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隶续》“魏文帝下豫州刺史修老子庙诏”考

将洪适《隶续》所载魏文帝曹丕黄初间所颁关于老子庙诏书,与严可均《全三国文》据僧勔《难道论》及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所引相比勘,校订恢复诏书原文。并从写作年代、主旨、格式等方面对碑文作了考订,对洪适的观点作出修正。

《全宋文》及《杨万里集笺校》所收杨万里书信辨误

杨万里《诚斋集》流传甚广而又版本繁多,文本现存错舛不少,不同版本间内容也常有不同。曾枣庄、刘琳编的《全宋文》及辛更儒笺校的《杨万里集笺校》虽都对《诚斋集》有过整理和校勘,但因其卷帙浩繁,仍不免有错疑现象存在,两本书中的书信部分文本遗漏、错误现象尤为严重,文章进一步对其进行校正辨误。

《全宋文》正误九则

《全宋文》的出版极大地推进了学界对于宋文的利用广度与深度,但由于篇幅庞大,难以兼顾,致使该书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所收苗傅书信所标出处并非最原始者,张守部分中有两篇文章非其所作,苗傅、刘正彦拜节度使的制书也并非全文,唐重、王蔺和蔡元定的文章则存在重复收录的现象,《〈庆元党禁〉序》因所据版本并非善本而存在作者名字错误的问题。我们只有不断补正,才能推动该书不断完善。

李四光的科学研究历程与《李四光全集》

论述了中国现代卓越科学家李四光教授毕生从事科学研究的历程，及其为中国地质科学作出的重大贡献；《李四光全集》是他发展地质学的成功记录和科学总结，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宝贵的科学文化遗产，共八卷，中英文各半近４００万字．

李鸿章集外文补遗

李鸿章是影响中国近代历史的关键人物之一。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李鸿章全集》,收集甚备,有重要的学术影响,但亦有疏漏。兹将所辑集外文六篇迻录,并作简释,以备相关研究参考。

新世纪中国鲁迅学的进展与特点

20世纪中国鲁迅学的最大成绩,就是80年代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政治化、概念化、工具化的鲁迅研究方法受到抵制,从根本上扭转了只是弘扬经义、代圣贤立言、为"经义"提供材料和例证的"经学"之道。进入21世纪,中国鲁迅学逐步走上了全面、系统地搜集和占有资料,回到鲁迅当年所处的历史语境中去,对鲁迅作理性分析,从中汲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以指导现实的科学道路,取得了与20世纪截然不同的新认识与新成果。这种思维方式的扭转和研究路数的端正,实质是中国知识分子寻回失去的自我,逐渐恢复独立思考能力,努力追求鲁迅原有价值以运用于现实的体现。简而言之,就是实现鲁迅的"人间化"。20世纪80年代后逐步从理论上实现了鲁迅的"人间化",新世纪则从生活细节和史实考证上充实了这一目标,使一位立体的、活生生的人间鲁迅一步步向我们走来。这既是新世纪中国鲁迅学取得的最大成绩,也是新世纪即"后鲁迅时代"中国鲁迅学最突出的进展与特点。

李鸿章集外文考论

李鸿章系晚清重臣,其个人文集是学者研究晚清历史的重要史料。安徽教育出版社于2008年1月出版的《李鸿章全集》,为学术界全面深入研究李鸿章带来了极大方便。然因载籍甚众,全集难免有遗珠之憾。笔者在查阅相关资料的过程中,发现李鸿章的七篇集外文,兹加以迻出,并略作考述,以供再版时参考。

中国首建电报线路再考辨

电报是西方近代重要科技文明成果,中国于19世纪70年代将之引入。遗憾的是,迄今学术界关于中国自建首条电报线之认定却莫衷一是,有海衙线说、台南线说、津沽线说、津沪线说等四种观点。本文以为,这些观点皆不正确。海衙线说的错误在于该线并不存在,新近出版的《李鸿章全集》为此提供了重要证据。后三线说的错误一方面在于持者皆未注意到,前此李鸿章已在天津建成津衙线,另一方面亦缘于当事人与当时人的一些模糊表述,从而造成"历史的误会"。故,比所谓的海衙线稍晚、而较后三线更早建成的津衙线才是中国自建的首条电报线。上述情状提示,史学研究者在对待史料的问题上需十分审慎,方为科学的态度。

李鸿章集外文再补

李鸿章是影响中国近代历史的关键人物之一。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李鸿章全集》,收集甚备,有重要的学术影响,但亦有疏漏,前曾辑集外文六篇迻录,今复得补辑九篇,以备相关研究参考。

《岁晚寄友》写作时间质疑——兼论辛亥革命前李大钊的政治倾向

李大钊没有明确阐述自己辛亥革命前的政治倾向,但《岁晚寄友》为此提供了线索。《岁晚寄友》的写作时间,学界基本持辛亥革命后和1909年冬两种说法,考察李大钊《岁晚寄友》中的关键词及其他几首早期诗歌,《岁晚寄友》作于1908年底至1909年初的可能性比较大。

由李白第二次出长安的取道对《李白全集编年注释》编年的意见

本文对安旗所著《李白全集编年注释》中关于李白第二次出长安的编年提出异议。作者依据李白诗歌和历史文献经过详细考证 ,重新确定了李白第二次出长安的时间和取道 ,纠正了《李白全集编年注释》中的编年错误 。

