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权的希尔伯特问题

诉权是民事诉讼法学的首要希尔伯特问题。面对边缘化风险,民事诉权亟需证成自身的有用性。新中国成立以来,民事诉权先后肩负民事诉讼体制的社会主义转型、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立案登记制改革以及“切实实施民法典”的历史使命与时代精神。二元诉权论虽然是我国长期坚守的通说,但并未对诉权规范及其实践提供清晰的概念指引,法律文本中的诉权规范可能分别指向起诉行为、起诉权、胜诉权、案件受理等意涵。学说史的发展和迭代表明,诉权保障并不必然伴随立案登记制。立案登记制改革亟待与诉权模式转型形成联动。二元诉权论与具体公法诉权论存在亲缘关系。囿于诉之可能性等关键概念缺失以及“案多人少”的现实挑战,二元诉权论同样面临“起诉难”这一私法诉权说的实践弊病。“诉讼爆炸”“无理缠诉”并非诉权模式转型的当然结果。随着民事诉权希尔伯特问题的有效解决,立案登记制改革终将走出“历史的三峡”,实现民事诉权保障与规制的衡平与共赢。

新时代人民法院解决执行难问题的调研报告

近年来,全国法院执行案件“收案数”持续高位运行,从源头上减少执行案件势在必行,也是向“切实解决执行难”目标迈进的现实需要。虽然全国各地法院在体制机制、内外联动、立审执配合、机构改革等方面探索和积累了经验,从源头上解决执行难取得阶段性成效,但是,仍然存在机制不够健全、协同不够高效、法规不够完善等实践问题。应坚持“当下治”和“长久立”相结合,加强“切实解决执行难”路径的顶层设计,优化源头治理的实践路径,以“时间表”明确时限要求,以“路线图”指引步骤方法,减增量、提质量、增效率,深入推进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现代化。

“足以排除强制执行民事权益”的类型化分析

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是我国强制执行领域的重要制度,"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类型则是案外人执行异议中应当重点关注的问题。当前我国法律及司法解释未对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中"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类型做列举式规定,仅有总体性概括,此种规定模式给法院执行程序的进行造成很大困扰,也增加了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与案外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不确定性。目前,司法实务界关于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中"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实践做法存有差异,应予以明晰和统一。因而,对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中"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进行类型化分析,规定所有权、用益物权、债权、租赁权等实体权益可作为"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迫在眉睫。

论家事案件之执行

家事案件执行具有不同于一般民商事案件执行的显著特点,这类案件的执行,并不仅仅是简单地强制实现判决书上确定的权利,还需要顾及相关当事人的情感和将来良好关系的维持。解决这类案件执行难的问题,必须首先完善我国的现行立法,对家事案件执行设专章加以规定,以便执行人员树立新的执行理念,真正实现家事案件的执行目标。

虚假陈述案中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的协调衔接

基于最新的法院民事裁判与证监会的执法动向,本文围绕虚假陈述案中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的协调一致与衔接互补,分析了民事司法与证监会的行政认定不一致、民事司法对证监会行政执法的反向推动与证监会行政执法对民事赔偿的直接介入等三个问题,并建议借鉴参考SEC采用的"公平基金"制度、英国金融行为局近年开始使用的"直接勒令赔偿"制度以及香港证监会推行的申请法院"责令回购"制度。

中国民事执行难问题的再解读——法院权能的视角

在法律治理化背景下,中国法院是国家能力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其组织目标的实现程度取决于自身权能的强弱。我国民事案件执行难的根源在于法院权能不足,具体表现在资源汲取权能、组织协作权能、正当化权能和强制权能四个维度。集中清理活动中法院的自我政治化、行政化,模糊权力边界,扩大参与主体范围,以及执行方式的灵活性和执行目标的民生导向等,从不同层面补足了法院权能,促成执行联动的新格局。这种非常规的运动式执行活动暂时消解了执行难问题,却导致政治吸纳司法的非预期后果。执行难的最终化解依赖于常规执行中法院权能的补强,尤其是法院政治地位的提高,而非固守审执分离、司法独立、当事人主义执行模式等理论信条。要排除执行乱的话语干扰,厘清法院执行工作的责任边界,以实现民事执行工作的理性回归。

民事强制执行案件不宜实行立案登记制度

由于强制执行案件不同于普通的民事案件,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不宜实行立案登记制度。立案登记制度的适用不宜延长至强制执行阶段;强制执行的案件特点限制立案登记制度的适用;强制执行案件不存在适用立案登记制度的必要性;强制执行案件的规范要求不宜适用立案登记制度;强制执行人员整体现状与改革走向不宜适用立案登记制度;执行依据不明确的现状限制立案登记制度的适用。

民事协助执行人浅论

在“执行难”成为民事执行之痼疾的今天,仅仅把眼光局限于司法系统之内似乎已经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完善协助执行人制度对于缓解“执行难”、保障民事执行工作的顺利进行和弥补司法之不足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具体建构协助执行人制度中,协助执行人的范围、协助执行人加入诉讼的方式和协助执行人的权利义务责任是主要的内容和核心环节。审慎的制度设计对于发挥协助执行人的功能,实现协助执行人之立法目的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民事执行中的权利、义务解读——兼对民事执行难的思考

