叙史方式、研究特色及创见之处,反思与纠偏其在学理上的缺失与不足,有助于国内学界对“重写文学史”探索新的可能路径,促进全球学术对话。

一个中国学者眼中的《剑桥中国文学史》

本文对这部具有集欧美汉学之大成意义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从学术理念、写作风格到处理具体文学问题的特点和得失做出来自中国学者的评价,既肯定了其学术理念的启发性、部分章节的创新意义,也从文学通史的角度对其叙述方法的可行性提出了质疑,最后对一些细节提出若干商榷意见。

《剑桥中国文学史》(下卷)摘误

海外汉学家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不仅在印刷和校对方面有明显错误,而且在史料和学术判断方面有诸多失误或不甚严谨处。对此,笔者按页码顺序进行了摘误,且加以适当的考辨和说明,以期有益于读者,并有助于《剑桥中国文学史》的修订完善。

《剑桥中国文学史》探究与思考——宇文所安教授访谈(英文)

笔者围绕《剑桥中国文学史》与宇文所安教授进行交流,主要探讨了西方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的起源、中国文学史的发展历程和模式、文学史学与学术史的关系以及文学史学的新趋势,并就宇文所安提出的"文化唐"和"话语群体"的概念进行了理论探讨和解析。

他者视野下的两部域外中国文学史书写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与《剑桥中国文学史》对比研究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和《剑桥中国文学史》是欧美学界对中国文学史进行域外书写的代表之作,它们尝试以他者视野打破中国学者固有的文学史观.本文从编者学养、读者受众、文化视野、历史细节、解构精神、多元聚焦等方面,考察二史的中国文学史观,分析其所呈现的欧美学术思维传统,考察后者对前者在文化史方法、风格性统一、学术性规范上的纠正提升,这有助于今后中国文学史写作的再超越.

“课程思政”在俄罗斯文学史课堂教学中的探索与实践——以叶赛宁《给母亲的信》为例

俄罗斯文学史课程是使学生掌握俄罗斯文学史知识,了解文学语言基本特色,提升语言基本功,提升文学审美鉴赏能力的课程,其内容中涵盖了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以叶赛宁的《给母亲的信》为例,详尽阐释该诗歌讲授过程中如何恰当融入思政元素,从而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塑造的多元统一。

得失参半的创新之作——《剑桥中国文学史》评议

《剑桥中国文学史》旨在打破以往文学史写作中的习惯性范畴,开创新的文学史范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特殊的"文学文化史"的书写姿态,立足于在文化史的背景下考察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这种书写策略为我们认识文学史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方法,但并没有在全书中得到全面的贯彻。《剑桥中国文学史》的文学史分期方式也引人注目,某些基于文学文化史立场的分期方式显得新颖别致。全书的文学史分期方式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也存在着按世纪、朝代为文学史分期的现象。由于全书的编者热衷于探求"过去的文学"原貌,在实践中往往对某些重要作家作品叙述较少,而对次要的文学现象评价过高。这种迥异于时流的评价可新人耳目,但有些评价是出于臆测,并没有坚实的依据。

徐志摩与剑桥大学

徐志摩因爱情失意来到剑桥,又因追求爱情中断学业,离开剑桥。徐志摩在剑桥期间住过的地址包括莎士顿王子居、国王学院校友居、维多利亚路55号,此外,还经常出入王家学院广场10号奥格顿邪学社的办公室。徐志摩在剑桥的游玩路线囊括了剑河的精华。徐志摩在剑桥时与众多剑桥著名学者有广泛交往,成为中英文化交流的一个使者。徐志摩载入了剑桥文学史。

论中国俄苏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

中国的俄苏文学研究已经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历程,从稚嫩逐步走向成熟,近20年来成绩尤为突出。本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以时间为线索,梳理了清末至当下的中国俄苏文学的学术发展脉络;第二部分从专题和作家研究切入,探讨了中国在俄苏文论、俄苏文学与文化关系、俄国“白银时代”文学、中俄文学关系、俄苏文学思潮和文学史、19和20世纪俄苏重要作家等方面的研究状况;第三部分对这一学科的学术发展状况进行了反思和前瞻。

俄罗斯诗歌中的“纪念碑”情结

18至 2 0世纪的俄罗斯诗歌继承和发扬了罗马诗人贺拉斯《纪念碑》的传统 ,形成了独特的俄罗斯风格 ,“纪念碑”情结随之成为俄罗斯诗歌的重要主题。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俄罗斯诗歌中的“纪念碑”情结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1)“古典”型 ;(2 )“谈心”型 ;(3)“纪念碑内心独白”型。对俄罗斯诗歌“纪念碑”情结的研究有助于俄罗斯文学史的学习。

俄罗斯:重写文学史的背后——由俄版《20世纪俄罗斯文学》引发的思考

俄版《20世纪俄罗斯文学》是一部俄罗斯人自己编撰的文学史读本,它以"在场者"的视角重新梳理了20世纪俄罗斯文学,从精神层面而非意识形态层面展现了20世纪的俄罗斯精神与文学艺术风貌,匡正了人们长期以来对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误解。这种"重构经典"的文学史写作似乎与"消解经典"的"后现代"精神相悖,然而其背后隐含的却是对人类一种永恒精神的追求。

王西里《中国文学史纲要》再版述评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圣彼得堡大学教授В·П·瓦西里耶夫(汉名王西里)1880年出版的世界上第一部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纲要》,曾经是世人难得一见的珍本。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孔子学院于2013年将其再版,并附加南开大学阎国栋教授的中译文,实为对中俄文化交流史料整理与研究的一大贡献。王西里书中对"中国文学"内涵和性质的独特界定,对民间文学的关注与赞誉,以及他作为域外学者在中国文学研究中运用的比较视角,对当代俄罗斯汉学——文学研究及中国本国的文学史研究都有积极意义。

“拉普”和中国左翼文学批评的历史反思

“革命文学”论争中,创造社和太阳社主要受前期“拉普”的影响。“拉普”在倡导“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同时,在文艺自身规律方面做了一些探索,但因此受到批判,被迫做了修正。“拉普”对中国左翼文学的积极影响是帮助克服了“革命的浪漫谛克”倾向。“拉普”的解散主要是政治的原因。

海外文学史观对中国文学史书写的影响——以《剑桥中国文学史》为例

《剑桥中国文学史》呈现出与传统中国文学史显著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叙述体例的革新、经典的解构和重构、对物质文化的重视以及语言风格四个层面。《剑桥中国文学史》是西方“文学文化史”观及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在文学史编撰中的有效实践。“文学文化史”观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书写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国“重写文学史”的主张一定程度上即是对西方文学史观的呼应。中国本土文学史尤其是现当代文学史的书写,开始从“文学文化史”的视角对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史进行改革、创新、解构和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