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lliam Wordsworth and Tao Yuanming——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ir poetry

As pastoral poets, William Wordsworth and Tao Yuanming had a lo t in common both in the style of their works and their attitudes towards life. T 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ir works.

黄庭坚对陶渊明的阐释与接受——从唐宋陶诗接受的整体出发

陶渊明在思想与艺术两方面都对后来文学史产生巨大影响,其思想与儒及释道相涉,而又构成一种独立影响历史。陶诗在唐代尚属局部的经典,至宋代则上升为全面的经典,苏轼、黄庭坚在这一接受史过程中是起决定作用的。苏轼运用辩证的艺术思想来论陶,突破了仅以平淡论陶的传统阐释方式,黄庭坚也从自然与法度的辩证结合来认识陶诗的高度。苏黄的观点为南宋以后诸家广泛接受,开启了陶诗接受新的历史。黄庭坚对陶渊明独立的个性、忠义的行为有较强的呼应,其对陶渊明的阐释,往往与庄、禅结合。黄庭坚突破模拟式的学陶法,以一种学而不为、自成一家的再创造的学古方法来学陶。

道不空寻:论陶渊明诗歌的议论特色

宋人频频批评“议论为诗”,然而对于诗中议论颇多的陶渊明却都极为推崇,这与陶诗议论的特色有关系。其一,陶诗论不虚发而语带情韵,故而不空不隔,自然而然,有兴观群怨的力量。其二,陶诗在议论中使用虚词和散文式的句式和结构,使得议论亲切有味,句法天成而语意透彻。其三,陶渊明将意象创作和戏剧元素融入议论之中,使得议论具有画面感和可读性。其四,陶诗中的议论从赋体中借鉴了多层次性、两难性的结构特征,具备了驱动读者思考的特质。然而,这些特色有一个共同的根基,那就是本于性情。本于性情,才可能于读者有兴、观、群、怨之力量。

陶渊明作品证伪之辨

现存陶渊明作品中,《五孝传》《四八目》《归园田居·其六》《问来使》《四时诗》《桃花源诗》《读史述九章》《扇上画赞》这八篇为存疑之作。现存的宋代四种陶集对存疑诸作有不同的质疑,宋代以来的学者对陶公存疑之作亦不断地挖掘证据,旁搜远绍,以证其伪,以致学界争辩至今不息,现行主要点校本陶集对存疑之作亦各有取舍,辑录不一。陶公作品的证伪是陶渊明研究中的重要问题,有必要理清这一学术的脉络并辨析诸家论证之得失。

论“集陶诗”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影响

作为集句诗的一种类型,集陶诗产生于宋代,在明代得到较大发展。此一时期,出现了许多集陶的诗人和集陶诗的专集,而律陶诗也在晚明产生。对于集陶诗的文学艺术价值,许多诗评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考察后世文人学者的集陶,其原因大致有三:崇陶与效陶,借陶以寓志,集陶以进技。集陶诗作为我国诗歌史和文学史上一种新的诗歌表现形式,丰富了诗人的创作,促进了后世诗人对古代诗歌典型的摹学,扩大了陶诗的传播与影响。

陶渊明诗文中的远行书写

陶渊明有着真实的远行经历,这方面经历大多出现于他正式归隐前,关乎其仕隐方面的心路历程。陶渊明在归隐前后都存在着精神上的远行,有时其诗文在描绘去近处时,亦会融入远行的概念,有时他又会想象自己去了某地。归隐后,渊明的精神远行既跳脱了仕宦范围,又超越了家的范畴。他已回归江州家中,但他在精神上还要“继续寻找他的家”,而这种寻找也意味着一种回归。

立体的懂:杜甫《江村》细读

根据文献校勘的基本原则,结合近体诗声律以及杜诗早期流传的情况来看,《杜诗详注》和萧涤非《杜甫诗选注》对《江村》第七句的校改均不可取。“事事幽”三字是题旨也是总括,“幽”字是韵脚也是诗眼,“深重的感叹”之类的解释刻意求深,并不妥当。《江村》因其日常化书写、散文化句式、理性精神的滋长诸特征,被目为“开宋”之作,但这只能算作后世的追认,尊重历史的表述应是“学陶”;而尝试用近体七律来表现陶诗《和郭主簿》一类之题材风格,才是杜甫开拓诗世界的不懈努力。遵循立体化的阐释策略,可以披文入情,和作者意图郢质相逢,进而窥知《江村》阐释空间的堂庑之大,嵩华之高。

