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时期图腾崇拜文化变迁与鸟禽类意象群的演化

商周时期的诗人们将远古时代神鸟图腾物中的祖先神之象、物候之象、司马之象、礼仪之象、凶猛之象、阳刚之象、慈祥之象、怪鸟之象、益鸟之象等意象原型,逐渐转换成为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婚恋之象、贤者之象、政治生态环境之象、社会生活现象之象;同时,他们以“鸒”自由求食之象来象征太子宜臼被废嫡而失位,以捕“雉”之象来象征小人得志而君子罹祸。这些鸟禽类意象以图腾崇拜为前提,原始象征意义变得隐蔽,习惯性联想形式成为显性因素,从而显示出由图腾对象到占卜形式,再到民俗物候乃至审美意义动态变化的发展链条。由于鸟禽意象中融入了作者对自然观察的感受,展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场景与政治生态环境,使原始兴象所体现的习惯性联想与象征之间具有更多的相似点。诗人们以此来建立意义与兴象之间的多种关联,自然表现出多种象征意蕴,让读者产生一种感官愉悦之美、心灵愉悦之美与时空意识之美。

中国粮谷酿酒技艺或发端于凤翔流考证

中国酿酒技艺及其传承,整体呈现一体多元的特征,即以酒曲作用于粮谷、自然发酵生香为主体,各地不同生态环境下,形成了各自的酿造风格。从西周到唐代持续向全国各地延展,并根据各地的酿酒生态环境,融汇当地已有的酿酒技艺传统而形成基本要素。

以“人”为视角:先秦天人范畴的形成

先秦时期,天人范畴伴随着人的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的发生发展而形成。原始社会早期人神杂糅,人与万物浑然一体,天人不分,天与人的观念自然无法产生;原始社会末期至夏朝,人对神灵、自然都有了初步的认识,天人初步分离,人的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开始建立,这为天人范畴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殷人率民以事神,以各种方式与手段沟通神灵,无比虔诚地祭祀上帝、自然神、祖先神;殷人对上帝神灵的虔诚既有迷信的成分,又包含着探索外在世界的积极态度,殷人的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获得了一定的发展。殷周之际至西周时期,周人将天、天命与政权的合法性紧密结合起来,认为纯正的道德是获得天命的必要条件;同时,周人认为“德”亦是人的本质规定性,并通过礼乐制度将道德熔铸于人的行为之中。至此,天与人的内涵有了明确的规定性,天人范畴因此而定型,成为塑造中国古代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的基本形态与发展方向的核心范畴。

周秦儒学“无为”观念的本旨与践履边界

一直以来,人们认同“无为”观念乃道家老庄所专言,殊不知周秦诸子对“无为”均有所发明,一致而百虑,程度深浅有所差异而已。儒者虽然抱有积极入世的思想旨归,但是其人深知一味进取反而有害于道。周秦儒学诸子,特别是孔子、孟子、荀子,都对“无为”观念采取了辩证态度,将“无为”与“为”合一而论。二者落在达至“惟精惟一”之道,“无为”关键在否决歧路,成其一道,达于至诚状态的“无为之为”。论证清楚周秦儒学“无为”观念的本旨与其践履边界,对于今人在人生低谷应对精神上的两难问题将会大有助益。

东周秦汉时期骆驼题材文物初步研究

本文在广泛梳理东周秦汉时期骆驼题材文物类别与时空分布的基础上,认为骆驼题材文物的出现年代、分布范围和造型风格具有显著的时代与地域特征。骆驼题材文物在内地的出现和发展,深受我国北方人群的影响,显示出较为活跃的农牧互动。秦始皇帝陵陵西大墓M1新发现的单体金、银骆驼塑像写实逼真的艺术形式,是我国骆驼题材文物中的特例,但在中亚、西亚艺术品中有迹可循,它可能是舶来品,也可能是在西方艺术影响之下本土创造的。

中国早期罪观念的产生、特征及其影响

殷商刑罚是否是法律意义上的刑罚缺乏明确证据,其应当被谨慎地认为是一种以占卜为前提,通过毁损身体标识身份的特定做法。但这对后世刑罚制度及其理念有深远影响,包括肉刑的执行方式及其与身份的密切关系等,通过以刑识罪的方式可见殷商罪观念可能与身份秩序关系密切。透过分析基本确定为西周文献中与罪字直接相关的记载发现,西周罪观念较殷商发达,罪涉及对君、臣、民三者的规范要求,且罪与刑开始分离。当时的罪主要是对身份秩序的违反,后果是刑罚,所施加的刑罚是新身份的标识。整体上,殷周罪观念关系密切,而且两者的罪观念都未摆脱原始宗教的影响,渗透了鬼神色彩。早期罪观念塑造了传统法理念的双重性,包括规范君主的高级法和规范臣民的制定法等。这种双重性催生了普遍守法的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到今天仍值得重视。

