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十年的江苏省地方志事业发展述论

2012年中国进入新时代的发展轨道以来,江苏省的地方志事业分别在新志编纂、年鉴出版、旧志整理以及信息化推进等方面取得了较快发展与较大成就。在这一过程中,体现了坚持党的领导、为人民修志、与时俱进、逐渐规范化和法治化等时代特点。党的二十大召开以后,江苏省地方志事业的未来发展,也必将在这些成就之上更进一步。

2023年方志学理论研究综述

2023年方志学研究成果丰硕,主要涉及方志学基础理论研究、方志编纂研究、方志事业发展研究、方志史与方志学史研究、志书整理与利用、方志评介与研究、方志人物研究、地方综合年鉴研究8个方面。通过对这些成果的梳理,发现本年度研究具有“修”“用”并重、关注志鉴质量监控、改善研究薄弱点等突破,但也存在着对理论研究关注不足、旧志研究比例过高等问题。为促进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地方志转型,应加大对高质量人才的培养,发展优秀地方志文化,探索地方志服务路径,提升地方志服务能力,以助力地方志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构建。

纳兰性德年谱:康熙十五年

康熙十五年,是纳兰性德思想与创作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年。馆选失意,对他打击极大,是他悲情人格的主要成因;与顾贞观结识,则不仅使他的创作拓开新境,也使其人格形象焕发出光彩。本年,编成《侧帽词》。

略谈《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版本问题

南宋李心传编撰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一书是研究南宋历史的必备典籍,该书直接或间接引用的书籍、篇章多达550种左右,对于古籍整理工作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文献学价值。但是今天较为通行的两种《要录》版本即中华书局本和四库全书本尚存在不少问题,尤其是中华书局本,不仅有大量缺文、缺字(词),而且有不少地方人名、叙事文字讹误,加之断句不当,极易误导读者。为给读者提供一个可靠完善的新版本,以提高《要录》一书的利用价值,亟待比对不同版本对其进行校勘整理。

“十三五”上海市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评估研究

《上海市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6―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绘制了"十三五"时期上海市地方志事业科学发展的蓝图。"十三五"以来,《规划》实施从全面完成第二轮修志目标、创新年鉴编纂工作、强化地方志质量建设、拓展地方志资料收(征)集和保护、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加快信息化建设、推进地方志理论研究、加强地方志人才队伍建设等八个方面推进了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实施情况评估结果表明:《规划》总体实施顺利,上海市地方志多项工作在全国方志界产生了示范作用和较大影响,成为全国地方志工作的排头兵。从整体情况来看,《规划》实施基本达到了预期进度。评估工作也为编制上海市地方志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提供了重要依据。

晚年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读《毛泽东年谱(1949—1976)》的启示

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问题,说到底是毛泽东在自己的实践中如何对待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是理论与实践如何在毛泽东身上实现统一的问题。本文要探讨的是晚年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呈现的状况。从《毛泽东年谱(1949-1976)》提供的大量第一手客观材料看,晚年毛泽东基本上能实事求是界定和对待毛泽东思想,以许多好见解丰富了毛泽东思想,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自己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评述,要以十一届六中全会历史决议为根本立论依据,既不能全盘否定把他妖魔化,也不能全盘肯定把他神明化,坚持客观、全面、公正,防止主观性和片面性。

“十四五”时期上海地方志事业发展环境变化趋势和战略机遇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进的关键时期,也是上海迈向“五个中心”和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开局起步期。面对百年未有之世界大变局和前所未有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新时代,参考“十三五”期间地方志事业发展情况,“十四五”时期上海地方志事业发展应紧紧围绕“五个中心”建设的战略目标,以著史修志编鉴为重点,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保障,进一步巩固信息化建设成效,深入融合利用新兴信息技术,全面开启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为上海实现从“门户”城市向创新型“综合”城市跃升提供存史的“志库”、育人的“知库”和资政的“智库”。

建炎元年李纲的“国是”及其失败

建炎元年五月,康王赵构建立南宋政权,李纲就任宰相。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李纲以靖康之难为鉴戒,明确提出罢和议,务自守的"国是"之说。由于朝中重臣的意见不一,李纲在具体实施其专务守策的过程中,虽然能够得到高宗的支持,但却难免遇到来自于各方的阻力,终致其"国是"以失败而告终。

《白古通记》的作者考辨——兼与赵应宝先生商榷

考察《白古通记》的作者,是《白古通记》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提出,要考察《白古通记》的作者,不仅要研究《白古通记》的内容,还必须对《白古通记》的成书年代有明确的认识。由于《白古通记》在明洪武十七年至永乐十四年间成书,而杨黼的生活年代为明永乐至成化年间,杨黼未成人时,《白古通记》已经成书,所以,杨黼不是《白古通记》的作者,《白古通记》不可能是他隐居宾川鸡足山期间所作。《白古通记》的作者为大理喜洲人,姓杨。

宋褧生卒年辨

宋褧生卒年,《元史》乃至后代年谱、年表时有记载错误或自相矛盾处,通过辨析宋褧本人所记材料及其同时代人物记载文字,可明确得出结论:宋褧生于1294年,卒于1346年,其他说法皆误。

韦庄生年诸说考析

关于韦庄生年,迄今有六种说法,分别是:一、曲滢生:851年;二、夏承焘:836年;三、刘星夜:847年;四、李建中:853年;五、黄震云:831年或稍后;六、齐涛:849年。考诸材料,韦庄生年应在832年至838年之间,故写为"约836年"较为妥当。

