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华夷认知的近代向度——以德川日本和李氏朝鲜时期为视域

东亚传统思想中的华夷认知赋予了夷狄与华夏不同的价值。近世同处儒家文化圈的日本和朝鲜,为摆脱华夷观的束缚曾演化出了三种逸脱模式:第一种是在血统论的基础上的“王子徙边”,在朝鲜的代表是箕子朝鲜传说,在日本的代表是泰伯后裔说,其将各自的先王与华夏三代时徙边的王子结合起来,赋予本民族血统上非“夷”的地位,这种说法往往比较牵强;第二种是从文化上产生的自我优越感,特别在明清易代之后,在朝鲜产生了“小中华”意识,在日本产生了“华夷变态”认知,认为清代的中国已经为“夷”所统治,自己保留了正统华夏的文化;第三种则仿照儒家的华夷正统建构出自己独有的内外认知,在朝鲜表现为檀君神话的复苏,在日本为“国体”思想,这成为在东亚地区导入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思想基础。

从“文明国家”论到“帝国主义国家”论——论一战和十月革命后中国知识界对西方世界认知之转变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进入近代国际社会。此时,中国朝野并不认同西方以强权为中心的国际关系模式。直至甲午战后,中国的维新志士始认为东方的日本和西方的欧美才是真正的文明国家。这种"文明国家"论虽然启动了中国全面学习西方现代化的历程,但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并没有因此得以任何实质性的提升。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十月革命极大地改变了原有的国际秩序,以强权为特征的军国主义思潮受到世界舆论的抨击和否定。中国的新知识阶层从十月革命的成功中看到中国国内变革和国际关系变革的新途径。随后,反对帝国主义逐渐成为中国知识界对西方世界的主导认识。

士志于道——“华夷之辨”与历史文化认同

基于历史文化认同,中国古代社会的众多民族经过长期不断的交融,为近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此过程中,“华夷之辨(夷夏之辨)”观念也起到了关键的促进作用。实际上,“华夷之辨”作为一种政治文化观念,旨在用礼仪文化构建“大一统”的“天下”秩序。广义的“华夷之辨”包括“严夷夏之防”和“用夏变夷”两方面的内容,为儒家所提出、阐发和实践。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华夷之辨”观念不但从未被淡化,而且还为越来越多的民族在不同程度上所接受和奉行,极大地促进了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和历史文化认同。所有这些,与恪守“士志于道”行为准则的儒士群体的付出和牺牲是分不开的。文章通过考察宋辽金时期不同政权下儒士群体对“华夷之辨”的实践活动来明晰上述认识,以增进对中华民族形成历程的深入理解。

《汉书》民族书写与班固的民族思想

《汉书》的民族书写与班固的民族思想密不可分。《汉书》设立少数民族传的民族传记书写、主张华夷共祖的民族同源书写、反映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民族关系书写均体现了班固华夷一体思想。而《汉书》论赞所强调的边疆无用论和怀柔羁縻政策又是班固华夷之辨思想的典型表现。班固的民族思想源于其著史理念、儒学观念以及时代背景,既有其时代局限性,又有较高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三国志》民族书写与陈寿民族思想的双重性

《三国志》的民族书写与陈寿的民族思想密不可分。《三国志》设立《乌丸鲜卑东夷传》的民族传记书写、体现少数民族独特文化及汉化过程的民族文化书写、反映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民族关系书写均体现了陈寿民族思想既有华夷之辨意识又有华夷一体倾向的双重性。复杂的历史环境、深厚的学术思想渊源、自身的学习经历共同造就了陈寿的复杂民族思想。陈寿的民族思想既有其时代局限性,又有较高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正统与义理:朝鲜后期文人柳重教的华夷之辨

柳重教是朝鲜后期华西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正统与义理是其华夷观的核心要义,也是19世纪以降复杂国际环境下朝鲜传统偶生为国家找寻前路的一次理论探索。柳重教关于华夷之论述集中在其文集——《省斋集》中,注重从性理学角度对华夷内涵作出分析与解读,因其所提倡的正统之标准过度强调伦理至上,呈现出超越常理的一面。柳氏关于义理的论述是针对现实所做出的理论转向,本质上一种文化上的自我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