北宋时期援易入医现象探析

当前学界对北宋时期援易入医现象的研究较为忽视,是医易会通研究的不足所在。通过整理北宋时期医学文献中与援易入医有关的条文,围绕易象、易数、易理、易占4个方面进行归纳总结。总体来说,北宋时期援易入医承继隋唐时期的“以易释医”特征,其发展趋势主要体现在主动意识的增强、解释深度的加深、释医方法的成熟、固定命题的形成4个方面。北宋时期的援易入医,不仅丰富了医学的内涵,也提升了易学的应用价值。同时也应理性看待援易入医现象,既要肯定其在医学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也要避免过度强调或滥用易学知识而引发的负面效应。

泾河中游地区全新世成壤环境演变研究

根据长武ETC全新世土壤剖面的测定分析,探讨了该地区全新世成壤环境演变过程,阐明了先周时代土壤特征及人类耕作对成壤过程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全新世早期气候温和干燥,沙尘暴明显减弱,风尘堆积速率降低,具有轻微生物风化成壤作用;对应于全新世最适宜期,该地气候温暖湿润,生物风化成壤作用大于风尘堆积作用,为典型的黑垆土成壤期。从3 100 a B.P.开始,季风气候格局发生转变,气候干旱化,沙尘暴加剧,风尘堆积速率大于生物风化成壤速率,土壤资源自然退化,形成弱成壤层和黄土层,两层均属于全新世黄土L0。先周时期耕作层对应古土壤层的顶部,土壤具有典型的团粒结构。3 100 a B.P.时的季风转变导致的气候干旱化与土壤退化促使了游牧民族南迁和“古公迁岐”事件的发生。

鎏金铜蚕与秦汉关中蚕桑业

关中西周贵族墓中有陪葬玉蚕的习俗,史载秦始皇陵陪葬有金蚕(即鎏金铜蚕),当是对西周贵族墓陪葬玉蚕习俗的继承和发展。周秦汉时期,皇后亲蚕礼与皇帝亲耕礼一样重要,是国家农本政策的表现。石泉发现的鎏金铜蚕,应是来自高等级的汉墓,它是墓主人参加皇后亲蚕礼的纪念,是汉王朝农本政策在丧葬礼仪上的重要体现,也是关中和南山(秦岭)蚕桑业兴盛的反映。

周秦两汉时期农业灾害时空分布研究

周秦两汉时期农业灾害发生频繁 ,种类多样。灾害史料的灾度等级处理和统计结果表明 :西周时期发生重大农业灾害 8次 ,春秋战国时期发生重大农业灾害 88次 ,秦汉时期发生重大农业灾害 2 91次。农业灾害在时间分布方面表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 :①农业灾害在年内季节分布中存在不平衡性 ;②农业灾害在年际分布中出现多个集中频发的时间区间。而且 ,愈到后来农业灾害集中发生的现象愈为明显。在空间分布方面 ,山东、山西地区是周秦两汉时期的农业重灾区。

先秦民族史观钩沉--兼论周朝“夷夏”之辨

如何看待先秦时期尤其是周朝时期的民族,我们固然可以借鉴西方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吸收以“文化”判别“民族”这一观点,亦即通过后天的文化因素(如共同的语言文字、共同的社会生活、共同的礼制风俗、共同的历史记忆、共同的民族意识等)来判别民族。除此主观标准之外,实则不可忽视一个客观标准,即先天的生理因素是鉴定民族的客观标准,如生理特征(遗传特征)、血缘关系(包括祖先传说与世系追记)等。对蛮夷戎狄的民族偏见与民族歧视是周朝“夷夏观”的主体内容,而“以夏变夷”则是其主流导向,这是周朝“夷夏之辨”的要义所在。