《后汉纪》汉桓帝诏举独行之士年代校证

《后汉纪》记载元嘉元年十一月辛巳,京师地震,汉桓帝诏举独行之士,安平崔寔郡举诣公车,称病不对,退而论世事。此事年代令人怀疑,需要校勘证实。通过探讨具体与笼统的"桓帝初",比较《后汉书》纪传内容的相互联系与对应,考察崔寔与征辟、推荐者交集的任职时间,探究崔寔元嘉年间著作东观的情形,辨析崔寔官职的升迁,多角度辨正分析,认为汉桓帝诏举独行之士的年代当是《后汉书·孝桓帝纪》记载的建和元年四月庚寅,崔寔诣公车当在其后,而非《后汉纪》记载的元嘉元年十一月辛巳。

宋代状元李釜家世生平事迹考补

李釜为大名府临清县(今山东省聊城市临清市)人,出身于较为殷实、世代业儒的官宦之家。夺魁后,以承奉郎、定州观察判官释褐,历承事郎、权通判河中府,后入朝任多年郎官。曾外放知真州多年,建炎三年二月的身份为朝议大夫,寓居高邮,七月甲申擢密阁修撰,旋即拜中书舍人,他再三辞避,改以待制知筠州,不久即转官致仕,建炎四年(1130年)八月十三日以徽猷閣待制(从四品)卒。他没有儿子登科,书香有所沉沦。

朱绣《西藏六十年大事记》中一则史料辨析

1925年朱绣记述联豫与十三世达赖喇嘛"失和"细节,即联豫亲自和派员检查达赖行李,翻检相关史料并考辨,认为此说并不成立。然此说也非空穴来风,朱绣所记可能源自误置了达赖行李在西宁等地接受检查的时空及当事人。

嘉靖《海宁县志》舆图初探——兼谈方志舆图的版本与校勘

嘉靖《海宁县志》是现存最早的海宁方志,目前的通行本是清光绪年间的重刊本。光绪本从抄本而来,其舆图则摹刻自康熙《海宁县志》的"蔡书五图"。以嘉靖原刊本,从注记和绘图两方面校勘光绪本舆图,得光绪本错失数处。这些错失大多沿袭自康熙《海宁县志》,许三礼摹刻"蔡书五图"时即已经混入不少清初的信息。方志舆图与方志一样,存在版本与校勘问题,可以通过注记、绘图及版式三个方面来考镜版本和进行校勘。对方志舆图考镜源流、加以校勘是充分发挥其史料价值的前提和基础。

颜光敏年谱与诗文系年

颜光敏为清初著名诗人和社会活动家,是清初曲阜颜氏家族勃兴的代表人物。由于文献稀见等原因,其生平与诗文考证还很不充分。现以其子颜肇维所撰《颜修来先生年谱》为基础,结合颜光敏个人日记四种及其诗文具体内容,兼与涉及到的相关历史人物文献互证,对颜光敏生平作一较为详尽的考证,同时对其所作诗文进行系年笺证。对于史料不足以支撑考证的文章暂付阙如,以俟后考。

初平元年颍川郡纪事

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发生在颍川郡的重大史事有:正月,袁绍封邟乡侯;豫州刺史孔伷起兵讨伐董卓,驻屯颍川;二月,董卓军队在阳城县杀掠社祭民众;约八月,韩融率领宗亲避乱于密县西部山区;孙坚领豫州刺史,指挥豫州义军;本年,徐庶、石韬、司马徽等避乱荆州。

嘉靖《寻甸府志》内容及体例探析

嘉靖《寻甸府志》是明代云南现存的五部府州志之一,也是寻甸现存最早的一部志书。该志书资料来源广泛,涉及民族、民生内容较多,且编排合理,繁简适中。志书以平分列目体将全书分为18个门类,采用了志、传、图、录的体裁形式记录内容,一定程度上也做到了后世提倡的简、严、核、雅的文体要求。志书内容及体例与内地汉方志的一致性,体现出云南汉文化的整体性,凸显出边陲少数民族地区国家认同感和凝聚力的增强。

夏承焘《韦庄年谱》生年续考

韦庄之生年当在唐文宗开成元年(836年),夏承焘《韦庄年谱》即持此论,但夏谱论证尚有可商榷之处,其据《旧唐书》中史料以释韦庄《镊白》诗"新年过半百,犹叹未休兵"句,似不如以《新唐书》及《资治通鉴》中唐僖宗光启二年(886年)春的史料释之更切近此诗句之本事,从而可推定韦庄生于836年。

从两宋时期成都节会看其游乐之盛

蜀人好游乐,此种风气在秦汉时即已流行,到唐宋时达于极盛,而宋及以后记载尤多。前蜀后主王衍《醉妆词》云:“者边走,那边走,总是寻花柳。那边者,者边走,莫厌金樽酒。”生动描述了五代时期成都五光十色的游赏娱乐盛况。北宋田况、苏轼、韩琦等都几乎异口同声地指出了蜀人好游乐、蜀地游乐文化发达的特点。蜀人的游乐活动又以民间节会为主要载体,仅以元人费著《岁华纪丽谱》所载,一年即有游乐活动二十四次之多,大致有游江、游山、游寺、郊野游等几大类。这些游乐活动常常由政府主导,参与者众、官民同乐、城乡同乐,这在宋人诗文中留下了很多生动的描绘。唐宋时期的这种群众性的游乐活动,一直延续到现代,其中最典型的是成都的灯会、花会以及乡村旅游。此文以民间节会活动为“窗口”来观察透视此时期成都游乐文化的诸多方面,或可对苏轼所言“蜀人游乐不知还”这一文化现象的丰富内涵有一个较为全面而具体深刻的认识,并且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中汲取对今天利用民间节庆活动强化价值引领、促进淳风化俗及沟通民意、宣导民情的借鉴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