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与1949年北平国共和平谈判

1949年北平国共和平谈判,不仅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而且对世界格局的变化均产生巨大影响,美国政府的政策因之发生变化。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略决战中取得巨大胜利,美国政府发起“和平攻势”,要求蒋介石退位、让李宗仁上位进行国共和谈。为了使中共同意举行和谈,美国政府企图通过联合国调停。为了阻止中共将革命进行到底,美国政府提出谈判“划江而治”和联合政府两大问题。中共反对“划江而治”和有反对派参加的联合政府,故美国的企图不可能得逞。美国政府见此,要求李宗仁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其“和平攻势”转到竭力遏制新中国的政策上来。

台湾地区政治转型时期国民党中国民族主义衰落之历史原因——以政党适应性调整为视角

国民党作为近代中国一个典型的民族主义政党,中国民族主义当是其最重要的核心意识形态之一,以追求国家统一为其核心内涵。国民党迁台后,为了适应岛内外剧烈变化的局势发展,其在台湾地区政治转型时期开始了政党适应性调整。从政党生态上看,蒋经国到李登辉的一系列党内改革使国民党不断“本土化”与“台湾化”;从政党发展上看,“党国体制”面临崩溃,使国民党开始从威权支配型政党向选举竞争型政党转型;从政党动员上看,国民党内意识形态斗争激烈,中国民族主义出现严重的认同危机。虽然国民党的政党适应性调整使其在台湾地区“民主化”过程中生存下来,但也引发了党内中国民族主义的衰落。缺乏政治远见的政党适应性调试加剧了国民党的结构性突变,导致其政党内部分裂、核心价值缺失、支持基础萎缩,最终国民党与中国民族主义的中心思想渐行渐远。

土耳其革命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影响

20世纪20年代,国共两党在确立合作、推进革命的进程中,不约而同地引用、借鉴由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革命。这是因为土耳其在苏俄帮助下,民族革命运动取得巨大成功,而中土两国相似的国情和革命目标,自然令地处远东的中国革命者聚焦近东的土耳其。作为国共合作语境中的热门话题,苏俄、中共要借土耳其的榜样效应,努力建构革命联合战线全力推进国民革命,国民党也希望效仿土耳其,一举完成建国大业。但是,由于土耳其转向反共及其与苏俄关系的反复,令中国革命者对联合战线产生忧虑,更成为国民党右派辩解其反革命行径的借口,最终使土耳其革命成为国共合作破裂的一个悲剧性注脚。

中国国民党退台后的党员训练制度及其成效初探

国民党败退台湾地区后,颇为重视党员训练工作,并在改造结束后将党员训练从吸纳工作中分离出来,单独办理。从1953年的《党员训练工作纲领》到1958年的《训练工作纲领》,直至1970年代,国民党的党员训练制度未有根本上的变化。作为一项日常党务工作,党员训练的主要内容有实施入党人及党员基本训练,研读蒋介石讲词和国民党重要文件,举行小组专题讨论、时事座谈及研究中共发展态势,编发党员训练教材等。这对于国民党的组织发展不能说没有成绩,但囿于多方面的因素,党员训练工作流于形式,训练成效要打折扣,以致该党组织发展理念未能真正贯彻到底,组织力量依然薄弱,难以发挥工作效能。

“解严”后政党角力下台湾新闻自由的进步与迷思

台湾新闻自由实践在其政党角力中扮演着工具角色。换言之,新闻自由从来就不是政党角力的目的,只是权力斗争的工具。多党纷争时期,在野党高举"新闻自由"旗帜,与国民党争夺媒体资源。政党轮替后,对峙的国民两党都是表面附和"新闻自由",实际上却采用隐性、间接的方式操控媒体。政党竞争带来了广电媒体的解禁、新闻自由法律法规的修正、新闻自由观念的成熟等正面效应。但政党对媒体的变相操控却让新闻自由异化,"只问政党,不问事实"的蓝绿媒体难以承担"第四权"责任。

