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名传世:越南明乡人百年科举考论(1819—1919)

论文探究了明乡人参与越南科举的背景;梳理了名人辈出的明乡科榜人才;分析了明乡科榜人才出现的原因。明清鼎革之后,在越南形成了以继承明朝香火为志业的明乡人,其后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大量明乡人参与阮朝各级科举考试。1819—1919年,先后有37位明乡士子中格举人,其中5人位列三甲或副榜之内。这些明乡科榜人才主要分布于承天、嘉定两大乡试考场,且多出自明乡大族与官宦之家。阮朝政府的支持、明乡社重视教育、明乡士子自身努力等,都是明乡士子中格的原因。明乡人通过科举考试入仕为官,在阮朝内政外交等事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时也促使了该群体深度融合于越南社会之中。参与科举考试,既是明乡人在地化的重要体现,亦是明乡人融入当地社会的重要途径之一。

科举术语与“科举学”的概念体系

漫长的科举历史形成了一批专门术语和相关词汇 ,大体可分为科目名称、科第名位、贡院规制、考试内容、科第习俗等几大类。这些古代科举术语和词汇构成了“科举学”这一庞大而专门的概念体系的主体 ,使“科举学”具有自身特定的话语系统和学术规范。它让研究者有稳定的范式可循 ,并支撑着“科举学”的学科构架 ,使“科举学”

“策学”与科举学

"策学"之名最早出现于隋代,是一个比"科举学"出现得更早的古老的词语。经过唐宋元明清的发展,"策学"与中国科举史相始终,曾经盛行过一千三百年。古代的"策学"就是准备应对经学、史学和百科知识考试的一门专学,是指备考科举中的策问而出现的专门之学。清代"策学"进入一个全盛时期,不仅"策学"文献种类繁多、发行量大,而且推陈出新,到晚清时期,还出现许多以西学或自然科学为内容的"策学"著作。"策学"文献对研究当时的科举制度尤其是其考试内容有直接的价值,从策问题目和对策内容往往可以看出当时社会关注的重点、政治方向和文风的变迁,并为研究当时学术和文化提供一种特别的史料。"策学"研究成果日益丰硕,将从一个方面促使科举学走向繁荣。

科举评价:标准、视野与影响

科举评价既是历史问题,也是现实问题,它对近代文官制度的重建、学校教育转型乃至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后科举时代的科举评价,需要确立多元评价标准,拓展评价视野,从“科举学”的全新视角,全面认识和客观评价科举制。

宋儒的族学思想探析

中唐以来,官学衰微,私学兴盛,庶族兴起强化了家族教育需要,促进了私学的家族化。族学是儒者家族兴办的学校,是家族化私学,是家族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基于宋儒的思想特征与时代需要,宋代族学形式有义学、书院、义塾、家塾等,以跻身科举为主要目的,兼顾天下关怀,以经典与宋学著作为主要教材,强调教师的家族化与名士化,并吸取佛老建构族学祭祀。不论族学的形式、目的、教材、教师以及祭祀,都凸显出鲜明的家族特色,宋学学术特征以及家族重建的时代特点。

试论以选文为中心的明代科举与文学的关系

科举与学术文化等关系很密切 ,本文探讨明代科举对文学的影响 ,主要从书籍出版入手。认为科举用书的出版是文学选本繁荣的原因之一 ,科举还影响到明代文学理论 ,突出表现在评点批评方面。最后论述了明代文学流派众多 。

走向开放的科举学研究——科举学学科与专学之争辨析

科举学研究性质之争是近几年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科举学的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科举学演进与发展的历程,社会对科举学研究的需求,科举学研究与社会职业的对应关系等,决定了科举学是一门专学而非学科。学科与专学或研究领域之间的差异,只代表知识发展中的不同方向,并没有研究层次上的高低之别。作为专学的科举学必须摆脱偏狭的学科研究范式,向各个学科开放,确立跨学科、多学科的研究范式与思维方式,将各类研究统合到一个新的研究体系中,使科举学研究出现突破和飞跃。

从专学到学科:“科举学”的应然求索

虽然目前的科举学是一种以科举制度为研究对象的专学 ,但作为专学的科举学只是科举学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无论从科举学的演进历程和发展需要来看 ,还是从科举学本身的特点来看 ,未来的科举学都应该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科举学只有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 ,才能获得繁荣发展 ,真正成为 2 1世纪“一门烁然可观的显学”。

清代科举复试制度探析——兼论对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的启示

科举考试中的复试制度创建于清代,是指乡、会试发榜后,对已经中式的举人、贡士进行的再次考试,其实质是对录取工作的再次认定。复试制度的建立可以分为乡试复试制度的建立与会试复试制度的建立,其时间与过程是不同的。清代科举复试制度建立的原因是保证取士公平、笼络士心、查明实际情况及维护科举制度,这也是科举复试制度的作用所在。科举复试制度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体现了慎重选拔的原则,同时保证了取士质量;当然,由于各种原因,复试制度不可能根除科场的弊端。研究清代科举复试制度对于我们当今研究生招生考试中的复试制度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科举学研究:在学科与专学之间

科举学的学科性质是最近几年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笔者认为学科与专学或研究领域之间的差异,只代表知识发展中的不同的发展方向,而没有研究层次上的高低之别。作为专学的科举学研究必须摆脱偏狭的学科研究范式,走向开放的跨学科、多学科研究。