先秦两汉商人分层之变迁及其政策分析

春秋战国至西汉前期,商人分层呈多样化,素商、政商、儒商、黑商均占有一定比例,且素商居多。西汉后期至东汉,政商比例逐渐增大,且分层趋向单一化。这个趋势说明在封建社会,商业的发展不能完全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前行,统治阶层在政策上的抑制或放任会随时影响到商业发展,继而影响商人的构成类型。与此同时,商品经济的发展趋势也会对统治阶层的决策产生影响,在这内外两种力量的交错影响下,商人分层也会随之改变。

湖北襄阳邓城韩岗遗址发掘报告

襄阳邓城韩岗遗址位于襄樊市区西北郊,是一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邓城”的从属遗址。此次发掘包括东周、秦汉时代的文化遗存。主要遗迹有灰坑、灰沟、水井、陶窑和汉、唐时代的墓葬。主要遗物有陶鬲、罐、盆、豆、盂等。韩岗遗址的发掘,揭示了该地区从春秋中期到西汉早期的文化面貌。通过发掘认识到,春秋中期较多地保留了中原文化的因素,反映出楚文化北部的区域特色;秦汉之际的文化面貌发生了变化,产生了许多新的文化因素。韩岗遗址的发掘对邓城城址及该地区的古代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列女传》与周秦汉唐妇德标准

衡量古代妇女的历史地位,除了要看她们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表现外,更重要的是要看各个时代针对她们而制定的道德标准。从周秦汉唐时代妇女道德标准的变迁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禁锢妇女个性的贞节观念的确立不仅仅是两宋儒学家提倡与鼓吹的结果,它还有着其深刻的历史原因,那就是自北魏开始到隋唐承继的礼教兴复建设而导致的女教工作的加强。

晚周秦汉初医学知识传承研究

中国医学的成长有赖于医学知识的不断传承。晚周秦汉初医学知识的传承以医家群体、医学文本为主要载体,医学器具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医学知识的传承以师资为主导,经历着由秘密授业到名师择众徒的转变。这种知识传承围绕着医学典籍循序展开,形成一套择徒、(授)受书、研读、理解、验证、再丰富的综合模式。这套传承模式为中国医学大厦奠定着基础,提供着范式。医学知识的传承助力着中国医学的前进步伐,而以文本为中心的中国医学又时刻呼唤着对经典医籍的研习与实践。

秦汉时期羌族的内徙与经济社会的变迁

秦汉时期羌族在统治阶级的压迫下不断向内地迁徙。由于居住地或游牧地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变迁,加速了羌族部落制的解体,促进了民族的整合和羌族生产、生活方式及文化的变迁。

里耶秦简九九表初探

里耶秦简九九表的文字、内容、句数均有其独特之处,它可以修正王国维《流沙坠简》考释中的某些结论:其一,先秦“小九九”并非只有36句一种。其二,九九表中“而”“如”通用。王国维“改‘而’作‘如’,始于宋代”之说不确。其三,敦煌汉简九九表末尾总合实为1113,而非1110。就数学史意义而言,秦简九九表体现了三个重要的数理内涵:乘法定义、乘法交换律、筹算基础。就文化史意义而言,秦简九九表与《周易》存在一定的比附关系。

秦早期文化与周文化关系论略

在秦文化的来源和早期形成中,东夷文化、夏商文化、戎狄文化和周文化都曾产生过重要影响,其中尤以周文化影响最大。秦人对周文化的学习、吸收经历了西周孝王之前的初学,此后的快速学习和春秋初年的全面吸收三个阶段。秦人对周文化是从物质、精神和制度层面的全方位学习,选择性吸收和创造性继承。在此基础上又兼收并蓄戎狄文化之长为其所用,进而创造了统摄农耕、畜牧两大文明,以华戎交汇、农牧并举为特征的秦早期文化。

《周礼》中版图文书制度与人口、土地资源管理探析

在我国周代的版图文书中,包含了大量的人口、土地资源管理方面的信息。通过《周礼》中版图文书制度研究这一视角,展示了奴隶制社会周代人口、土地资源管理状况的一个侧面,为完善先秦文书制度的研究、为补充先秦人口、土地资料管理的研究提供一点信息。

论秦汉相权之变迁

秦汉相权之变迁,从形式上看,是一个由丞相独相制到内朝尚书和外朝三公分权再到丞相独相制的循环,但实质上,却有一个由集中到分散,由外朝到内朝,向皇权靠拢的过程。这种变化,除了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和皇权专制制度发展以及由此引发的皇权和相权冲突的原因以外,还与当时的政治局势和统治指导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