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的盛会学术的“盛宴”--史记学与大学生人文素养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史记研究会第二十届年会综述

由中国史记研究会、陕西国际商贸学院主办的史记学与大学生人文素养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史记研究会第二十届年会,于2023年11月11—12日在陕西咸阳成功举办,98名专家学者参加。这是三年新冠疫情之后的第一次《史记》研讨会,会前征集论文编辑出版了《史记论丛》第19集,会议期间成立了国际史记学文化中心,对于提升大学生人文素养,推进《史记》研究的国际化进程具有重大意义。这是一次创新的盛会,学术的“盛宴”。

诠释学视域下《史记》文本阐释

中西方拥有悠久的经典诠释历史,随着西方诠释学传入我国,激励了对本土经典诠释历史与诠释方法的整理,并以之为参照系试图建立起中国诠释学。其中汤一介先生首开其先,张江则于近年充分发掘传统经典诠释资源,参考西方体系,着力建构以“公共阐释”理论为核心的“中国当代阐释学”,黄玉顺则立足原始儒学提出“前主体性诠释”概念。《史记》作为传统史学与文学经典,以诠释学视域来看,理解的历史性与时间距离是其经典化过程中的重要因素,“视域融合”则在新的历史处境下产生新的意义,实现文本的历史性与人的历史性统一。诠释活动中理解、解释与应用的三位一体,揭示文本意义的生成路径。当代《史记》诠释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诠释主体视野更为开阔,理论资源也更加丰富,《史记笺证》《史记疏证》以及《史记研究集成》代表了当代《史记》文本阐释的三大范式,雅俗共赏,普及性与学术性兼备。

中国史志目录研究综述(1949—2000年)

史志目录始创于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它的价值在于记书籍之存佚,考学术之源流,可“备为政为学之参考”。随着史志目录编撰体例的不断完善,历代图书的编撰、传刻、聚散及学者们的品评等更多信息被著录其中,悠久而恢宏的古代图书事业与学术考据的发展历程因此呈现在我们眼前。我国关于史志目录的研究从未间断,该文检索并整理了1949—2000年期间相关研究成果,以期了解其研究特点与不足。据粗略统计,这一时期约出版研究专著19部,编撰或收录史志目录丛书11部,发表期刊论文185篇,相比20世纪前半叶,该时期的研究更加侧重对历代艺文志的考证订补,总的来说,路径更广,成果更加丰富,为后学的专精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清华简与《荀子》语言文字关联研究

清华简与《荀子》在傅说之状、生活哲理、召与招字义、"中"的传承、日不足惟宿不详等语言文字比读,发现清华简某些篇什与《荀子》在语言特征、思想观念、文本传承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关联性。两者互读不仅有助于解决一些遗留的历史、学术问题,也有益于加深对其著作时代的早晚及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传流情况的认识。《荀子》可以作为清华简释读与研究的一个重要参照系。

论清代《史记》文学阐释的特点

清代《史记》文学研究无论在阐释理论和方法,还是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上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清人对《史记》的文学特性较历代有着更为深刻、公允的认识,许多结论笃实而新颖。清代《史记》文学阐释独具特点,这不仅表现在清人对《史记》文学性、文学意义认识的深入性上,还表现在《史记》的文学性探讨中,清人注重理论性的指导,并发展、丰富了这些理论。清代《史记》文学阐释时代特点突出,重文本细读精读,重辨析、重感悟。清代《史记》文学阐释的另一特点是小说与《史记》文学性、创作动机以及写人叙事等艺术技巧的比较,这对强化《史记》文学特质有着重要意义。

试谈支格阿鲁相关古籍文献及其它的收集整理

远古彝族英雄支格阿鲁相关古籍文献及其他文物、古迹等文化丰富多彩,是彝族非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在支格阿鲁相关历史、谱牒、史诗文本、神话故事等文献及其他古迹文化的收集整理方面作了一些工作,但亟待进一步地收集整理,应进行整合各地区支格阿鲁史诗版本、影像手段的收集整理、相关文物古迹的收集整理这三方面的工作。

