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管金融”的法治内涵

观察和理解中国金融市场法律治理进程不应脱离中国共产党这一重要的政治因素。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以来的中国金融法治实践表明,中国共产党事实上扮演了一个全方位的治理者角色,而不仅仅是在宏观层面领导金融立法。我国金融市场法律治理活动中,党的“在场”强化了金融法律制度实施的正当性基础,并且最终丰富了金融市场治理模式的形态,提升了金融市场法律治理的现实效能。总体来看,中国共产党发挥了各项治理机制的功能优势,实现了“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彼此支持与互相成就,也弥补了我国金融市场基础法律规则不完备而带来的制度缺陷。展望未来,有待进一步完善的工作包括:将目前已行之有效的习惯做法进行必要的成文化和制度化;协调好中国特色政治体制下党的领导与金融市场法律治理一般规律之间的关系;力求以法治手段对转型期金融市场不同利益团体的诉求进行积极引导与约束,扎实金融领域反腐工作的制度基础。

党内法规法定概念之评述与重构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对党内法规进行了界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正名与定分止争的作用,但没有从本质、形式等各方面全面揭示出党内法规的主要特色,还存在定义要素不完备、调整范围把握不准确、创制方式规定不全面等问题。党内法规法定概念,需要从内在要求、制定主体、创制方式、制定程序、调整内容、保障手段、外在形式等方面进行重构:它是有权主体按照规定程序制定或认定的,反映党的统一意志,调整党务关系,规范党务关系主体行为,并由党内强制力保障实施的具有特定外在形式的规则体系。

关于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体系化的思考

在"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必有法度,法度必求完备"的逻辑思路下,中国共产党将"体系化"思维引入党内法规建设进程,提出了"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这一现实命题。党内法规体系化需要满足目标任务一致性、制度统筹整体性、实质内容统一性、形式结构层次性等构成要素。党内法规体系化,对于深化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党内法规自身工作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对此,为了实现党内法规体系化,不仅要从宏观层面科学合理地设计党内法规体系的总体框架,而且需要从健全基础主干性中央党内法规、完善配套中央党内法规、健全部门和地方党内法规、统筹推进党内法规立改废释工作等四个方面予以综合推进。

论党章的最高效力

党章作为最根本的党内法规,是制定其他党内法规的基础和依据。从考察中国共产党党章的历史沿革出发,结合党的几代领导集体核心对于党章性质和地位的论述,详细地阐述了党章在党内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以及党章对于党组织和党员行为所具有的规范作用;基于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详尽分析了党章在保障全面从严治党中的根本法规的地位和作用,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服从党章的最高效力,并不得与党章相抵触;党章作为具有最高效力的党内法规,在约束党组织、党员行为方面具有最高性、普遍性、权利与义务相统一性、重点与一般相结合等特征,只有真正地以党章为根本遵循,才能确保党组织、党员以及各级领导干部严格遵守党章,按照党章办事,维护党章的根本法规的权威;从执政党对国家和社会生活实行政治领导的方式出发,按照"依法执政""依宪执政"的要求,探寻了解决党章与国家宪法法律不一致的程序性机制:对党章和国家宪法法律作出适应性的修改,使得党内法规既能很好地维护党章的权威,同时又不违背国家宪法法律的规定。在中国共产党处于执政地位的政治体制下,执政党的党章应当处于国家政治生活的最顶端,具有最高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协同问题研究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是当前法治建设的重大问题。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的"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的论断揭示了两者关系的重要性。十八大以来,"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受到全党关注。应把两者关系提高到协同的高度认识,在对两者协同的内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论述实现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协同的重要意义,分析制约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协同的主要问题,提出构建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有效协同机制的对策。

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化新的伟大实践——《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四次修订的法治逻辑与时代意义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四次修订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不同发展阶段有机组成部分,有其内在的逻辑性。试行《条例》是管党治党法制建设的初创成果;第二次修订是巩固管党治党规范的调整与补充;第三次修订是对管党治党的制度体系进行的优化与重构;第四次修订明确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化、实践性、持续性的根本宗旨。《条例》的修订是中国共产党立足现实、实现自我革命的体现,是新时代对党的建设深度反思的成果体现,是依法治国理论创新不断成熟、纪法关系不断贯通的具体体现,将为广大党员在新时代更好坚持党的领导、完善党的领导、实现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提供不竭动力。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应然与实然的冲突与协调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既有区别又有内在的一致性,具有相辅相成、相互补充和相互保障的关系。但从微观上看,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之间存在一些内容矛盾、衔接不足及转换不畅等问题。为此,可以通过提高党内法规科学化水平、构建协调沟通机制、明确转换路径等途径予以解决。

