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的情趣:元末明初江南诗人的风雅之好

元末明初诗歌创作呈现丰富、多面的色彩,江南诗人的题画唱和即为其中之一。在社会乱离背景下,江南诗人以题画表达时代之思、离别之情和隐逸之趣,体现出不同一般题画诗的创作趣味和文化内涵。他们以题画送别、交往唱和、共赏题诗等方式,共同促成了这一时期江南诗坛的兴盛景象。元末明初江南诗人在文学交往过程中展现的风雅之好,是构成该时期诗歌创作景观的重要面向。今人建构元末明初诗史图像,江南诗人的题画唱和之作应进入关注视野。

从朱熹《诗经》学到杨维桢乐府诗创作——一个走向民间的乐府诗创作趋向

长期以来,对朱熹《诗经》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废序解诗、还回了《诗经》尤其是《国风》之为文学的本来面目的一面。近年来,学界对朱熹《诗经》学所谓“发现了文学的最正确的真价”观点有所质疑,但对朱熹以何种方式摆脱了《诗》序,建构其《诗经》学的看法,仍存在不准确或不完整之处。而由于此种认识上的不准确、不完整,也就难于对朱熹《诗经》学的影响做出准确的认识和评价。总体来看,朱熹汲取了此前和同时代尤其是郑樵、吴棫的《诗经》研究,立足于其理学性情论的修养程式,以“思无邪”为理论基础和前提,统合并重新解释了《诗经》为乐歌、淫诗论及赋比兴等重要论述,建立其《诗经》学体系。朱熹《诗经》学打通了《诗经》与乐府就民歌和一般文人乐府创作的通路,这是朱熹《诗经》学与文学思想发生关联的基础。朱熹“思无邪”的诗教固然在观念上笼罩了民歌,但因“思无邪”对个人性情修养的特别强调,反而允许了民歌甚至所谓淫诗的存在。在这个几乎是悖论的逻辑之下,民歌赢得了发展的空间。而朱熹“叶韵”之学,因其证诸方言,故亦通于民歌。这种观念对元代乐府诗影响极大,其体现于杨维桢“铁崖体”乐府观念和创作尤为典型。

《全元文》失收涉滇散文补目23篇

今人杨胜祥《〈全元文〉云南文献补目》一文增补了《全元文》失收的云南文献39篇。对元代云南散文进行系统的收集整理,可发现在杨文所补篇目之外,尚有23篇散文可补入《全元文》。所补篇目尽量列出作者信息、篇名、撰文时间、出处这4项基本信息,另附录3篇涉滇疑伪作品,以补《全元文》之失收,并为学界提供稀见元代文献的信息。

元代奉使诗歌的兴起与旨趣

元代奉使诗是元诗中具有独特价值的部分,其外交功用的发挥,所记物象的新异,以及诗人前所未有的经历与情感体验,在中国诗史上独具特色。元代奉使诗题材和兴寄的多元性,对前代的继承与革新,以及在元代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影响下所具备的独特文学价值,对于元代文学史乃至元代外交史的研究,具有特殊意义。

所见四川、重庆部分地方文献与《全宋诗》补遗

四川、重庆地方志极其丰富。《中国地方志集成》著录了《四川府县志辑》70册、《重庆府县志辑》35册,这些书籍包含了许多宋人诗歌。今主要利用《(正德)蓬州志》《潼川志》《遂宁县志》《丰都县志》等书共辑得宋代佚诗55首(包括2则残句),补充作者23人。

云南诗歌总集的开山之作——论《滇南诗略》的编纂体例

清代云南地区的诗歌总集编纂非常活跃,《滇南诗略》、《滇诗嗣音集》、《滇诗重光集》、《滇诗拾遗》、《滇诗拾遗补》等先后问世,形成了一个前后接续的省级诗歌总集序列。袁文典、袁文揆所辑《滇南诗略》作为该序列的开山之作,极具典范意义,对此后云南的总集编纂活动影响深远。该书体例上的主要特色归结有三:其一,纂辑云南通代诗歌总集,以备一方之文献;其二,编排方式上以人系诗,收到了次第分明的良好效果;其三,相关附件的编写,对总集正文起辅助作用,使全书体例更臻于完备。

从单刻到全集:被粉饰的才子文本——《双柳轩诗文集》、《袁枚全集》校读札记

该文以清代著名作家袁枚早年别集《双柳轩诗文集》和源自袁枚晚年所编《小仓山房全集》的今人整理本《袁枚全集》的校读为例,指出传统全集所收作品由于时经作者晚年粉饰删改,而大多存在历时性面貌不无缺失之憾,故研究单个古代著名作家创作的历时性问题,应当重视比全集更切近当时实况的作家生前行世的单刻别集。

唐代采诗制度及其与元白新乐府创作的关系

唐代存在太常卿采诗和风俗使采诗两种形式的采诗活动,盛唐和中晚唐可能也存在太常卿采诗制度,唐无采诗之说不确。元白创作新乐府,其直接背景即是初唐既已存在的采诗制度,白居易希望在中唐恢复采诗制度,以使其新乐府在流传到民间后为朝廷所采集,从而起到讽谏的作用。但元白新乐府最终未曾入乐。

由《全唐诗》的考察看中唐“列锦”辞格发展演进之状况

中唐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时期,也是列锦辞格发展演进的重要时期。中唐踵继初唐与盛唐,在列锦模式上又有了四种新的变化。列锦辞格在中唐的运用是相当普遍的,它对诗歌作品意境与画面感的营造,对诗歌韵律美的营造,都有很大作用。不过,中唐诗歌中虽然列锦辞格的运用相当普遍,但也有许多形式上类似列锦而实非列锦的辞例,这种情况是需要予以厘清的。

