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歌录考辨

唐人作有不少歌录,两《唐书》未录唐人歌录的原因是缘于其追求雅正的修史标准,这从其对唐代燕射歌录和燕射歌辞的有意舍弃就已清晰反映。而这样的收录原则也直接影响到了后世歌录的编撰,如郭茂倩在编撰《乐府诗集》时就在燕射歌辞一类中对唐代燕射歌辞一首未录,而将其大量归入专收隋唐以来杂曲的近代曲辞。唐代歌录的留存样态较为复杂,唐人有时会把歌录叫作乐录,而有些收录歌辞的诗集却又不以歌录命名,有些名为乐府的典籍虽然也载录了一些唐人乐府诗,但又不一定是唐代歌录。

宋人注杜的三种整理本考察

宋代杜诗学极盛,有“千家注杜”之誉。宋人对于杜诗的注释,是杜诗学史上的开创和奠基之作。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三种宋人杜诗注释的整理本,分别代表了古籍整理的三种类型:《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是在原本散佚较多的情况下辑佚而成的整理著作;《新定杜工部草堂诗笺斠证》,是在原本基础上进行了正本清源、斠证发微、订讹掘隐工作,而与原本相较,成为了一种融合较多整理者见解的新著;《新刊校定集注杜诗》,则是恪守古籍整理规范,重在校点勘误、旨在恢复原貌的精审著作。

《洞天清禄集》中的藏品辨伪思想与宋代文人精神

藏品伪作伴随着中国收藏在宋代迎来第一个高潮而盛行,与之相应的以文人士大夫阶层为主体的藏品辨伪在赵希鹄的《洞天清禄集》中第一次得到了系统说明。藏品辨伪作为文人热衷收藏的另一面在他们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其背后蕴藏着宋代文人身处宫廷与民间之间的特殊身份所带来的独特精神。此精神既承治世理想,又带有文人独特的生活哲学与审美追求。

《相山集》和《相山居士词》版本源流考

南宋诗人王之道著有《相山集》三十卷、《相山居士词》一卷等作品传于世,但其作品版本众多,系统不明,影响了后世对王之道及其著作的研究。本文通过古籍查阅,经过汇校考订,对作品版本系统略作梳理,并对各个版本的概貌、承继关系进行概述,通过序跋间的线索,探究《相山集》和《相山居士词》的版本源流。由考据可知,《相山集》在宋元有三个著录本,明清时未佚失,版本流为三个著录本和一个辑录本。《相山居士词》版本较多,宋元载录有三个版本,后被明清传抄。

宋代宫廷藏书续考——专藏皇帝著作的殿阁

宋代皇宫内除了有专门的藏书处所与皇帝个人读书宴息的殿阁外,自真宗朝起,创设了为前朝去世的君主建置专门殿阁,收藏其御书、御制与诗文著作、书法手迹的制度,一直延续到南宋度宗朝。这是中国古代藏书史和档案收藏管理史上前所未有、后世亦无的独创。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宋代最高统治者重视文教,身体力行,加强自身读书学习,勤于撰作,在全社会营造了浓厚的文化氛围,出现了君臣上下未尝顷刻不以文学为务,非前代之所及的局面,促进了宋代文化的繁荣发展。

宋代宫廷藏书考

皇室藏书是宋代官方藏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皇宫内,除有专门的藏书处所外,在皇帝处理朝政、公务的殿阁及日常生活休息的后苑,也贮有丰富的图书、书画,并有一套完善的管理机构与制度,极大地方便了皇帝及皇室成员对图书的阅读、利用,对提高其文化素养,实施重文政策,进而促进宋代社会文化的繁荣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最早一幅西夏地图——《西夏地形图》新探

关于《西夏地形图》的绘制年代,学术界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此图为宋人所绘,证据是文献记载此图出于宋人《范文正公集》;一种认为:此图为清人所绘,因为所见实物仅存于清张鉴《西夏纪事本末》一书中。本文作者由于在明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刻《宋两名相集》中找到了此图,从而否定了"清代说"。继而又结合图的内容和有关文献分析,推定地图为宋代官吏绘于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从而基本上解决了地图的年代问题。文中还着重分析了这幅迄今所见最早西夏地图的地学内容和科学价值。