中间势力在抗日战争中历史作用辨析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中间势力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中间势力政治影响力大,作用独特。抗战时期,中间势力克服种种困难,积极投身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斗争,推动国共合作。中间势力在抗日战争中支持拥护共产党主张,广泛宣传抗日;积极协调国共关系,推动国共合作;坚决制止破坏活动,维护统一战线;发动民主宪政运动,争取和平民主;努力壮大自身组织,积聚进步力量。中间势力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担当了重要角色,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推进中国民主进程作出了巨大贡献。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国家统一思想相似性论析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国家统一思想是该时期两党国家统一实践的理论凝结,二者都传承中华民族大一统思想而始终坚持国家必须统一的立场,都以阶级利益为基点力争掌握国家统一的主导权,都在战争与革命时代背景下深刻把握了武装斗争的国内特性。

国共两党最初政治纲领的比较研究

国共两党最初的政治纲领是两党政治纲领演变的基础 ,对此后 30多年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国民党最初的政治纲领三民主义曾一度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 ,指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 ,但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使其纲领在后来的演变中逐渐失去了进步性 ,也失去了人民的支持 ,从而导致国民党失去了在大陆的统治。中国共产党最初提出的政治纲领虽然脱离中国实际 ,但由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 ,使它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不断总结经验 ,逐步提出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政治纲领 ,并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的最后胜利。通过对国共两党最初政治纲领的比较 ,总结国共两党最初政纲的异同点 ,探讨两党纲领对中国革命前途的影响。

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国民党人对国共合作的态度

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国民党人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并不重视。之所以愿意和中共合作,与其对社会主义理论、苏俄的认识密切相关。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思潮传入中国并受到普遍重视,许多国民党人也积极进行了研究和宣传。虽然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认同各异、对联俄容共的政策有怀疑、对中共也有疑惧,但苏俄革命的成功与对华宣言的发表使国民党人普遍对苏俄抱有好感;希望以俄为师及苏俄对国民党的巨大援助坚定了孙中山与苏俄结盟的决心;而与苏俄结盟的意愿及对具有革命积极性的中共党员的欣赏更促进了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

试论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立法体制

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党中央常会、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国民政府都享有立法权,而真正负责从事立法的机关则是立法院,国民党通过多种途径和不同渠道参与立法,从而保障了国民党的意志渗透到法律之中,可谓是法从党出了。这是国民党立法的初衷。

山东会道门的分化演变(1945-1949)

1945年抗战胜利后,山东会道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内战中的国共双方,对于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力的会道门,都采取了慎重的政策,对不同立场、不同区域的会道门,具体分析,执行不同的对策,既有分化瓦解,又有控制利用。1949年中国共产党解放山东,获得对全境的控制,随即发布指示,全面取缔会道门。会道门或走向海外,重获发展;或滞留大陆,走向末路。

训政前期中国国民党党组织构架的特质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党治体制仍然存在，不过经过了改造。要研究1927-1937年中国国民党党政体制的制度规定及其运作规律，必须首先弄清中国国民党的组织结构及其原则。中国国民党党组织有4个特点：即党组织网络的特征；党的组织原则实行事实上的集权制；党务干部名义上的任期制实质上的终身制：党内派系林立之下党政体制运作的情况。

“九·一八”前后国民党文化政策解读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国民党当局借助民族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两股思潮,在文化领域确立文化统制政策,加紧文化控制。其宗旨依然是"中体西用"的翻版,一方面,国民党当局倡导"尊孔读经",借助新生活运动之力,颂扬"礼义廉耻",先后发起筹设中山文化教育馆、并成立了"中国文化学会"和"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将三民主义与儒家思想结合起来,借助回归传统拓展党化的道义空间,以强化文化的统制的基础;另一方面,国民党当局大力倡导"提倡理工"和"中国科学化运动",为大规模展开的现代化建设提供文化政策支持。"九·一八"前后国民党的文化政策呈现出专制性、保守性、现代性、多歧性相互杂糅的特点。