陶渊明田园诗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

陶渊明的田园诗在隋唐之际传播到了日本,在日本的奈良、平安、五山等时期就影响着日本文学的意象追摹、思想意蕴以及相关的诗话诗学的兴起等方面。陶渊明田园诗影响了日本作家独特风格的形成及文坛的整体写作倾向,从而为日本以汉诗创作为代表的文学类型的发展奠定基础,为日本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日本的农耕文化背景、汉文化热以及陶渊明作品的独特价值都是陶渊明田园诗得以在日本传播与发展的重要因素。

范成大田园诗发覆——与陶渊明对比兼及清淡诗风的体认

范成大以田园诗闻名且深受陶渊明影响,然被清淡诗派拒之门外。通过这一矛盾的文学现象可以进一步体认清淡诗风的包容性与封闭性。以范成大田园诗为主要研究对象,范成大、陶渊明比较为研究路径,突出清淡与风雅的结合。范成大在书写重点上,注重地域性特征;在书写姿态上,形如旁观者记录风俗;在书写心态上,动态调整仕隐矛盾。以上三者,加之田园诗与描绘农村现实的诗曾被视为二途,范成大并未被视作清淡诗派成员,而被拒绝的原因恰好成为其创新之处。

陶诗所见《周易》的运用

陶渊明对《周易》的运用,除了《周易》思想以及卦名、卦爻辞、《易传》外,对《周易》卦意以及“卦表象意”“象表卦意”的思维方式也有一定的运用。从诗学角度分析这些运用,可看出陶渊明不仅深受时代哲学“得意忘象”的影响,亦受传统诗学理论“诗言志”发展的沾溉。同时陶渊明《停云》诗中可能还存在对象数易的运用,结合陶渊明对《周易》的其他运用来看,在总体上体现了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的广收博取,集时代之大成。

陶渊明诗歌的语言风格研究

陶渊明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伟大的田园诗人之一,其诗歌语言与当时华丽语言风格有极大不同。对陶渊明诗歌语言风格进行深入研究与分析,能深刻感受到他诗歌平淡自然、质朴生动的特点。该文从陶渊明诗歌的语言特点入手,结合陶渊明的田园诗、饮酒诗和咏怀诗详细阐述了他诗歌的语言魅力,分析了他诗歌语言风格形成的内部与外部原因,详尽探讨了陶渊明诗歌语言的诗学意蕴及对后世诗歌多元化发展产生的深远影响,旨在帮助更多读者深入理解和掌握陶渊明诗歌语言透露出来的诗学魅力,以及其作品呈现出的自然与生命相呼应的审美态度,让他的诗歌源远流长。

五山文学中陶渊明的忠臣形象及其探源

日本五山文学中将陶渊明塑造为忠臣的汉诗是从室町前期开始出现的,以江西龙派为首的建仁寺友社起到关键性的引领作用。五山文学中仰慕诸葛亮、不事二朝的陶渊明形象受到黄庭坚,以及中国南宋诗论和其他宋金元诗歌的影响。五山咏菊诗中充满愤宋情绪的陶渊明形象受到刘因与僧一初的影响。陶渊明的忠臣形象常与其隐士形象在五山汉诗中交织呈现,凸显了陶渊明儒家隐逸的特点。

宋刻递修本《陶渊明集》所附《曾纮说》考辨

《曾纮说》作为宋刻递修本《陶渊明集》卷外附录的文献之一,对该本陶集的断代和陶诗的研究均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曾纮说》附入陶集卷外,当始于宋孝宗乾道年间林栗江州刊本《陶渊明集》。曾纮所引宋绶之言在校勘学上是有学术价值的,但曾氏眼高手低,落实到具体的校勘实践,如其关于《读<山海经>》其十“五字皆讹”之说,又极为荒唐可笑,其擅改陶诗和《山海经》文本的做法,亦极不可取。曾氏论陶诗之言,属于对东坡诗论的公然剽窃。《曾纮说》不仅没有任何学术价值,而且在陶集刊刻史和传播史以及陶诗接受史与研究史上造成了不小的混乱,其谬种流传,恶果至今未除。而试图清除这一恶果,乃是文章的主要目的。

宋庠、思悦编订《陶渊明集》补论

宋庠、思悦是有宋一代最早对《陶渊明集》进行系统整理的学者,然关于宋庠本、思悦本陶集的卷次、编刻情况以及它们与现存宋刻本陶集的版本源流关系等问题,学界存在许多相沿成习的误解。研究者大都据思悦“宋丞相刊定之本”的记述,认为宋庠曾刊刻陶集,宋庠本陶集是已知最早的陶集刻本,今天存世的几种宋刻本陶集均源出其本。仔细考察历代典籍中“刊定”一词的用例,结合宋庠所编陶集在北宋社会的流传情况,可知宋庠本陶集实为抄本陶集,并未付梓印行。现存宋刻本陶集主要从思悦本陶集而来,这可从收录作品的数量、卷次编排、编纂体例等方面得到印证。

