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书院课艺:联结书院学与科举学的历史文献

在上千年的中国书院史上,多数书院都重视以考促学。从流传形态来看,清代书院课艺主要分为课艺原件、编入别集中的课艺和以书院名义选编的课艺总集三大类别;就主课艺内容而言,清代书院课艺大体包括制艺试帖、经史词章、时务西学等门类。书院课艺数量与书院数量、考课次数、书院额数和刊刻频率直接相关。尽管历史上汗牛充栋的书院课艺多已散佚,但其现存数量依旧十分巨大,无法准确估算。清代书院课艺具有一定的经学、文学、史学、书院学和科举学价值,深入挖掘其中的有用元素,可以从书院考课内容与科举考试内容、考课衡文标准与科举衡文标准、书院育人目标与科举取士目标、科举人物的思想观念与关系网络、书院生徒平时成绩与科考录取率等方面,考察书院学与科举学的共生和互动关系。

明清回儒人性概念阐释与伊儒会通

明清时期中国社会涌现出一批“学通四教”的回儒学者,他们积极介入中国传统思想和伊斯兰哲学议题的讨论,生产出了一套风格独特的社会知识体系。就人性的内涵而言,明清回儒学者将人性界定为人生而为人的本质,这一本质体现为人所具有的智慧、理智之性;在人性的类型上,回儒们认为人性具有丰富的外延,除人之特性,还有人之物性。在人性概念的讨论上,明清回儒学者既有对伊斯兰灵魂观和儒学人性观的借鉴吸收,也有与二者的不同创新,体现出当时中国社会不同文化的融会贯通,以及文化融会贯通中的和而不同。

论清史《儒林传》扬州学人记载的形成

扬州学派被视为清代儒学的一个重要派别,研究成果较多。但学界未曾注意到,清史《儒林传》对扬州学人有系统的记载,且形成过程复杂,是该学派研究史的重要一页。本文依据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史《儒林传》相关档册,从纂修层面揭示清史《儒林传》第一次稿和第四次稿对扬州学人的记载情况。清史《儒林传》第一次稿中,阮元将任大椿为代表的扬州学人群体载入,但该传被删除。光绪年间,清史《儒林传》第四次稿中有八位扬州学人立为正传。这些传记在扬州府呈送的《儒林刘宝楠刘文淇朱士端王念孙汪喜苟焦循凌曙江藩(江苏咨送采访册)》的同名传记基础上删改而成。国史馆纂修官重点改写并表彰了扬州诸儒在《易》《春秋左传》《礼记》《论语》《孟子》等专经研究上的成就,彰显了扬州诸人的“汉学”宗风,突出了他们的地域联系和家族特色。清史《儒林传》虽未用“扬州学派”之名,但已经记载了扬州学派的学风和地缘特色等要素,在正史中确立了扬州学派的史料基础。

书院讲学与晚明理学传播——以“东林书院网络”为中心的考察

晚明是理学传播较活跃的时期,书院是理学传播的重要场域之一。晚明书院学人秉承修正儒脉的立说宗旨,思考理学传播中淑世精神的传递,通过讲会、结社等方式在书院或书院之外弘扬己说,构建传播网络,形成了以东林书院为代表的多个波及全国、影响社会深层结构的学派群体,对晚明清初学统构建和学术传承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引《诗》看唐宋《诗》学的转型——以两《唐书》与《宋史》为例

作为唐宋儒学转型的重要一环,唐宋《诗》学转型之内在理路与真实面貌可由正史引《诗》得以彰显。在文本层面上,两《唐书》与《宋史》引《诗》对汉代以来的引《诗》规范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打破与理论批判,彰显了经学式微背景下经典权威性的动摇。在取义层面上,两《唐书》引《诗》与新《春秋》学相结合,在日常运用与学术研究两个向度上体现了唐代《诗》学对春秋《诗》学的复归,并与“诗史”观念的产生相联系,显示了唐代《诗》学从注重礼乐教化的外学逐步转向探索儒家精义的内学。在此基础上,宋人进一步从理论上提取“圣人之意”作为统贯群经之本源,并在具体的《诗》学方法层面将春秋用《诗》之法与孔、孟《诗》学相结合,昭示了宋代《诗》学子学化承传与确立的轨迹。

初唐四杰的“文原五经”观

初唐四杰是活跃于唐高宗、武后时期的一个颇具影响力的作家群体。初唐四杰虽年辈略有不同,但其生活道路与思想观念却十分相似,其文章本源论也大略相同。初唐四杰所说的“文章”,既包含篇制短小的诗、赋、论、记等单篇作品,也包含篇幅较大的经、史、子等类著作。在文章本源这个问题上,初唐四杰一致认为“文本于经”,即后世文章皆起源于儒家“五经”。初唐四杰“文本于经”的观念,是由他们骨子里的儒家思想所决定的。在初唐四杰的引领下,初唐文风始变,大唐之气象风格始见。

