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视域下的清代女性文学批评

清代经学兴盛,经学文本对文学创作的话语阐释极大地丰富了清代女性文学批评。清代文坛以《诗经》为理论基础,结合传统儒家的思想内旨与艺术审美,为女性文学建构了一套系统完善的批评模式。他们从女性文学创作的合法性出发,通过言德关系、性情论的探讨综合把握女性文学中的思想旨意、情感表达以及审美精神等多方面要求,形成了以《诗》解诗论诗的批评方式。在经学传统的阐释下,清代女性文学崇尚温柔敦厚、贞静幽闲的诗教大义,喜好独抒性灵、真切自然的情感抒露,重视兼具性情之正与性情之真的文学本色。这类经学视域下的清代女性文学批评,既包括了对经学早期含义的理解认同,也容纳了经学传统背后新意义的生成,正是儒家学说在后世的经典化过程,对于女性文学主体价值与个性精神的认识与开拓产生了重要影响。

刘沅《诗》《易》恒解中的女性道德观

刘沅(1768-1855)是生活于清中后期四川成都的一位大儒。他著述极丰,其思想被称作槐轩学说,博大精深,代表性著作为《十三经恒解》,《诗经恒解》《周易恒解》是其中两部。《周易恒解》中刘沅通过《易经》义理和六十四卦中相关卦爻——《坤》《家人》《姤》《归妹》的内外含义建构了其关于先天女性道德观。《诗经恒解》则是在其先天道德伦理范畴下具体阐释的女性道德观。刘沅关于女性道德伦理的阐释,实际上反映了当时社会儒家知识分子对全社会女性道德的总体评价和认识。刘沅从周代王公贵族的后妃妇德、夫妇之德、晚辈女性之德,以及《诗经》中女性失德的反面事例阐释了他对女性道德的看法。这在当时思想文化环境下是一种认识上的突破,无疑具有进步性。

宋朝运气学说发展脉络考略

运气学说是中国传统思维下“天人相应”理念的外化,其开倡与盛行始于赵宋时期。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再次梳理运气学说在宋朝的发展历程,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开国之初,受诏入朝的民间医者将运气学说援入宋廷,促使传承方式由秘传转向公开授受;至仁宗朝,校正医书局取王冰次注本为“八书”之一,确立了运气学说的医经正统地位,随后由儒医群体推动其基本知识普及化传播;徽宗时期,运气推广进入高潮阶段,正式进入医学教育与考核体系,同时参与国家民政治理;南宋之后,在名医学士的临证探索中,运气学说迎来实践化发展的新阶段。

解读《毛诗序》

对历史上有关《毛诗序》的观点进行梳理后可以发现,《毛诗序》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不能强分出大小,各首诗前面的阐释文字,既可以整体指称《毛诗序》,也可以单独指称每篇诗的序;《毛诗序》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成于众手,而以孔子、子夏传授为主流,同时兼收后学观点的集体性著作;《毛诗序》的产生与先秦赋诗言志的风气有很大关系,它由孔子加以搜集整理并传授给弟子,而且一直在儒家学派中流传,并进而成为《诗》的正式内容,被后人视为与诗句同样重要的经典。

二程理学体系的建构与《四书》

二程对《四书》十分重视 ,他们大力推崇、表彰《四书》,提高《四书》的地位 ,并训释《论语》、《中庸》、《孟子》,重订《大学》章次。在其思想学术体系建构中 ,二程对《四书》思想资料进行了大量的阐释、发挥、利用。其格物论与心性论主要是依托《四书》思想资料而建构的。

汉儒经学、纬学诗论述要

汉儒诗学源于春秋诸子诗学,主要是围绕着《诗经》经典化解读而展开。四家诗在诗学上具有同源的关系。毛诗之外,齐、鲁、韩三家诗中,鲁诗之传承,最为渊源有自,流行并取重于世似乎也早于齐、韩两家。三家诗齐诗近玄,鲁诗与韩诗近史。齐诗与毛诗都以性情论诗,但宗旨不同。四家诗都以言志为基本宗旨,以分别美刺为基本的说诗方法,对于具体诗篇的美刺,看法上有同有异。

