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上半叶的韩国唐诗学——以申纬为中心

申纬是李氏朝鲜后期著名诗人、画家、书法家,他的诗歌深受中国诗歌的影响,早年诗路略显狭窄,18岁后因受李匡吕的影响而广泛学习六朝唐宋的诗作,44岁后因入燕京,受翁方纲父子影响,诗学再次发生转向,提出“由苏入杜”的主张。尽管他的诗作总体呈现出宋型诗歌的面貌,但他受唐诗的影响还是比较深刻。他在诗歌中大量运用唐诗元素,笔下也有不少是纯粹的唐风诗。他晚年编选的三部唐诗选,特别是《七律彀》和《唐诗画意》,在唐诗选本上具有独特的诗学价值。他的诗学理念,特别是论诗诗,也深受唐诗的影响,或是在唐诗学的背景下才得以展开。

早期《申报》报载短篇小说叙事艺术分析

《申报》是旧中国时间跨度最长、影响力最大的一份报纸,但是人们大多只关注它的新闻价值和历史价值,其刊登的文学作品很少有人研究。本文通过对早期《申报》(1872年-1919年)报载短篇小说的题材、表现形式、篇幅等叙事艺术进行归纳、整理,为其他同行全面研究早期《申报》报载短篇小说提供研究依据。

庞春梅“毁骂申二姐”情节的艺术价值分析

作为作品里的一个重要关目,庞春梅“毁骂申二姐”的情节,写及不同类别的许多人物的言行举止,凸现制造矛盾冲突、处理情节过渡、铺垫故事高潮的关键因素,在揭示人物性情、推动情节发展方面具有双重的艺术价值。

论《娇红记》中申纯的形象

中国古典文学中关于书生题材的作品很多,有的是为了控诉科举社会的黑暗,有的是借书生的美好品质教谕世人,亦有借才子佳人的结合颂扬爱情者。明末传奇《娇红记》中的书生申纯亦是一个多样的书生形象,他的身上既有传统观念中科举入世、好德重义、忠于爱情的美好品质,同时也被作者赋予了适宜传奇表演的立体性格,这一人物的刻画相较其他书生形象更加真实生动,反映了晚明文学与艺术思潮的影响。

论《申报》戏曲广告(1918—1927年)与程砚秋“名角”形象的塑造

《申报》戏曲广告与程砚秋“名角”形象的塑造有着深刻的历史关联。1918年到1927年间,《申报》有关程砚秋的戏曲广告投放数量逐步增加,版面位置也更加显眼,使程砚秋的知名度不断扩大,市场号召力增强。《申报》戏曲广告形式灵活、内容生动,注重话语修辞和图文互动,有意陈述程砚秋戏曲故事,传达程砚秋戏曲观念,追踪程砚秋的生活逸事,有力地塑造了程砚秋的“名角”形象。

1918年大流感在北京的流行及社会应对

通过系统整理18种民国报纸相关史料,探究1918年大流感在北京地区的流行及社会应对情况。记录1918年北京的春夏之交和秋季的两次大流感流行,政府及社会各界民众为防控流感疫情做出了相应的努力:负责公共卫生的京师警察厅购买、发放防疫药品,组织医生研讨疫病,发布、张贴防疫布告,并施行防疫、消毒;地方行政机构通过施诊、施药等措施,周济贫病;以汪仲鹤、郝植梅、杨铸园、马左泉、张月桥等为代表的中医药人,积极投身流感救治工作。中医中药尤其是银翘解毒丸、时疫清瘟丸等中成药的广泛使用,为减轻患者病痛、控制疫病蔓延发挥了重要作用。回顾百年前京城的这场大疫流行及防控,以期能为今后的疫病应对带来启发和借鉴。

仓颉造字与汉字崇拜文化

仓颉造字的传说影响很大,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仓颉崇拜。从文字学视角看,汉代许慎的说法较为理性,他认为汉字是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这接近于文字产生发展的实际。从文化学视角看,仓颉造字说的文化势力在于它以神话传说的形式感召了后代世人的心灵,从而形成根深蒂固、旷世不渝的汉字崇拜情结。

两种眉足蟹科蟹类的形态特征与遗传多样性研究

研究描述了解放眉足蟹和日本冠鞭蟹的形态特征,并基于线粒体COⅠ基因片段分析了解放眉足蟹和日本冠鞭蟹的遗传多样性现状。解放眉足蟹的主要形态特征为体白色,甲壳呈琵琶形,背部中线隆起,表面较光滑,步足扁平,指节弯曲明显;日本冠鞭蟹的主要形态特征为体红褐色,甲壳呈卵形,头胸甲长大于甲宽,有许多白色斑点,步足简化成铲,上有刚毛。在长度为659 bp的线粒体COⅠ基因片段上,解放眉足蟹20个个体共检测到15个单倍型,平均GC含量为33.26%,单倍型多样度为0.9421,核苷酸多样度为0.0059;日本冠鞭蟹20个个体共检测到15个单倍型,平均GC含量为47.65%,单倍型多样度为0.9415,核苷酸多样度为0.0061。基于K-2P模型计算得到解放眉足蟹和日本冠鞭蟹种间遗传距离为0.2705,解放眉足蟹个体间平均遗传距离为0.006,日本冠鞭蟹个体间平均遗传距离为0.006,种间遗传距离显著大于种内遗传距离。以Emerita emeritus为外群构建系统树,不同蝉蟹分别形成各自独立的分支,表明COⅠ基因可以作为蝉蟹DNA条形码辅助分类。