新编金诗校订——兼评《全辽金诗》

在《全金诗》出版之后不久推出的《全辽金诗》,订正了《全金诗》的一些错误,辑佚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它存在的疏漏和谬误甚多。特别是《全辽金诗》在诗篇收录、标点断句、文献标注规范,诗人小传考订等方面存在严重问题,不能不辨析指出。

元初诗文名家庐陵刘诜

庐陵刘诜是元初很有成就的诗文作家和文学理论家。他是元代一流的赋作家,也是中国赋史上有成就的作者之一。他的散文创作有大家气象,诗歌则有多种风格。他的诗文理论有很高价值,关于学古与创新的理论富有辨证思维,对元中期诗文弊病的批评切中要害。他有如此多方面的成就,不应被文学史所遗忘。

华夷一体与元代纪行诗的繁荣

华夷一体是元代历史文化的重要特色。元代文坛,蒙古、色目文士大量涌现,他们有着四海为家的民族性格,所作纪行诗,多为亲自游历,有感而发。纪行诗在西北、东南的地域表现上,都有所开拓,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且诗风多质朴自然、清丽喜人。在自然崇拜、万物有灵的民族文化传统作用下,少数民族诗人喜爱山水,善用拟人笔法,与山水风物深相契合。在混同华夷的文化环境下,上京纪行诗、奉使诗、奉祀诗也大量出现。从元代华夷一体的历史现象、少数民族诗人群体的贡献等维度探析元代纪行诗繁荣的原因,庶几可为中国多民族文学史的书写提供有益的思考。

陈孚诗歌论

陈孚在有元一代时见高节,为人称颂,在山水诗、咏史诗等领域各有所成。陈孚诗歌意趣丰富,天趣自成,呈现出一种回归唐风的美学努力,展示了元代诗坛的变革路向。但是,陈孚及其诗歌创作长期以来为文学史家所遗忘,实为憾事。

《全宋诗》佚诗辑考——以方志文献为中心

《全宋诗》及诸家补正之外,仍有一定数量的宋诗散落在各个时期的方志之中,可据以辑补见于《全宋诗》著录的20位诗人的30首佚诗。

《全清诗》的先声

在分时段编纂的中国古代诗歌全集系列中,迄今为止只有时代最晚、规模最大的《全清诗》这一种还没有成书,也没有立项。但关于编纂《全清诗》的动议,却早在此前百年左右就一再有人反复提出过。根据目前所知,至少有商务印书馆、张元济、胡玉缙,胡怀琛、高旭、王葆桢,邹永修、纪钜维、徐世昌凡三组机构和个人,他们都可以视为《全清诗》的先声。在清朝灭亡百年之际,回溯这段学术的历程,未尝不具有一种激励的意义。

元明题画诗文初探——兼及“诗画合一”形式的现代继承

元明诗文的新变化,常常首先出现在倪瓒、吴镇、王冕、沈周、徐渭、唐寅等诗画家的作品之中,诸如人 元明诗文的新变化,常常首先出现在倪瓒、吴镇、王冕、沈周、徐渭、唐寅等诗画家的作品之中,诸如人伦教化因素逐渐减弱,主观情怀、人生意味的表现日益增强,清新通俗、激锐酣畅和滑稽风趣的风格形式等等。这样的变化,与当时趋于表现真情、崇尚个性张扬的时代思潮相一致,然而在题画诗文中的表现更为突出和超前。

从《文苑英华》看李白诗在宋初的接受

《文苑英华》大量选入李白诗,却遗漏了许多名篇,体现出偏重闲适题材、缘情适意思想、平淡清远诗风、五古体裁等迥异于唐五代选本的独特视角。作为大型官修总集,它集中体现了宋初"白体"诗风笼罩下、以馆阁文臣为主导的诗坛对李白诗的接受状况;也促成了批评李白诗多言"妇人与酒"的思潮及李白诗风"清逸"论在宋代的流行,并深刻影响了其体裁、篇目的经典化进程,成为李白诗在宋代接受的重要开端。

上都扈从诗的文学地理学解读

文学地理学融合了文学与地理学研究,但以文学研究为本位。作为中国古代边塞诗的特殊形式,上都扈从诗所开掘的"地理空间"、所创设的"地理意象"及采用的"地理抒情"策略都使之具有内在的地理学属性。这既与传统的边塞题材作品有一致之处,同时也是元代上都扈从诗的独特特色。

文化冲突中的儒士使命感——许有壬《圭塘乐府》的文化心理解读

许有壬是蒙元中后期为数极少的位至显贵者之一,《圭塘乐府》反映了词人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在维护汉文化艰难征途中的心理态势。在蒙汉文化激烈冲突的社会大背景中,作为恪守儒家训义的许有壬自觉将弘扬汉文化作为自己庄严的使命,因而词中贯注着一种庄严而深沉的使命意识。而与其生命历程相适应,其词中的使命意识具化为青壮年、中年、晚年三种不同态势。

元上都咏史诗的内容及其意义分析

咏史诗中诗人的历史观能够体现一个时代的思想与人文精神。元上都咏史诗的题涉及到李陵、苏武等,各民族咏史诗人对这些历史人物的传统价值观认定并没有因为统治主体的更替而发生变化,中国古代文人基本传统价值观得以赓续,明显受到儒家传统的忠孝节义价值观的影响。这说明:元代的文化政策是开明、开放的,也是宽松的;也是元代多元文化和谐共处并能够相互融合、共同发展的生动例证;其中由咏史引发的国家强大的自豪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在元代生动而具体的写照,说明中华民族的共同认知已逐渐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