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所载武王伐纣天象及其年代与日程

《国语·周语下》伶州鸠对周景王所述武王代殷时天象，是天文历史年代学上罕见的珍贵文献。历代学者对解读这段文献都感困难。该文采用国际天文学界最权威的行星星历表数据库及计算、演示软件，对这一文献中的每一项天象都进行了全面计算、检验和演示，并结合《尚书·武成》、《逸周书·世俘》、利篮铭文、《淮南子·兵略训》、《荀子·儒效》等有关记载，从而表明：伶州鸠对周景王所述之一系列武王伐纣天象，实际上是武王伐纣过程中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天象实录，它们可以与武王伐纣之役的日程逐一对应吻合。这一发现，对于确定武王伐纣之年代，具有极其重要的、决定性的意义。同时也是天文历史年代学极具典型意义的个案之一。由此我们重现了武王伐纣之役的日程表，并确定牧野之战的日期为公元前１０４４年１月９日。

龙山时代的文化巨变和传说时代的部族战争

公元前2千纪之末的龙山时代前后期之交,曾经发生过两次大规模的文化巨变,也就是王湾三期文化对石家河文化、老虎山文化对陶寺文化的大规模代替,这当是部族之间激烈战争行为的后果,分别可以和传说中的禹征三苗、稷放丹朱事件相对应。以此为基点,发现龙山时代的其他考古学文化和其他部族人物也有较好的对应关系,如有虞氏舜与造律台文化、最早的先商契和雪山二期文化等。据此就有可能切实建立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和尧舜禹时期一些部族的对应关系框架,走出夏代之前古史探索的关键一步,还可以为夏文化的上限提供坚实的考古学证据。

禹征三苗与楚蛮的起源

楚蛮为古三苗的后裔,三苗瓦解后成为南方地区的主要族群。后石家河文化当是禹征三苗获胜后对三苗余众进行文化改造的结果。三苗余众在中原文化体系下发展起了一类以红陶系遗存为主的新因素,此类文化因素与早期楚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可能是以楚蛮为主的江汉土著民族所创造的文化遗存。

禹之“干戚舞”——武当山及中国武术诞生的标志

通过历史文献资料、专家咨询等研究方法,结合中国武术产生的原因对武当山武术活动的形成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表明:禹侵伐三苗之战促使了武当山原始部落武术器械和技击技能的发展;宗教祭祀活动的武舞“干戚舞”在促进部落武术发展、普及的同时,更标志着武当山武术的诞生。

楚人受封与“周公奔楚”关系之考辨

西周时期,楚国远在华夏记述视野之外,导致许多史实不清,特别是周人封楚之史实更是扑朔迷离。楚人受封立国,正式跻身于周室诸侯之列,当为周成王七年三月于成周之会上所为,其始封之君为熊绎。楚人的受封,其原因除楚先祖勤劳王事的功绩之外,也与周公奔楚在楚地受到楚人的礼遇有关。"周公奔楚"的时间当在成王六年末至七年三月之间,即周公归政成王后不久。周公受谗言而奔楚与周公因管蔡流言而居东东征非为一事,太史公司马迁所记应信而有征。

古“三苗”新考——兼论“三苗”与南方诸族及楚国之关系

“三苗”的问题,是我国上古史和民族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以纸上文献与地下出土资料相结合,以研究尧、舜、禹时代南北统一战争与“三苗”的迁徙,并厘清三苗与蚩尤及南方部族之关系,以及三苗与楚国历史渊源。笔者认为“三苗”原是奄有今湘、鄂、赣之地的土著民族,在南方势力极大,其兴衰与我国上古时期南北统一战争的进程有关。

■国异属铜器与周公东征

宝鸡市纸坊头、竹园沟西周早期[弓鱼]国墓集中出土一批铸有东土族氏铭文的晚商铜器。其中,史父乙铜盉、铜豆原属之史族,活动在今滕州前掌大一带;子[弓鱼](就)方鼎应原为子[弓鱼](就)家族所有,其领邑"[弓鱼]"大致在汶水上游至泰山东麓范围内;覃父癸铜爵原属覃族所有,该族活跃于今山东章丘附近;[弓鱼]犬册甗所属之[弓鱼]族,居地应在今淄博市东南淄川区一带。此类东方异属铜器,可能是[弓鱼]国通过参与周初东征而获得。根据器物原属国族分布,可知周公东征从商奄到薄姑所走路线,应是由汶水而淄水,这一线路在沟通鲁北与鲁西南方面承担重要交通功能。

王湾三期文化杨庄二期类型浅议

杨庄二期类型以驻马店杨庄遗址第二期遗存为代表,从目前的考古材料来看,其主要分布在豫南皖西的淮河上游一带,以及大别山南北两麓地区。发展过程中该类型中有许多来自东方的因素,加之杨庄二期类型形成与“禹征三苗”这一事件密切相关,因此对杨庄二期类型的研究对探讨夏代之前的“夏夷关系”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