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邮驿体系的时—空结构与清帝国权力网络--从《大清会典》驿程看清代通讯手段的时效困境

清帝国依托庞大的邮驿体系,建构了从中央到地方垂直的帝国权力网络。集权国家需要克服距离越远对地方控制越难的问题,因而在长期保持对里程信息收集整理、补充校正与记录存储的传统,驿程的记录与实际运行与之互为表里。《大清会典》及《则例》中的驿程信息主要有三类:节点(包括原点)、路线和数据,其记载有着复杂而又一以贯之的结构与模式,用“链条状”和“树状”两种方式呈现了驿路的分布结构,其向心性和层级性表达了古代王朝国家中央顶层设计“中心—边缘”的地理格局、空间秩序与特定的政治思维。道路里程信息既是日常邮驿工作开展的实用资料,也是国家持续掌握交通权力的知识来源。由于交通“用时间置换空间”的特殊属性,交通史的研究也应重视时间—空间的关系。驿置里程不仅仅是空间距离的一个重要指标,在实际的运行和操作中,“到京日期”就是时间信息与地理信息对应的产物,是“距离时间化”的表达方式,能直观反映交通对空间和时间的控制。驿程空间可以作为邮驿时间的参考标准,反过来,时间也是空间的一种表达方式,是计量距离可重复的实际经验的总结,在实际邮驿事务运行中,里程距离是固定的,但运行时间是变动的,这种变动带来不确定性体现了邮驿网络的动态变化和帝国权力的伸缩与强弱。传统驿站已有的突破限于地域上的向外扩张和向内深入,以及中央集权之下向心性的强化;而时间上的突破很小,时效困境也成为清末驿站体系僵化最为突出的问题,影响着国家对既定空间秩序维持的效力。

清道光朝之后若干官修史籍论略

清朝官方史学经历了乾隆时期的繁荣发展之后,在道光朝已经显著衰退,但仍然保持着记录和编纂本朝各种史籍的基本格局。此外,清季的官方修史取得一些值得注意的业绩,如修成嘉庆《大清一统志》、纂修光绪《大清会典》及其附属各书、国史馆扩展其修史项目等,还编纂了三朝《筹办夷务始末》、《治平宝鉴》、《各国政艺通考》等书。这些书、史编纂,密切联系了清廷的政治需要,也包含有史学学术上的追求。即使在国力衰减、充满危机的状况下,清朝依然坚持了官方史学的运行,这一点超越了以往朝代,尤属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