党组:坚持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的关节点--兼论对《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修改的建议

党组是国家各机关中的领导核心,因其所在国家机关在组织属性、工作目标和具体职责上的不同,而在角色与功能上表现出各自的个性或差异性。《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主要在共性方面进行了规定。党组需结合实际情况增加自身适应性,在《条例》修订时注意到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客观要求。一是明确不同国家机关中党组应遵循的工作原则,明确对人才政治性要求和专业性要求并重原则。二是明确授权党组制定党内法规权限及其效力位阶,为其进行自我管理的下位法规制定提供依据。三是明确党组职责及党组会议的议事内容与范围、议事程序规则与方法。

系统观念下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百年历史与发展进路

习近平指出,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建党百年来,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实际进程与党的自身建设相一致,为保障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制度遵循。系统观念下,要结合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把握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历史演进,在国家法治化发展的整体进程中深刻认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重大意义。在新时代,系统推进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要坚持发挥民主集中制的制度优势,坚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强化制度执行力为关键,全面提升党内法规制度的权威性;要以党章为统领,充分实现不同位阶党内法规间的相互作用和党内法规体系的整体功能,保障全面从严治党迈向更高水平。

党内法规:一种独特的中国法

法的认识论主要来自法律实证主义、非法律实证主义和法律多元主义。这些论述各有其合理性和局限性。法是社会实践的产物,没有先天的、一成不变的本质和功能。如果某一群体把某类制度性事实命名为“法”,那么这类社会事实将作为法而存在,其地位和功能都来自该群体的集体意向性赋予。当代中国的“法”,应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法认识论加以判断。这一认识论以马列主义法学思想为指导,结合中国国情而形成,在法的本质、渊源、存在形态、地位、功能、名称和表达上都有其特定性。如今,在中国共产党塑造的治理体系当中,每一种法的调整事项和范围都是有限的;法在其调整领域内具有权威地位,发挥规范、引导和保障功能,具有特定的名称形式;法源于实践,其权威地位来自党和人民的认可与遵从。中国共产党的事务需要规范性调整,党内法规是党务领域最权威的规范形式,其作为法的地位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明确肯定,因而是一种独特的中国法。

社会变迁视野下党内法规的历史演进

从严格的时间线性维度、政党使命维度和法治建设维度等方面,可将党内法规历史演进划分为产生、发展和完善三个阶段。产生阶段的党内法规以党的组织建设为重点,以革命任务的完成为使命,在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保障作用。发展阶段的党内法规强调党的领导地位与党员干部的管理,规范性、稳定性与独立性的提升是其作用凸显的主要原因。完善阶段的党内法规内容丰富且体系化特征明显,加强顶层设计、保证党规与国法的协调衔接是党治国理政新模式形成的核心动力。目前,党内法规研究存在内容宏观化、研究对象片面化和研究方法单一化等问题,应秉持纠正纠偏的态度和鲜明的问题意识,立足本土化解释语境,为我国党内法规的发展完善提供智识支撑。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的法治逻辑、理论引领及其实践指向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法宝。2020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通过党内法规的方式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历史经验、优良传统,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固定下来,使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有规可依。《条例》作为统一战线工作领域的基础主干党内法规,具有清晰的法治逻辑、明确的理论引领和坚定的实践指向,是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基本准则和根本遵循。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体系建设的历史考察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加强党内法规建设是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的重要举措。在党的十八大、十九大这两个重要时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以贯之地重视党内法规体系建设,运用党内法规管党治党、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和出台一大批重要党内法规,体现了一脉相承的逻辑关系和制度化成果。先后在党的十八大、十九大报告中作出重大政治论断,为党内法规建设奠定理论基础和政治保障;相继颁布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的“一五计划”“二五计划”,召开全国党内法规工作会议,持续坚持中央党内法规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为党内立规提供了科学指导和保障;接连两次进行中央法规文件的集中清理,首次摸清了“家底”,为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打下了坚实基础。

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的百年历程及经验启示

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回望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党在不断探索执政规律、总结执政经验的基础上,确立依法执政为党执政的基本方式。中国共产党对于依法执政的探索与实践,始终遵循着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这一根本原则,通过不断完善法律体系与党规体系为依法执政提供制度依据,新时代依法执政纳入全面依法治国工作布局,进入与依法行政共同推进阶段。