圆明园收藏及流失海外文物数量别论

圆明园在劫掠和焚毁前究竟有多少件文物?之后又有多少文物流失海外?长期以来,我国学者并未作这样明确的区分,只是笼统地宣称有150万件之多,而且众口一词,似为定论。学者相信,圆明园有专门记载所藏文物数量、名称等信息的陈设清册,可能在英军焚园时一同销毁,也有可能遗失后毁弃,所以今人无法知道文物的确切数量。不过,相关史料证明,圆明园文物是与紫禁城文物一并记录的,清廷并未建有独立成册的圆明园陈设清册,这似乎即是专家学者多年来苦苦寻觅圆明园清册而不可得的根本原因之所在。通过与清宫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与功能的比较,与清漪、静明、静宜三园所藏文物数量的比较,与清宫陈设物品的密度的比较,可以肯定,学界估算的圆明三园陈设物品的数量是不可信的。

石渠阁:西汉国家图书档案馆及其沿革再考——兼探析司马迁在此地编撰《史记》

汉高祖7年(前200)由杨成延总体设计的、丞相萧何主持建造的未央宫建筑群中位于北面的石渠阁(与东面的天禄阁大体平行)为西汉时代的“王朝中央档案馆、皇家藏书阁”,“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多位群贤司马迁、杨雄等先后工作、探究、“校书著述”于此地,并利用其丰富的档案及图书资料编撰了众多经典文献,其中“史家之绝唱”《史记》也诞生于此;石渠阁“硥石为渠以导水”——防火防盗,时为图书档案馆建筑一伟大之创举,也为西汉国家图书档案馆之“创新性”见证!调研后,有纠错足立喜六观点:“沧池”应在“台地(前殿)”西南;且有补充内容:考古图中所注“马家寨”应为“东马寨”,西边对称位置有“西马寨”;石渠阁毁于王莽末年之兵火中;石渠阁“王莽新政”时期改为铸造钱笵之场所?——发现有“大泉五十背面笵”等文物,待进一步考证——此乃一重大发现之探讨!该背笵呈红色,阴文。并对司马迁在此地所编撰的《史记》进行了探析。

文本细读、春秋笔法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释疑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存在诸多疑问,其中最核心的是与扁鹊密切关联的三个医案中人物与时间不符。通过文本细读,将三个医案与其源文献——《史记·赵世家》《韩诗外传》《韩非子·喻老》中的相关内容进行比对后发现,司马迁在将源文献采摭入《扁鹊仓公列传》时做了许多修改,疑问因此产生。由此说明这些疑问非无心之错,而是司马迁有意为之,是他对"春秋笔法"的一种应用。司马迁要借助塑造扁鹊这一神医形象树立"上医医国"的历史观念,同时表达他对刘濞分裂国家和汉景帝处理七国之乱不力的批评。《扁鹊仓公列传》在《史记》七十列传中的特殊位置亦与此相关。至于"六不治"理论的提出者,是司马迁,而非中医史界一直认为的扁鹊。

从《大唐新语》看《汉语大词典》的收词与释义

专书词汇研究是辞书编纂的基础。通过对《大唐新语》词汇的研究,我们发现《汉语大词典》不但漏收了其中的诸多词汇,而且漏收了诸多词汇的义项。发现这些词语和义项并加以论证是完善《汉语大词典》所不可缺少的,今试为之。

浅论《史记辞典》对《史记》词汇的失收问题——以“侵”字头词汇为例

研究《史记》专书词汇,可使我们更全面地了解该专书所处时代的语言词汇面貌,也能为编纂专书辞典提供丰富的资料。将《史记》文本词汇与其专书辞典《史记辞典》比勘,可发现该辞书在编纂时较全面地收录了《史记》词汇,但亦存在一些可商榷的问题,如词条失收、词义漏收等。文章以《史记》中"侵"字头词汇为例,浅论《史记辞典》对《史记》词汇失收、漏收的情况。

《论衡》虚词与《史记》虚词之比较研究

比较《论衡》和《史记》虚词,虚词的大类没有发生变化,但各类虚词的数量及其词义或用法皆有变化,但这种变化在各类虚词之间并不平衡。比较二书虚词,《论衡》在虚词使用上分工进一步明确,系统进一步简化,假借进一步减少。这是一种进步。这种变化,主要是时间的因素造成的,其次还有文体的因素,个人用字的因素等。

