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2011—2020)吴宓研究述评

近十年(2011—2020)来,国内吴宓研究稳步前进,学界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果。通过分析相关研究文献发现,近十年来学术界主要围绕吴宓作为编辑、"学衡派"代表人物、文学家、红学家、翻译家、教育家和文化名人等多重身份开展研究,开拓研究的新天地。而近十年吴宓研究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以新生代学者为代表的多领域、跨学科研究主体,多采用纵横比较的研究方法,围绕《吴宓日记》展开纵深广延与点面结合的研究。基于以上的分析,文章提出了吴宓研究的前景展望:加深对《吴宓日记》文学维度的探讨,形成新的学术增长点;综合新旧材料,拓展学术空间;追踪吴宓思想志业的动态发展,创新研究方法,以期能为未来的吴宓研究提供路径参考。

“以诗为名”——谈文学研究会与学衡派间的一桩公案

《文学旬刊》是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文学研究会将其作为自己发表新文学观念和打击旧文学的阵地,文学研究会与学衡派之间的论争也主要是在这里进行的。细查《文学旬刊》,发现这场持久的口诛笔伐竟始于当时南京高师学生编辑出版的报纸"诗学研究号"。透过这段历史,可以一睹两派之间的恩怨过节,更可以深入地理解南北学风的差异以及这场论争对新文学运动的发展产生的影响。

试论学衡派的文化观

本文试图通过解读《学衡》杂志,从学衡派的立足点——新人文主义出发探究其文化观,清理学衡派有关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观点,从历史和现实两个层面对其文化改造的主张进行价值重估。本文认为,学衡派借中西融合来改造文化的思想符合思想史的运作规律,在当时是对西方现代文化和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反思,至今仍可作为我们文化建设的借鉴。

鲁迅与学衡派

８０年前，鲁迅针对《学衡》杂志第一期作出了对学衡派的评价，虽然学衡派并未正式对鲁迅言论进行反驳，但两者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今天，重新反思这场论争，可以看到鲁迅与学衡派的分歧决非私人恩怨，而是分别代表了文化转折期相反相成的两种思想倾向以及对待传统文化的两种不同态度。前者站在全盘反传统基础上，希望通过引入西方现代文化．促进传统文化的革新，创造新文化；后者以中国文化为本位，以新人文主义思想为准绳，希望通过传统文化的复兴和中西文化的融合，促进中国文化的转型。站在２１世纪的开端．思考这两种文化选择的意义与局限，对于我们今后的研究，将会提供可贵的借鉴。

学衡派现代性支点下的本土化寻求

当西方思潮以势如破竹之势向中国汹涌而来的时候,"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他们固守着民族的传统,在现代性支点下展开了对本土化的苦苦寻求。

南京高师-东南大学与新文化运动——以刘伯明为线索的再考察

检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应尽可能脱出以《学衡》为中心之视角的限制。“新文化”攸关的词语观念在东南的早期传播,与刘伯明等南高学人对杜威讲学活动的积极参与密切相关。而后刘氏基于校内人事更动影响及自身因由,参与促成校内对于“新文化”之异议的发展,但此后其思想与北大新派仍颇有相通之处。其对新文化运动内容重点的理解,亦与梅光迪、吴宓等《学衡》主将有异,而与其他较早入校者及江苏省教育会的理解更为接近。以刘伯明为线索,涉及其操持校务、教学、演说、著述等活动方式,可以揭出东南学人契合新文化运动之民主与科学精神,却易被北南新旧对立的表述扭曲或遮蔽的思想与实践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