民事执行以实现债权为目的,债权人通过向执行机构行使强制执行请求权进而实现债权。民事执行活动因债权人、执行机构、债务人三方主体的参与而形成三面法律关系。基于权利、义务的对价关系,债权人债权的实现程度与债务人义务履行程度存在对应关系。同时,由于执行的强制性,债权的实现程度又与执行机构的执行行为密切相关。民事执行难是债权实现的困难,其对应的是义务主体义务履行的缺失。为有效地实现债权,应明确、规范执行机构的执行权并采取可能措施强制有能力的债务人履行义务。民事执行程序的修改在上述方面虽有明显的体现,但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浅谈解决民事执行难问题的对策

为了解决民事执行难问题,应从多方面采取对策,综合治理,亦即要强化全民的法律意识、克服司法地方保护主义、发挥程序正义作用、切实提高审判质量、采行个人破产制度以及制定独立的民事执行法典。

关于安康民事案件执行情况的调查与思考

民事案件执行难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在对安康基层法院2008-2010年民事案件执行情况调研后认为,安康民事案件执行立案和案件执结率逐年上升,执行状况良好。为进一步提升民事案件执行力,根据安康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状况和地理状况,安康的民事执行除采用多种强制方式外,应加强执行和解与劳务代替债务的执行方式。这样既有利于当事人关系恢复,也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

中外民事强制执行机制比较研究

"执行难"是中国语境下的特有概念。化解"执行难"的法律法规、文献汗牛充栋。"执行难"却一直困扰着人民法院的工作,成为社会关注的难点。本文通过分析域外民事执行机关的设置、职能和性质着手,提出化解我国民事"执行难"的关键在于,将民事执行权赋予司法行政部门。

刑事被害人财产权救济新途径探究

长期以来,我国刑事诉讼活动重点都放在被追诉人身上,使得被害人往往在程序上被忽视。法院刑事案件判决对于被害人财产权保障而言,存在执行难、救济难等一系列问题,容易导致社会正常秩序混乱。基于此,文章提出构建国家补偿机制以及被害人财产挽回机制等措施,以便于被害人在刑事案件中的财产权益能够得到充分的保障。

执法办案风险评估预警工作的困境与对策研究

上海检察机关自2011年开展执法办案风险评估预警工作。从风险评估、风险预警、风险处置三个方面对该项工作的现状作出分析,对实践中存在的困境进行研究,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对民事执行权的再思考

正确认识权力是正确运用权力的前提。执行权既非司法权也非行政权,更非两者的混合,而是在立法权之下,与行政权、司法权并列,并借用行政、司法资源为特定目的独立运作的第三权,其本质是国家强制权。

治理视域下民事执行的衍变与重构

为破解“执行难”问题,学界结合现有法规范,根据执行权的本质属性提出“内分”或“外分”式法院执行体制模式。这种以法权力为核心的主流分析路径过度依赖法规范释义且脱离执行日益信息化的现实。信息化时代执行的传统权力范式逐渐解构,并逐步转变为以司法治理为基本架构的综合活动。治理背景下的执行主体责任、执行规律性与执行方式发生了深刻变革,唯深察此中变化方可准确把握执行本质,从而破解执行难题。

进一步完善民事强制执行制度

"执行难"一直是困扰理论界和司法界的顽疾,也是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目前,我国还没有制定民事强制执行法,现行的有关规定也存在着内容过于简单、程序过于笼统、强制措施力度不够等问题。因此,建立民事强制执行法,进一步完善民事强制执行制度已势在必行。

为什么偏好执行和解--以执行法官为分析视角

学界不少研究表明,有相当数量的案件以执行和解的方式结案,人民法院在宣传报道和司法文件中也表达出对执行和解这一结案方式的重视。以往,对执行和解结案较多这一现象的解释采取法律文化或者功能主义的视角,但也只能解释特定类型案件或历史阶段下执行和解较多的原因,并不能为该现象提供一个普遍性的解释框架。从审执关系角度说,人民法院作为审判机关的定位造成了审执关系的结构性失衡,而调动法官进入执行工作并不能达致审执平衡的目标,反倒造成了执行法官的优势地位。在“一人包案”的执行模式下,执行法官的纠纷解决立场造成了执行和解较多的现象。同时,执行法官群体在执行工作中的主导地位也影响了执行制度的发展方向。

构建与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民事强制执行制度体系

良好的强制执行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支撑。一个“执行难”的国度,不可能建立起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民事强制执行法》属于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一部基本法律、重要法律,目前正在制定过程中。应当抓住这一难得机遇,建立有助于降低权利实现成本、提高执行活动效率、提升执行程序品质、保障强制执行效果的关键性、支撑性法律制度,推动执行工作从“解决执行难”到“执行现代化”的主题切换和服务升级,为我国建立起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强制执行应有的作用。

附带民事诉讼限制赔偿范围的反思与矫正——兼论附带民事诉讼“执行难”的解决对策

现行民事诉讼制度在确定赔偿数额时,不判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并将适当考虑被告人赔偿能力作为一项原则。但前者无法回避举证责任的困难性、赔偿能力的不确定性、裁判结果的不公正性、审执交织的不合逻辑性等明显缺陷;后者抹煞了公法与私法的区别,违背了责任聚合的处理规则,违背了"举轻明重"的法律原理,在逻辑上与现行法律相冲突,且忽略了精神损害赔偿的调整功能。故附带民事诉讼限制赔偿范围缺乏合理性,应"坚持强势意义上的平等对待",与普通民事诉讼的赔偿标准保持一致。其执行难的问题可以通过建立侦查阶段的财产保全制度、完善赔偿与量刑相结合的制度、建立民事赔偿执行与刑罚执行相结合的制度、建立监狱代偿制度、建立国家救助制度等方式予以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