唐懿宗朝试赋研究

试赋是唐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国内学界对唐代试赋的研究考证材料众多,但论者多以其程式化的体制、颂圣化的内容而忽视其丰富的时代内涵与人文精神。通过对唐懿宗朝6场试赋的赋题、赋韵、赋文、赋体、主考官等因素分析,发现6场试赋既具有较高的思想价值与文学、史学价值,也具有崇儒宗经的文化导向、帝德建构的文化精神和朋党斗争的时代内涵。唐懿宗朝6场试赋具有强烈的现实性,是后人了解晚唐士人思想、社会风尚的重要载体。

明清时期金州庙学景观的营建及演变

明清时期金州作为辽东地区的文化中心,其儒家文化底蕴深厚,文庙作为儒家文化的代表建筑,其内部建筑和景观环境都蕴含着浓厚的儒家气息,同时历来承担着金州的儒学教育,为当地教育事业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金州文庙受到地域文化和当地气候等因素的影响,虽然在空间布局和植物布置上与中原地区相差较远,但所表现出的景观风貌却新颖独特,不仅在建筑形式上华丽出彩,在庭园景观环境营造上也独具匠心,体现出北方寒地园林的景观特色。同时在建筑形式上也能寻找到中原文化的痕迹,展现出与中原地区文化同源的特征。

论清代文言小说扉页的刊印形态及其文体特征

清代文言小说的扉页设计展露出较为明显的文体特征,这集中体现在它的广告性和艺术性两方面。无论是介绍正文、标明书价、征集书稿还是采用艺术书体并留下题写者款识,它都具有独立的商业价值和审美价值。这种扉页特征与白话小说相互影响,一方面,白话小说扉页的书名广告、续书广告、识语广告刺激了清代文言小说扉页广告的出现;另一方面,清代文言小说的扉页题署也由艺术性向商业性递变并自然过渡到白话小说之中。作为一种文体标识,对清代文言小说扉页特征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增强对其刊印形态的认知,而且可以加深对文言与白话交融的理解。

从《御制增订清文鉴》看清朝祭祀中的儒家文化

清朝极其重视儒家文化,在沿袭明朝旧礼和调整清代祭祀的过程中,始终以儒家典制为根本。作为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其对儒家文化的接受存在由浅入深的渐进过程,因而官修满文词典所辑祭祀词汇既与中原传统记载有所差异,又显现出满汉文化的互摄交融。迄乾隆朝,清代祭礼日臻成熟,乾隆帝一方面尊崇古礼,直溯儒家礼制源头,另一方面又对其因时调整。这一过程,彰显了乾隆帝深厚的儒学造诣,对维护统绪、巩固政权大有裨益。

清代大连地区传统教育事业的发展

明末清初,战乱和人口的严重流失导致大连地区在前代所积淀的传统教育事业基础荡然无存。清顺康时期,尽管在招民开垦政策的刺激和推动下,大连地区的人口有所增长,但仍然缺少完备的民事建置,在根本上制约了教育事业的发展。雍正年间,大连地区的“通判”设置以及其后的州、县建置,不仅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当地生员的科考条件,而且使官办教育开始步入正轨。乾隆及以降时期,大连地区则逐步形成了州县儒学、书院、私塾、家学并兴的局面,从而扩大了人才培养与选拔的途径,促进了大连地区科举教育水平的提升。

清儒礼学研究中的“礼意”追求

在礼学的发展过程中,“礼意”受到治礼者的重视。“礼意”源自“礼义”,可看作是对“礼”的义理或意蕴的诠释。作为记载礼学内容的“礼文”经层累的构建而愈密,“礼意”经层累的构建而愈精。历代的礼学研究均注重寻求“礼意”,也关注到了“礼文”和“礼意”的关系。清儒在治礼过程中格外关注对“礼意”的寻求,主张“通礼文之穷”以寻求蕴藏在“礼文”背后的“礼意”,并呈现出清初“礼时为大”、清中期“即器明道”、晚清“会通汉宋”的阶段性特征。对“礼意”的寻求与阐发,既是一种治“礼”的方法,也是一种治“礼”的理念,更是一种治“礼”的目的,展现了清儒“通经明道”的立学旨趣及“以礼经世”的礼治思想。

晚清传奇评点中的儒士文化批评

晚清传奇已步入传奇创作的尾声阶段,这一时期传奇的创作和评点显现出明显的文人化倾向,以儒士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占据了传奇创作的一席之地。本文以晚清传奇为切入点,从披露儒士的悲惨生活、揭发官场科举的黑暗腐败、探索儒士救国的实际意义等方面观照晚清儒士在社会变局下的真实想法,还原晚清社会的真实生活场景。