论新三统学说:宋初以降学术思想之嬗变

新三统学说系指宋初以降的道统、文统、正统学说。道统、文统学说为宋代树立了"汉—唐—宋"文化传承上的优越地位,正统学说则将之转化为"汉—唐—宋"政治绪统上的大国地位。新三统学说的学理特点是重《春秋》,重史学,重视"汉、唐、宋"后三代。提出新三统学说这一概念,有助于重新观照宋代学术思想的传承及演变。具体而言,宋初以降的学术思想嬗变历经五代旧学、新三统学说、荆公新学、道学等四个阶段。五代旧学重通礼(典制),新三统学说重史学(《春秋》),道学重义理(《易》)。在忽略史学、超越汉唐、直寻三代的理路上,荆公新学是从新三统学说走向道学的一种过渡。

翁方纲“肌理说”成因探析

翁方纲“肌理说”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清代汉宋调和的学术文化是肌理说形成的深层原因;宋诗是肌理说形成的创作依据;桐城文论是肌理说的理论直接来源。

《诗古微》对三家《诗》四始说的发明

《诗古微》以发明三家《诗》微言大义为宗旨,认为三家《诗》微言大义的核心是四始说,为周公制礼作乐时所制定,遭礼崩乐坏之后,由孔子所最终确定。二南不是以周公、召公为分判,而是周公所定四始说的体现,主文王,以正夫妇之道为义。四始说的实质是儒学传统的夫妇君臣父子的伦常大义,也具有《公羊》学三统循环说的意义。

论竟陵派儒道结合的批评

以钟惺、谭元春为首的竟陵派执掌明末文坛的风向,其所编《诗归》是其诗学理论与美学趣味的代表。孟子提出的"以意逆志"显示了儒家说诗方法的要义,在竟陵派的文学批评实践中还呈现出援道入儒的态势,即继承这一儒家的传统方法,与道家"玄览"、"独游"、"遇合"等哲学思想与审美方式相结合,从而形成了独特的批评旨趣与方法意识。这种儒道结合的批评方法是竟陵派诗学能够独开生面的深度造诣所在,也折射出晚明心学与性灵说的影响力。

曾国藩的阅读之道——正旁、看读之别以及汉宋兼采的学术旨归

曾国藩酷爱读书,积累了丰富的选书、读书理论。选书区别"买书"与"看书",再分"正者"与"旁者",选目或参考韩愈、柳宗元、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或者结合义理、词章、经济、考据"四学",其根本则在于"守约之道"。"看、读、写、作"的读书四法,"看"为泛读,"读"为精读,"读"又有"高声朗诵"与"密咏恬吟"之别,还当结合"虚心涵泳""切己体察";"写、作"即札记与策论,将所读之书深思、贯通。专门的读《汉书》指南,则强调"小学训诂"与"古文辞章"作为基础。其阅读理论背后有汉宋兼采的学术旨归,也是晚清学术思潮的反映。

清代三家《诗》学研究现状述略

清代三家《诗》学研究是清代《诗经》学史发展中的重要课题,但是关于清代三家《诗》学研究的专门著作却寥寥无几。通过考察近代以来的清代学术史、经学史、《诗经》学史等相关研究著作,概括其中所包含的三家《诗》学研究成果。并具体分析当今学者在清代三家《诗》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指明清代三家《诗》研究的重要价值及巨大空间。

古代儒家“诗教”思想之大众化传播

先秦孔子以"诗"为教,言修身当先学诗,强调诗的政治教化作用,即为"诗教"。后世推尊儒学,奉《诗》为经,"诗教"思想遂传承久远。探其广传之根源,其一,"赋诗言志"[1]对春秋时期"诗教"思想的传播起到了极好的推介作用;其二,"独尊儒术"是"诗教"思想极盛于汉的重要原因;其三,封建科举取士制度是隋唐及此后"诗教"思想在士子阶层广为传承的根本原因;其四,宋元明清时期话,本小说、杂曲百戏等民众喜闻乐见的通俗文艺样式,也使"诗教"思想得以在市井细民之间广泛传承。及至近代,虽因读经之衰落而致"诗教"思想沉寂良久,但今人若能在继承古之"诗教"传统基础上,假之现代科技之条件,丰富创新"诗教"之传播方式,必将有利于"诗教"思想之复兴,有助于"诗教"兴国之大业。