论科举学的跨学科性

科举学是一门运用跨学科方法研究科举人物活动、思想和科举事件现象与科举制度运行规律等的科学,既是一门跨学科交叉的综合性学问,也是一门系统性的跨学科学问。科举学的学科史、学科性质和学科术语等的跨学科性决定了学科自身的跨学科性。跨学科性是科举学的重要特征及其学科性质的重要体现。本研究在解析跨学科性的历史研究及其概念外化的基础上,分别论述了科举学研究对象、研究主体、研究方法、研究平台、研究理念和研究价值等的跨学科性及其重要表征,以及由此取得的学科建设成就和突破。

显后成学 实至名归——评刘海峰教授《科举学导论》

《科举学导论》是刘海峰教授十四年致力于科举学理论体系构建的心血力作。全书约四十九万言,共分十八章,不但提纲挈领地论述了科举学的涵义、内容、结构,而且对这一综合性较强的专学进行了学说的锤炼和理论的锻造,其特色可概括为“大、实、理、新、美”五个方面。2005年8月出版的《科举学导论》为科举制百年祭献上了一道文化飨宴,也为科举学这一学科确立了“原点”,更为科举学构建了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和发展平台。

范仲淹的《赋林衡鉴》及其在宋代的影响重估

《赋林衡鉴》是范仲淹在天圣五年(1027)编纂的一部律赋选。范仲淹编纂《赋林衡鉴》的最直接目的是教应天府学的学子作赋;同时,《赋林衡鉴》的成书也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在观念上,范仲淹并不重视律赋,但他既擅长律赋写作,又编纂了《赋林衡鉴》这样的律赋指导用书。这种行为与观念上的矛盾反映的正是宋代文人在科举制度下的无奈与妥协。《赋林衡鉴》编排精良,体例得当,但由于采录的主要是唐人的律赋作品,与宋人的自立意识相违,导致它在宋代的影响非常有限。

中国古代学校与选士关系的发展

古代教育的宗旨就是培养统治阶级治国人才,必然与选拔官员的选士制度紧密联系。经历了汉代太学为选士的一个途径,唐代官学为科举的一个来源,宋代学校取士替代科举取士的尝试,到明清学校与科举的一体化,学校与选士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受选士的支配也越来越强化,乃至成为科举的预备场所,归根结蒂是服从于封建政治发展的需要,培养和选拔人才的要求仅在其次。近代政治形势和教育体制发生根本变化后,科举的废除就是必然的。

宋代进士科试赋的命题特点

进士科是宋代科举最主要的常设科目,律赋则是进士科考试的一项重要内容。宋代试赋命题经历了一个渐趋严格的过程,由随意命题到限制出处,越来越显规范。不论是以时事为题,还是从经、史、子书中出题,宋代试赋命题自始至终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此外,宋代试赋命题还有许多注意事项,如避重出、避忌讳、讲究得体等。宋代试赋命题的这些特点对宋代律赋独特风貌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

第九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2年12月11日至13日,"第九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学术研讨会"在云南昆明隆重召开,来自大陆、香港、台湾从事科举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以及教育专业杂志和出版社的编辑共60余人共赴盛会。在两天的会议中,与会代表围绕"科举与文化"与"科举与教育考试"两大主题对科举制度研究展开了深入交流与讨论,拓宽了研究视野,丰富了研究内容。

“画荻和丸”:唐宋科举家教下的母训书写

母训是中国传统社会家庭教育的重要方式。唐宋推行科举考试以来,受到功利思想的影响,母亲也成为家庭科举教育的主要角色。特别是在男性缺位的单亲家庭,母训更是子辈学习科举的动力。在这些女性的训导下,子辈们大多能考取功名,并且很好地延续了家风。她们教育的方法和效果也得到了社会的认同,很多作品就真实地反映了母训在家庭科举教育中的作用,充分体现了古代女性社会角色的重要性。

论唐代的早期家庭教育

由于唐代统治者用法令将直系长辈教育子女的权力法律化,使得早期家庭教育得到一定的重视和发展。胎教理论的提出,是儿童家庭教育理论的一大进步,表明唐人对儿童家庭教育有了更清晰的认识。而统治者打破门第观念,实行科举取士的用人政策,则是促进早期家庭教育发展的直接动因。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除了六朝以来沿袭下来的士族礼法教育外,增加了科举教育和文学教育,具有很强的现实功利性。

唐代僧人与科举

有唐一代,文人因科举而逃禅与僧人因科举而还俗屡见不鲜。相对僧人还俗后的坎坷,道士还俗后确多显荣。随着科举考试渐趋激烈,对僧道还俗应举之事,由唐初的“不问僧俗”,而变为宋初的“贡举人内为僧道者,并须禁断”。唐代僧人除了亲自参与科举考试外,还以种种方式影响科举。唐代试经度僧制度深受科举影响,其中有僧人试经得赐明经出身者。

“科举学”的世纪回顾

２０ 世纪科举研究的演进大致可分为奠立基础、中心外移、兴盛繁荣三个阶段。总的看来是从冷寂走向热门，从制度的考证和史实的回忆走向理论的探讨，从激情的批判走向理性的判断，从幼稚走向成熟。“科举学”的热点和公案主要有科举起源之争、科举革废的影响、科举与社会流动的关系、八股文的评价、科举制的功过得失等问题。世纪之交“科举学”的发展有三个趋势：一是研究继续变热，更为学术界所关注；二是进一步走向理论化与综合化，真正形成一门专学；三是评价更为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