明清闷户橱的设计艺术与文化价值

明清闷户橱作为我国传统古典家具样式之典型,以特殊的结构和实用的功能彰显民族智慧,归纳总结明清闷户橱的发展演变,可丰富我国传统家具研究系统,为当代家具发展夯实文化底蕴。以明清闷户橱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挖掘“闷户橱”之名及其历史渊源,从时空维度细述明清闷户橱的设计艺术及文化价值。明清闷户橱的形成是在橱的发展下,与案、柜、箱结合的结果,在明代确定基本形制,在清代发展装饰造型,在民间丰富用材工艺。最后,指出明清闷户橱的应用价值、艺术价值、社会价值三大文化价值,为其现代发展蓄力。

隐然论道与史册昭垂:清儒陆世仪名位流变及从祀考

或承尊朱黜王等门户之见,清理学家陆陇其等对陆世仪人物及儒家义理观褒贬交杂。陆氏身故后,太仓州士绅尊其为乡贤,并陪祀书院,又经《思辨录》等刊著流播,全祖望、唐受祺作传宣弘,陆氏声名更为显扬。光绪元年(1875),应地方州奏疏题请,清廷准将其从祀孔庙,陆世仪以乡贤之身得以增祀,由一介地方生员跃居成为儒家主流。清末世乱时危,清廷多以理学名儒从祀,以延揽程朱学从众,而陆氏持论中允,治学驳杂,“不废陆王”,后得《国朝学案小识》为之构建理学道统谱系,塑其为清道统正宗。学术、政治互通纠葛中,陆世仪人物形象渐跃升为清国家正统,成为清廷权力与江南地域性力量共同构塑的孔门圣贤。

清末民初女作家吕韵清小说的自叙色彩、古典风貌与价值认同——以《返生香》为考察中心

《返生香》是吕韵清于1929年公开出版的文言长篇小说,是其小说创作生涯的封笔之作。这部小说虽一向被视为通俗的言情故事,但实则蕴含着作者对传统文士家族盛衰的多维度考察。小说融合了她生平经历的自叙书写;践行着与其小说批评观相一致的,着意于“境”的古典风貌营构;蕴含着其价值观念既恪守与体认传统,又具有省思传统士族文化、怀抱现实社会的现代意识。《返生香》这类有别于新文学价值取向的作品,更值得我们以客观包容地立场,去探寻和重审清末民初女性小说乃至整个近现代文学的多元面向。

晚清侦探小说译本中的文言文体流变——以A Study in Scarlet的六个文言译本为例

在中国近代文学由雅趋俗的整体趋向下,晚清域外小说译介中的文言译本仍占据优势地位。其中侦探小说A Study in Scarlet便有多达六个文言译本,可谓考察晚清小说译本中文言文体流变的典型切入点。据察,域外侦探小说的文言译本以其高度圆熟的文体系统(包含文体形式与文体制度等)在翻译过程中消化了大量域外文学观念、技法、语法等,并以“欧化文言”为标志,完成了中国文言小说体式在外来文学冲击中的自我整合与翻新。

晚清报刊文言小说发展述论

进入晚清之后,由于报刊的兴起和发展对我国文言小说传统的结集出版模式形成挑战,也对正处在衰落期的文言小说起到了促进和刺激作用,小说创作语体的文白消长也在报刊上表现得更为直观和明显。通过对晚清报刊上八百余篇文言小说的统计和梳理,可以了解这一时期报刊文言小说的总体发展态势和我国文言小说的总体走向。

1756年衍圣公请废告子从祀裁减庙户案辨析

1756年,孔子第七十一世孙衍圣公孔昭焕向清政府提出废除“告子”从祀及裁撤孔府庙户的请求,却遭到乾隆皇帝严厉批评,甚至险些失去爵位,使孔府一时人心惶惶。通过此案件的分析,还原其来龙去脉后,可知孔昭焕请废告子从祀有其理论根据,并非不符礼制。但乾隆皇帝仍借庙户问题,严惩孔昭焕等人,并趁机收回孔府选任曲阜知县的人事权,借以打压孔府势力,贬低其道统地位,而清政府也借此以更好地维护自身在地方管理中的权威及其礼教上的正统地位。

尔雅深厚:西汉初文章写作及其地位

两汉文章风格气象高古、典实雄健,唐宋古文家以及明代古文派视为典范。两汉文章何以能形成这种风格?其成就如何发展而来?从儒家经义、经世致用和尚气重辞三方面论述汉初文章写作,指出汉初自觉以儒学变改战国、秦以来杂学术文风,书疏政论诸体,由质及文,由野而雅,从而为汉代文章写作开辟道路,指明方向。以西汉初诏令以及陆贾、贾谊、贾山、晁错、邹阳、枚乘等人文章为对象,详细分析其内容和艺术特征,说明西汉初文家在新政权里,如何为建立符合汉王朝文化要求的写作而努力,同时揭示这种写作具有的作用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