关于五卷本《东坡志林》的真伪问题——兼谈十二卷本《东坡先生志林》的可信性

出现于明代的五卷本《东坡志林》实系真伪杂糅之书。其伪的部分 ,情况也极复杂 :有的根本不出于苏轼 ;有的虽出于苏轼 ,但不出于《志林》 ;有的在同一条中真伪交杂。至于十二卷本《志林》 ,不仅出于五卷本《志林》之后 ,且将五卷本中除“论”的一卷外的绝大多数文章收入 ,也是一部真伪杂糅的书 ,其较五卷本多出的部分 ,有些当出于辑佚 ;但是否全都为辑佚所得 。

吴若本《杜工部集》研究

吴若本《杜工部集》是较早的杜集定本,清初钱谦益《钱注杜诗》曾以之为底本,然其原本已经佚失。洪业在《杜诗引得序》中对吴若本的真伪提出十点质疑,并最终认为吴若本并不存在,乃钱谦益伪造之本。此后张元济又提出,商务印书馆1957年影印的《宋本杜工部集》乃是吴若本。受其影响,洪业也改变了最初的观点,承认此本确为吴若本。不过这个观点经过此后学界的反复讨论,最终被确认是错误的。吴若本虽已散佚,但仍可从《钱注杜诗》中探寻其概貌。该本保存了南宋初年杜集编纂的原始面貌,具有珍贵的文献版本价值。

宋代诗文词作者的层级与时空分布

宋代有诗、词、文作品传世的作者共16775人。超过一半的作者都是孤篇存世,存诗文词1-9首(篇)的低产作者占八九成,中产作者有一成多。诗文存量在501首以上的高产作者有157人,其中陆游诗作最多,达9242首,苏轼的文章量居首,有4837篇。从地域分布来看,浙江的作者最多,其次是福建、江西,这三省的作者占天下之半,可见其文风之盛,也见出作者分布的不均衡。从南北对比来看,南方占绝对优势,北方10省市的作者总数不如浙江一省的人多。作者的版图分布,呈两片一带一点型。从作品量的贡献来看,词文的创作量都是江西第一、浙江第二,诗作量则是浙江称雄。宋代诗文七成多的作品是由浙江、江西、四川、福建、江苏五省的作者创作的。从地市级作者分布看,福建南平市的作者数高居第一,福州第二,杭州第三。数据表明,进士人数与诗文词作者人数呈高度正相关,进士多的地区,作者亦多、文风亦盛。从阶段性变化来看,元祐时期,宋代诗文词全面进入高峰期,数据印证了元祐文学的辉煌和南宋中兴时期文学的“中兴”。宋代诗词文作者和作品的统计数据,细化了对宋代文学发展进程的认识。

“藏书楼”术语宋代文献记载考

"藏书楼"是中国图书馆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术语。该文通过对曹勋的《松隐文集》、刘学箕的《方是闲居士小稿》、陈耆卿的《赤城志》、李昂英的《文溪集》、真德秀的《铅山县修学记》和应节严的《扬州州学藏书楼记》等宋代文献中有关"藏书楼"一词记载的详细考证,得出"藏书楼"术语起源于南宋的结论。

宋敏求编校整理唐人别集考论

北宋大文献学家宋敏求编校整理唐人别集十种,以描述、彰显和定位其在中国古典文献学史上的显赫功绩。相对于曹之、王德毅两位学界前辈的已有成果,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继续深入对宋敏求编校整理唐人别集的实证进行研究,并且以新的材料和视野使之有所推进,以唐集在宋代之整理与流传的若干问题为契机,考究出宋敏求编校整理唐人别集十种:颜真卿集、李白集、杜甫集、李邕集、钱起集、孟郊集、刘禹锡集、鲍溶集、秦系集、李德裕集。