共产国际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两次危机的化解——以共产国际与中共之间及中共内部往来电文为中心的考察

1940年底至1941年初,由于蒋介石对反共高潮的准备及发动,国共两党关系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两次陷入危机,其中尤以皖南事变的爆发最为严重,一度使统一战线破裂的危险达至顶点。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就国共两党继续合作及统一战线继续维持问题,通过电报进行了频繁沟通和互动,使两次危机得以及时地化解,维护了中国内部的团结抗战局面。本文以这一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共及中共内部的往来电文为依据,试图通过对这一事件的梳理,更加客观、真实地展现抗战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并公正评价共产国际在抗战时期对中国及中共的影响作用。

全民族抗战新论——兼谈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由中华民族最深刻最全面的觉醒和动员所取得的时代性进步是全民族抗战取得胜利的基础。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作用不是领导的作用,而是导向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导向和正确的战略、策略是全民族抗战胜利的根本保证。

国共两党对台胞抗日的声援——以报刊为中心

《马关条约》签订后日本将台湾据为殖民地,台湾同胞不屈不挠地进行了各种反抗与斗争。他们的抗日活动与民族精神受到国共两党的关注与支持。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通过报刊媒体介绍台湾被殖民的状况,对台胞抗日活动进行声援,呼吁光复失土。这种声援和呼吁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趋增强,并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抗战胜利曙光的渐增而更多地体现在行动上,并转化为中国政府官方的复台立场。

构建科学的中国现代史学科体系

建国以来,中国现代史学科的学术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提高,但仍存在一些根本性的、制约学科发展的重大问题,探索建立中国现代史的新的学科体系已成为推动学术发展的必需。中国现代史学科必须厘清中国现代史的思路、主线,应给辛亥革命和南京临时政府以恰当的历史定位,不能忽视北洋历史的研究及对北洋时期历史人物的客观评价,必须深化和拓展抗战史研究领域。如何认识国共两党关系及其改造中国的不同方案,是构建中国现代史学科新体系的关键。深化中国现代史研究,应坚持史料第一性和多样性统一的原则,历史的连续性、国际性和现代性的原则,历史研究的科学性、情感性和现实性统一的原则。

学生、政党与国家：近代中国发展的特殊逻辑

青年学生的介入给近代中国的发展带来了转机。一方面,学生在思想文化方面具有优势,这有利于它参与政党意识形态领域的构建和宣传,从而使政党在革命与国家建设中为整个社会提供信仰支撑;另一方面,学生因其没有经济的基础,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阶级,这反而便于它做有力的各阶级之连锁,便于政党结成各社会阶层的联合战线,以构建国家建设的主导力量。学生、政党与国家间的这种互动关系,构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一种特殊逻辑。

民主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土地政策的比较

民主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制定土地政策的出发点都是"耕者有其田",但由于两党的阶级属性不同,因而在土地政策制定过程中,政策代表的阶级利益、制定政策的目的和手段、政策执行的程度与范围等均不同,以至于政策实施后带来的影响结果也不同。

近代中华民族意识的自觉——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中华民族自觉是历史的概念,需将之置于近代历史发展进程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五四后的20年间,中华民族自觉渐趋深化:国共合作领导的国民革命,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解放"的奋斗目标;九·一八后国难当头,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揭出了"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共同体坚定的民族信念,便是其最重要的表征。国共关系的演变对时局发展起了关键性的制约作用,与此同时,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既已自觉,同样深刻地制约了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换言之,中华民族追求自身解放,是民族的自觉,也是民族的大义,更是最大的民意,故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明晰此意,对于国共之所以能两度合作,以及抗战胜利后内战重起,国民党终归于失败,乃历史的必然,思过半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