新文学“国民性改造”脉络中的沈从文

从沈从文的作品、书信,尤其是发表于三四十年代的大量杂文和文论可以看出沈从文虽然留恋乡村,厌恶都市,但他的国民性改造思路却并不是想要复归传统,也不是反对现代性,而只是希望用乡村的自然、淳朴和淋漓的生气来警醒现代性发展中所隐含的弊端,用它们所蕴藏的真、美以及生命的热度来进行国民精神的重建。

字圣许慎

东汉许慎因著有《说文解字》,成为中国文字学的开山鼻祖,对中国和世界的文化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被后人尊为“字圣”。《说文解字》开创的“六书”理论,是关于中国汉字构成和使用的六条方法,至今仍被古文字学家奉为圭臬。该书创造的辞书部首编纂法、汉字形音义贯通说解法等都对后代影响深远。许慎是对国家和民族有巨大贡献的伟大人物。

沈从文新诗理论述评

沈从文是以小说、散文名世的,诗论是他作为编辑、读者的副业,却体现了独特的历史价值与学术价值。沈从文的诗论注重对文本的解读,注重对人的关怀,注重诗人的人格修养;可以概括为本体论、创作论、诗史诗人论三个主要方面,每个方面都体现了他对诗歌艺术的独到思考和独特的诗学品格。

神农架及三峡地区野生蔬菜资源考察初报

通过对神农架及三峡地区22个县(市)历时3年的野外实地考察,初步查明该地区野生蔬菜资源非常丰富,是一座天然的基因宝库。这些资源中可供利用的野生蔬菜约有169种(其中有5个变种)。分属于53科、118属。其中,有的味道鲜美、营养丰富,可直接开发利用;有的抗逆性强或具有独特的有用性状,是蔬菜育种的理想的原始材料,通过驯化栽培,还可增加蔬菜花色品种。本文还提出了一些合理利用和保护这些野生蔬菜种质资源的建议。

中国历史上的标点符号规范化

中国的标点符号产生得很早。但是早期阶段处于一种自发状态,形式多样,极不统一,很不规范,无形中降底了其应有的效应。我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大的对标点符号进行规范化的运动,这些规范化运动对于引领标点符号的正确发展,指导民众书面语的使用,提高民众文化素质起到了重要作用。

试论沈涛的《说文》逸字研究

清代沈涛的《说文古本考》虽非研究《说文》逸字的专门之作,但其补充《说文》失收的逸字凡141个,数量可观。在详细考察所补逸字的基础上,总结其考证条例有二:一、根据《说文》本书和他书的说解作为内证增补逸字;二、利用他书引用《说文》的异文作为外证增补逸字。进一步利用后世发现的沈涛所未见及的前代典籍印证《古本考》的结论,认为《古本考》方法可行,征引资料丰富,考证翔实有据,因而结论大多可信。尽管在过去学界对《古本考》很少关注,但事实已经证明它的价值不容忽视。沈涛的研究方法将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他的研究成果是《说文》校勘和大型辞书编纂的有益资粮。

从《说文解字》看中国先民的语言审美文化意识

以《说文》中与语言审美文化范畴相关的字词解说为对象,从汉字文化学的角度,在语言内容的充实性、语言教化的伦理性、语言运用的思辨性等方面考察了中国先民的语言审美文化意识,从中发现先民语言审美文化意识与道德教化、传统修辞等有着密切联系,进而发现《说文》中蕴涵的中国先民语言审美文化意识既具有质实性、人文性,又有和谐性。

鲁迅与沈从文:殊途而同归的启蒙文学书写者

启蒙是一个多维度的开放话语,它的出发点是批判专制,终极目标是人性的合理重建,中间有多条路径可供选择。20世纪30年代,沈从文没有延续鲁迅开创的国民性批判之路,而是把乡土描绘成充满诗情画意的田园,试图用自然主义之光照亮理想的人性,在"人之子"前方构筑一个美丽的"桃源"世界。主体精神的分野和价值尺度的差异造成两人在启蒙路径上的不同,但并不妨碍他们在终极目标上的一致。批判是为了建构,没有愚昧奴性的消除,返归自然的理想就不会实现。

试论许慎与汉字构件研究

在汉字形体结构研究中 ,汉字构件功能研究无论是就其符号独特体系 ,还是汉字构件在表意和识认中的独特功用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此种研究许慎开其端 :一是在对汉字构件分析的基础上 ,建立了“据形系联”的部首 ;二是在汉字的材料选择和研究方法的采用上具有科学性。许慎对汉字构件的这种开端研究 ,对后世造成了积极的影响。

论沈周的写生花卉

沈周作为吴门画派的开山和领军人物,以其独特的造型手段、率意的笔墨形态和精准的物象表现手法,将精微的物相呈现转化为轻松的意趣书写。将宋、元文人的书写性传统与精妙物象表现融为一炉,推进了明代花鸟画的发展,明清写意花鸟画正是在沈周的开启下发展起来。

《广韵声系》和沈兼士的“右文”观

沈兼士重视文字的形、音、义的关系,提出了较为科学的右文观点。他明确了"声符"与"右文"的区别与联系,突破了前人"右文"研究中的局限,扩大了同源词的系联规模,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声训的主观随意性。《广韵声系》在完整的谐声系统中布列了大量"同声母字",是实践沈氏"右文"观并将汉字形音义结合的典范之作。

《蜃楼志》研究述评

自从《蜃楼志》问世以来,约二百余年间,对于它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其间,在涉及思想内容、人物形象、艺术特色等各方面取得了较大的研究成果,但在作者考证方面稍显薄弱,有待以后研究者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