唐宋时期别史文集中南方民族地区交往、交流、交融研究

针对当前学界多就单一别史文集进行研究的现状,本文选取唐宋时期别史文集进行集中分析讨论,其关于社会交往、经济交流、文化交融的历史表现形式,有力阐释了历史上民族“三交”的历史生成逻辑,并表明历史上促进民族“三交”的因素与王朝的因俗而治、广开商贸、科举兴学等举措密切相关,同时也与民族地区渐归汉地、渐慕华风、渐习汉语等自身因素密不可分。南方民族地区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表现及成因,正是我国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写照与历史确证。

林諝《闽中记》辑考

西晋陶夔《晋安记》是福州的第一部方志,今仅存一、二条。唐大中林諝《闽中记》,是继陶夔之后一部很重要的方志,也 已散佚,有学者加以辑录,可惜仅得十余条,今予重辑,得百余条,并略加考证。宋庆历三年,林世程在林諝《闽中记》的基础上撰 《重修(闽中记)》,也已散佚,今亦加以辑录,得数十条,附于后。

空间、仪式与集体记忆——宋代公共园林教化空间的类型与活动研究

教化空间是中国传统城市社会功能的重要载体。在唐宋变革的背景下,教化空间渐趋由国家礼制建设层面,转向与百姓日常规范相关的生活空间,并影响到了城市公共园林的营建目标、空间类型与活动组织。梳理了秦汉至唐宋的平民化、世俗化社会教化转型过程,结合宋代方志图文资料,围绕"空间-仪式-集体记忆"的社会教化途径,归纳了宋代城市公共园林社会教化空间的建设类型、组织形式及集体记忆的培育。从而为丰富城市历史园林的内涵,促进地方精神的挖掘、培育,提供相应的理论与实践借鉴。

现存两部宋刻周敦颐文集的价值

周敦颐文集版本繁多,而极有价值的两部现存宋刻本却未获学界充分重视和利用。其价值重要者有二:一是较完整地保存了被认为久已失传的张栻《太极图解》,为研究张栻的思想及其演变提供了新的材料;二是保存了大量稀见的宋人诗文,不仅可补一些文集之不足,而且对《全宋诗》和《全宋文》也有突出的补遗和校勘作用。

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考述

今存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37卷,古今版本目录学家多误以为北宋时刻印。以新发现的文献资料为依据,再结合鉴定古籍版本的传统方法,可得出确切结论:此本的刻印时间为宋高宗绍兴年间中期,今存宋刻蜀本《李太白文集》的完本与残本在字体、行款、版式等方面均一样,当为同一版之书。但仍存一些无法解释之处。

北宋“话”体诗学论辨

“话”体诗学批评兴于北宋,其传统有二:一是诗学批评传统,二是诗学叙事传统。前者表现为以诗人诗作诗艺为具体批评案例的诗学批评、艺术探讨,这是构成“话”体诗学的评论性因素,诗话著作因此而在后世目录学中被归于“诗文评”类;后者表现为讲述诗人诗作的故事或考征典实,这是构成“话”体诗学的史实因素,诗话因此而始终“体兼说部”。该文首先考察诗话与多种文体的渊源关系,其次考辨《唐宋分门名贤诗话》、《古今诗话》、《诗话总龟》,提出三书一体同源的看法,澄清了自宋人以来的一些误解,并比较其与《渔隐丛话》体制形态之异同。

论清人编宋诗选本的地域不平衡性

清诗承明制,复古习气不改,此其同;明人喜言唐,清人则多尚宋,此其异。清人编辑宋诗选本,作为对清代宋诗运动的一种回应,也打上了极其鲜明的时代诗学思潮印记,并成为选家诗歌审美观念的实践载体。然究其实,此种行为,并非仅体现为编选者单纯的文学活动,它还与当时的政治环境、经济状况、地域文化、选家素养、刻书水平、藏书条件等因素关系密切。受这些主、客观条件的制约,清代宋诗选本的编刻上,则呈现出鲜明的地域不平衡性特征,即编刻活动主要集中于江南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