朱熹慕陶析论

朱熹是崇慕陶渊明的典型。陶渊明淡泊名利,超然于名利之上,同时又有浓厚的儒学修养,恪守儒家人伦道德,经历困厄而坚贞不屈,这受到了朱熹极力赏识。基于特殊的诗学观和审美倾向,朱熹崇尚以自然诗风为尚的陶诗,并提出了将陶诗作为“诗之根本准则”的主张,他在任上寻访陶渊明遗迹,并作咏陶诗歌咏之。出于对陶诗的热爱,朱熹在诗歌创作中模仿陶诗,表现出陶诗影响下的自然之风,且屡次化用陶诗,这在诗歌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贡献。朱熹对陶渊明的推崇既有传承又有突破,在文学史具有重要意义。

论朝鲜时代女性汉文学对陶渊明诗文的接受

朝鲜王朝中期以后,文坛出现了大量咏陶、和陶作品,值得关注的是其中鲜为人知的女性汉文学创作。朝鲜时代女诗人不仅在诗作中频频化用了陶诗意象,还通过追和陶诗的方式来表明对一种文化品质与精神力量的归属与认同;她们更执念于寻找仙界、人间的“武陵桃源”来获得心灵慰藉与情感寄托。在这一接受过程中,女诗人们并非仅停留在表层的追拟与效慕,而是更多地呈现了独具个性化及民族化特色的改写与再创造,使陶诗及其作品精神焕发出新的生命力量。对这一现象及问题的考察与研究不仅可以进一步确立女性汉文学创作在中韩文学交流史上的贡献与作用,且对全面了解陶渊明及其作品在东亚汉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影响尤具意义。

“慕谢始精文”——也论韦应物的诗歌渊源与风格

韦应物不仅“慕陶”,也具有“慕谢”情结。韦应物对谢灵运诗歌艺术的汲取贯穿了其创作过程,韦、谢在家世背景、仕宦经历及佛道观念等方面的相似成为了韦应物在诗歌创作上学习大谢的重要基础;韦应物对陶渊明的师法有迹可循,但“效陶”并非韦应物诗歌创作的主导倾向,韦应物并非陶渊明人格的继承者;陶、谢诗歌本就具有一致性,均以崇尚自然为精神旨趣,这是后世对韦应物“效陶”“效谢”难以分辨的主要原因。韦应物在兼采陶、谢的基础上又融入了较强的个体意识,形成了“至淡而至浓”“至浅却至难”的诗歌风貌,因而能区别于大历诸子而自成一家,在中唐文坛独树一帜。

朝鲜王朝文人李安讷对陶渊明的接受研究

朝鲜中期文人李安讷是当时朝鲜诗坛的“双璧”之一,其诗歌锋芒俊健,有盛唐诗格。李安讷对陶渊明十分推崇,形式方面的接受集中体现在其46首《集<归去来辞>字诗》与《次<归去来辞>韵》之中,而在意象方面则主要体现为对陶渊明“傲吏”“隐士”之德及陶诗经典意象“菊”“酒”“桃源”等的接受,以及对这些意象内涵创造性的发展。李安讷在对陶诗接受与解读的过程中,通过主观认识实现了时代与历史意识的结合。“兼济天下”的抱负与恶劣的政治环境之间的冲突,使李安讷徘徊在进退之间,陶渊明的气节及其恬淡的诗歌世界,为其提供了心灵栖息。

论瓢泉的“渊明趣”及其对稼轩词的影响

瓢泉自被发现之初,就不断被辛弃疾赋予着陶渊明的符号,最终成为“剩有渊明趣”的私家园林。“渊明趣”是指陶渊明“悠然见南山”的生活方式,以及“不喜亦不惧”的人生态度,这也是瓢泉的园林意境。在承载“渊明趣”的瓢泉生活,辛弃疾接受的不仅是陶渊明的诗文,还有陶渊明的生活方式与人生态度。这对他瓢泉期间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让他不仅在词中引用、化用陶诗字句,而且推动稼轩词闲适平淡、说理议论风格的形成。在辛弃疾的陶渊明接受中关注瓢泉及其“渊明趣”的作用,也是陶渊明接受研究的新视角。

陶渊明诗歌创作与庄子美学思想之关系

庄子取法于自然的美学思想对中国古代山水田园文学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陶渊明就直接继承并发展了庄子的某些美学思想:其诗在审美对象上,直接取象于大自然;在审美心态上,取法于庄子"心斋""坐忘"的体道观,追求纯粹的心灵上的遨游;在美学风格上,承续了庄子法天贵真、明白纯净的素朴之美,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