《汉语大词典》引《史记》之双音动词释义商榷

专书词汇研究可以使我们对专书所处时代的语言词汇有更全面深入的了解,同时也可为大型语文工具书提供一些参考材料。因此,研究《史记》双音动词就可使我们了解代表秦汉时代语言面貌的《史记》的词汇状况,且以其研究成果与诸如《汉语大词典》等大型历时汉语辞书比勘,则可发现此等大型辞书的某些释义存在商榷之处。

《史记评林》上栏内容浅论

凌稚隆《史记评林》一书正文部分的上栏汇集了历代《史记》研究者对《史记》的评论和阐发,有助于对史文、史实的理解,也可借以考察历代《史记》研究的概况,具有较高的文献研究价值。同时,上栏也包括许多凌稚隆对《史记》的研究、阐述,可以考见凌氏的史记研究情况。

儒生、封禅和泰山文化记忆的形塑

封禅作为秦汉政治生活里的一件大事,汉武帝和儒生所预期的目的是不同的。随着汉武帝借助封禅追求长生的失败,封禅的意义发生了转化,越来越与儒生的文化记忆叠合,而固定在泰山这一物质性标志中。泰山由此成为民族圣地,它背负着同时隐蔽了个体性的信仰创伤,这将长期影响中国文化。

《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在唐五代西北方音研究中的重要价值——以别字异文为例

从2001年至今,《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已出版15卷,这套丛书录有大量公文、类书、历书、蒙书、医药、占卜、杂抄、题记等写卷。前人研究唐五代西北方音很少涉及到这些写卷中大量的别字异文。《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的出版使这些写卷中大量的别字异文材料得以披露,这对于唐五代西北方音的研究无疑起到了推动作用。本文以别字异文为例讨论了《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在唐五代西北方音研究中的重要价值:1.为已有的研究提供更多例证;2.为因材料不足而存疑的问题补充更多例证;3.完善已有的一些结论;4.新发现一些尚未被揭示的方音现象。

《老子》其书作者刍议

老子并非姓李名耳 ,《老子》其书的作者为春秋末期的老聃 ,老莱子、太史儋与《老子》一书并无干系。郭沂提出的楚简《老子》的作者是老聃 ,今本《老子》

匈奴民族特性与风俗文化论说——基于《史记》所载匈奴历史的解读

《史记》是最早记载匈奴历史的史书。其记载主要集中在《匈奴列传》和其他篇目中。由于匈奴民族是以畜牧业游牧经济为主,狩猎经济为辅,所以形成了匈奴人崇尚武力征服的民族特性。匈奴独特的收继婚习俗,可以最大限度地保存宗嗣种族,使种族得以繁荣昌盛。以畜牧产品为主的饮食习俗,以皮革和裘皮为主的服饰习俗,以住穹庐为主的居住习俗等,既是匈奴人原生态的生活,又是他们别具一格的风俗文化。

习见中求是反正——袁传璋先生《论裴骃“〈史记集解〉八十卷”系合本子注本》读后

《文学遗产》2022年第1期卷首刊发了袁传璋先生的新作《论裴骃“〈史记集解〉八十卷”系合本子注本》。文章有力地论证了裴骃《史记集解》施注方式为“合本子注”,清理了自清儒到当代“三家注原先都各自单行……《隋书·经籍志》和《唐书·经籍志》著录《史记集解》八十卷”这一流行两三百年观点的致误所在。文章信息量大,给人启发良多。文章从积累有年多创获、《史记》版本源流、“《史记集解》八十卷”的误称误传及其缘由、文献功底深厚四方面,评价了袁先生此文中表现出来的实事求是精神。

感知、疑问与解析——口述史材料的解读与使用

口述史是历史亲历者叙述的历史,在历史事件的还原与解析上具有独特的优势。但在实际调查中人们会发现,被访问者受舆论教育宣传的熏陶、现实环境的影响以及利益的显性与隐形驱使,对历史事件的表述体现出个人色彩。对此,要对口述材料价值予以正确定位与合理分析,要坚持以口述材料为基础得出结论,并在相关理论指导下组织材料,不断丰富、充实现有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