论理学对宋代诗论的影响

理学在宋代兴起繁盛,成为这一时代的主流思潮,它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宋代社会的各个方面,诗歌领域自不例外,其独特的精神内质使得宋代诗歌理论逐渐丰富,并形成了不同以往的创作理论。

比较哲学视域下的程颢境界论浅析

境界在程颢看来是一种和乐而又圆融的存在状态,其以对道德观念的突破和对经验知识的超越而指向一种整体性的生存领会。具有仁心仁性的自我在直觉主义的洞见中与本体澄明之境相照面,但这种主体主义的一孔之见又要立即为无我、两忘的和合观念所取代。程颢玄妙高远的境界论观念不是不正确,而是不容易被理解和分享。只有于内在和超越、有限和无限的辩证关系中,其实质才能获得一种现实性的理解。对于今日之生活实情而言,这种境界论作为一种反向性的批判、调节因素仍然具有极高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从“诗无邪”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孔子继承了春秋诗教的读诗与用诗观念,以恢复周礼为己任。《论语》的诗论主要是针对《诗经》"思无邪"的特点,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则是孔子的教学过程。孔子认为《诗经》内容丰富,真情流露,在教学时必须以礼和乐约束学生的思想和行为。《诗经》是具体的文本,在学习上来说是较为容易掌握的;从《诗经》的内容与表达形式到礼的道德意义和仪式是对文本的深究;乐是根据礼仪而订定的,所以须在掌握礼仪后才能学习相配的乐曲以巩固所学。

刘向《诗》学家法研究

刘向之《诗经》学家法,前人每有论及。然其论据及研究方法,均仍有可改善之处。本文从家学、异文比较、《诗》说比较三方面,考论刘向之《诗》学家法,以图全面分析刘向《诗》学家法的问题,并希望由此而于两汉《诗》学研究有所裨益。

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探义

今古文两学派的较量是《诗经》问题争论史中的一大焦点,但因三家《诗》的陆续亡佚,使得后人要支持今文《诗》,得同时致力于辑佚与诠释两个工作才行,清末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就是这方面的名著。此书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上继续前进,尽量铺陈三家原貌,以《毛诗》作为理解今文的参照系,条理清晰,而其分别家数时,主要是依照陈寿祺父子《三家诗遗说考》的成果,甚至陈氏取材不够精审的缺陷也被王氏所承续,所幸,其在面对旧有材料时仍能注意到筛选与考辨的工夫,所以呈现出来的材料仍较陈书稍显精审。

严羽对《诗经》的态度新探——以《沧浪诗话》和严羽的创作实践为考察中心

严羽的《沧浪诗话》在有宋一代诗话中堪称中流砥柱,对元、明、清的诗学理论和创作实践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沧浪诗话》所具有的一系列几近成熟的理论体系和独到的诗学理论,使得严羽《沧浪诗话》的研究一直是人们关注重点,如其中的"妙悟"说、"别材别趣"说,以及提倡师法盛唐的诗学主张都是后人理论研究的焦点。但《沧浪诗话》中一个最基础的问题,理论界却一直没有达成共识,那就是关于《沧浪诗话》中《诗经》的遮蔽问题。从传统诗学的角度来讲,《诗经》作为经学化的诗学源头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却一再削弱《诗经》的权重、弱化《诗经》的影响。本文拟从严羽本人的诗学理论和其个人的创作实践两个方面来进行一个尝试性解读,揭示《诗经》在严羽理论中"隐"的状态和个人创作实践中"显"的状态呈现一种互动,进而明确严羽对《诗经》以"用"示"尊"的态度。

试论文清学派及“为理而文”的流变

南宋至明初,浙江地区的文清学派代与代之间有着师承或父子传承的关系,在为学与为文方面有着很多的共同之处。文清学派持续数百余年,在当时文坛上占有一定的位置。结合婺州作家群的研究现状,对生活在这一时期的文清诸子的散文作品进行专门的整体考察,以梳理文清学派"为理而文"向"流而为文"的嬗变脉络以及关注现实、经世致用、回归道统的散文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