党内法规实施宪法的内在机理与调适路径

中国共产党既是领导宪法实施的权力主体,也是保证宪法实施的义务主体,党内法规实施宪法是中国共产党实施宪法的应然之义。从党内法规实施宪法的表达样态来看,宪法系党内法规之法源,是党内法规原则的构成要素之一,并以多种形态进入党内法规规则之中,党内法规在客观上对宪法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以实施场域为着眼点,党的领导法规制度构成党内法规实施宪法的核心场域,其他三大部门党规制度支撑和强化党的领导法规制度建设。就实施路径而论,应当从加强党内法规合宪性控制、健全党内法规体系建设两个方向入手,提升党内法规实施宪法之功效。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度建设理论

习近平法治思想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权的理论,在“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前提下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化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度建设理论,强调统筹推进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习近平法治思想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党规国法的理论,将党内法规体系明确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强调形成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相辅相成的格局;习近平法治思想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集中制的理论,不断健全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党内法规体系;习近平法治思想传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使命的理论,确立“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必依法度”的基本逻辑;习近平法治思想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权力监督的理论,提出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强调以党内监督为主导推动各类监督有机贯通、相互协调,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之治、中国之治的独特优势。

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实施的风险防控机制建设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使我们意识到风险的无处不在,而防范和化解风险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作为执政党,防控国家治理风险的前提是对政党进行有效的治理,而政党治理是通过依规治党来实现的,因此,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实施的风险防控是管党治党的重要任务。其中特别要注意防控"钱穆制度陷阱"风险、党内法规制度理想化风险、领导干部不作为风险、依规"违规"风险、监督权失衡风险,切实实现党内法规制度实施风险的可防可控。

内构与外塑:党的组织法规的生成逻辑与价值内涵

党的组织法规在党管党治党、执政治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生成与发展的过程体现了一定的研究价值。总的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是党的组织法规生成发展的根本动力,党的组织法规是制度现代化的表现,制定、执行和落实的全过程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建设要求。具体来看,党的组织法规的建构一方面加强了组织的稳定性,对党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组织架构产生了规范作用,有效锻造了党的强大组织力;另一方面,党的组织法规的制定落实过程既塑造了党密切联系群众的形象,又塑造了党区别于苏联共产党的“崭新形象”。这几方面既是党的组织法规的生成逻辑,又是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组织法规所发挥的价值内涵。我们要发挥党的组织法规优势,锻造党独特而强大的组织优势,坚持人民立场,塑造良好形象,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党内法治的概念证成和理论透视

“党内法治”是中国共产党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法治意义表达,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中国智慧。尽管一些法学学者已推动党内法治由特定的概念话语向系统的法治理论拓展完善,但是党内法治本身仍面临概念有待证成、内涵有待厘清、原理有待释明等问题。党内法治概念的形成具有理论基础、符合历史逻辑、存在现实动力。从内涵特征来看,党内法治以现代法治精神理念为内在品质,以党的善治为目标导向,以党内法规为制度基础,以依规治党为实践过程。党内法治与国家法治既有联系又有差异,尤其在价值逻辑方面存在区别,即党内法治以加强党的领导为根本价值,协调“规限党的权力”“保障党员权利”等价值,致力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目标。当前加快推进党内法治建设,应当从党内法治理论研究、实践指导、文化培育三个方面统筹进行。

“党内法规”原初含义及历史正当性证成

党内法规概念原初含义如何,关系到其历史正当性的认定,也影响到党内法规的认同和权威。探究党内法规概念的原初含义,应当回到毛泽东提出这一概念的“长时段”历史语境。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党内法规概念,有土地革命时期“肃反”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这个前在场景。将党内法规概念置入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时期这一“长时段”历史语境,将会发现,提出党内法规概念,具有严格党内纪律,同时纠正“左”倾教条主义纪律工作错误的正当目的;最初的党内法规概念,汲取了“法”的权威性、公平性、可操作性、程序性和民主性等意蕴,这些“法意”,构成了党内法规概念的原初含义。另外,由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背景,党内法规还具有契合中国人文化心理的中国风格,这也是党内法规概念的原初意蕴。由于提出党内法规概念的正当目的,以及其原初含义的先进性和合理合法性,党内法规概念的历史正当性得以证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