《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的编纂与文化传承

《五经四书性理大全》是明代非常重要的大书,对于传承、弘扬宋元儒学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更为主要的是,《大全》借助统一儒家经典及思想诠释的形式,实现了文化传承,统一了当时的全国思想,极大地赢得了儒士大夫们的文化认同,有效地实现了统治阶层对社会各阶层的控制。

《四库集部提要汇辑汇校汇考》“考论”三则

著录的《离骚图》一书,有萧云从原绘本与乾隆年间补绘本的差异,致使纂修者、纂修时间以及书名、卷数也都有差异,体现了四库全书纂修的阶段性特点。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与文津阁《四库全书》本《曹子建集》,据以缮录的不是同一个本子;文津阁本与明活字本相同处甚多,但也并不是简单的照录;今人《四库提要辨证》用明活字本来评说文渊阁本的错误,并不合适。宋晁补之《鸡肋集》提要的模糊说法对后世造成了误解。

《全金元词·李孝光词》校补

唐圭璋编《全金元词》,据清王鹏运《四印斋所刻词》收录元李孝光词22首,然尚多遗阙疏误。兹略述李孝光《五峰词》流布情况,据山东省图书馆珍藏之明抄本《李五峰集》,对《全金元词?李孝光词》作校补,校订字句,补充词题,并辑录佚词五首,酌加按语。

师前贤而不泥古 法西学而未失本——詹锳先生整理李白全集的版本学、校勘学思想

詹锳先生整理李白全集,对其版本源流进行了细致梳理和深入研究,进而确定以最早的完整宋本静嘉堂文库本为底本,用于校勘的刊本多达十四种,并选择重要总集及选本共十七种进行校勘,校勘版本数量之多,无出其右,这为超越清代王琦注本奠定了基础。詹锳先生校勘李白全集,在对校法基础上,增加了是非判断,以“今照改”“今据改”“当据改”等分类校勘,提升了古籍整理的学术品位。詹锳先生重视唐代唐诗选本的校勘作用,用以系年、解惑、辨伪和辨析诗歌本事,破解了若干千年疑案,在李白集整理中颇具特色。詹锳先生强调古今并重,中外并重,学术面前人人平等,坚持无征不信、片善不遗的理念。詹锳先生具有深厚的旧学功底,又深受西学影响,形成了阔大的学术格局和高远的学术视野,他以“预流”的学问开创了李白研究的新境界,其主编的《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达到了那个年代的制高点,至今仍难以超越。詹锳先生的版本学、校勘学思想是留给后世的宝贵学术遗产。

清代商州方志中李白商州诗探析

天宝四载,李白在朝廷遭受排挤,不得不离开长安东去,路过商州。据清代商州方志中记载,李白与商州有关的诗歌有十余首,这些与《李太白全集》中收录李白在商州时创作的诗歌,部分有所不同。清代商州方志中李白的商州诗,一方面吟咏秀美的自然风光,一方面记述厚重的人文景观。在政治上受挫的李白,在诗中抒发了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不屈其志的节操及仕与隐的矛盾心理。研究清代商州方志中所收录的李白诗歌,对全面了解李白有着较为重要的作用。

《全清词·雍乾卷》辑补61首

《全清词·雍乾卷》共收词人约1000多家,词作35000多首。然由于清代词籍的复杂性,遗漏在所难免。今翻检清人诗文集及地方志等,为之补录靳之隆、康载、王天发、王翰青、张礼等五家凡61首,以备续编采择之需。

李西月与《张三丰全集》

《张三丰全集》是李西月在晚清救世思想的指导下以张三丰丹法体系与神仙信仰为核心而编创的隐仙派(或犹龙派)道统经典,其中又融入了西派内丹理论,可以说它是张三丰丹法与西派丹法的合集。因李西月受时代思潮及地域环境影响,在选题原则与编纂方法上又多融入个人主观因素,致使部分内容真伪迄今尚无定论,所以学术界在探讨李西月及西派丹法时当以《张三丰全集》为镜鉴,而研究《张三丰全集》又当以李西月思想观点与版本谱系为基础。

李大钊文章“身后事”

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第一人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地位非常重要,但承载李大钊精神的遗文整理工作仍未结束。本文对李大钊遗文整理和笔名进行了分析,以期更好地整理李大钊遗文,理解先烈救国救民之路。

冲突的视域与被闲置的“理”--麦都思《御纂朱子全书》英译研究

1844年,麦都思翻译《御纂朱子全书》中的《理气》和《太极》,是为朱子著述英译的肇始,具有特殊的学术价值。研究发现,麦译过程不断交织着各种冲突的视域,如译者求知传教与原作“阐理立德”的外部视域冲突、译者视域内部传教与求知的目的冲突等。视域的冲突最终导致在朱子理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理”在麦译《全书》中被闲置了。麦都思一方面为探求中国形下之“气”化世界而重“气”轻“理”,一方面又在内心深处精神信仰和文化优越感的召唤下再次弃“理”于不顾,从而为朱子理学塑造了一个新的形上主导。本文通过历史地考察麦译《全书》活动,揭示了译者视域与历史语境的互动关系及其对翻译活动的深层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