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的劳动报酬:困境与突破

劳动报酬是我国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通过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状况与变动趋势,发现劳动者在分配中的主体地位没有得到充分彰显,在初次分配中存在“劳动—资本”要素收入分配结构失衡、制度调节功能偏弱、城乡区域间要素分配不合理,以及收入差距与财产差距的相互强化等困境与风险。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措并举、多维联动,即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融通中优化企业内部劳资分割比例,分区施策探索农村居民提高劳动报酬的不同路径,以税制和立法的完善为劳动报酬提高提供政策执行保障。

共同富裕视域下农村宅基地增值收益分配法律制度——以土地发展权共享论为分析框架

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宅基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是判断宅基地制度改革质量的重要依据。土地征收制度的局限性和宅基地收益权能的显化,使得我们开始重新反思“土地发展权私有论”与“土地发展权国有论”的法律正当性。基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所有制形式,国家必然享有土地发展权并参与分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为土地所有权人及用益物权人的土地发展权奠定了充分的法律基础,从而形成“土地发展权共享论”。构建宅基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需要结合中国国情,以“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为基本原则。在初次分配中,以产权为分配基础,促进土地发展权人机会平等,探索土地要素收入;在二次分配中,以现有税收法律体系为基础,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调节过高收入;在三次分配中,确定“无偿原始取得宅基地使用权”的特殊情形,实现农民集体对集体成员的自愿性、自治性、公益性救助帮扶。三环节环环相扣、三层次层层递进,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中国要素价格扭曲与要素收入分配失衡

文章采用两步系统GMM估计方法,在分析中国要素价格总扭曲对要素收入分配失衡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资本、劳动和土地价格扭曲对要素收入分配失衡的内在机理,结果表明:中国要素价格总扭曲与要素收入分配失衡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随着要素价格总扭曲程度的上升,国民经济中劳动收入份额的占比呈现出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资本、劳动和土地价格扭曲对要素收入分配失衡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性。同时,根据研究结论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

SPECIAL ISSUE： 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INCOME IN A TRANSITIONAL ECONOMY Who is the predator, who the prey？ --an analysis of changes in the state of China＇s national income distribution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how national income distribution among the corporate, government, and household sectors has changed from 1992 to 2005 using the Flow of Funds Accounts adjusted after the National Economic Census 2004. We analyze the changes in institutional 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income from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income, with a focus on explaining the fall in the household sector＇s share of the national income pie since 1996. To analyze the primary 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income among institutional sectors, we formulate the share of each sector in primary national income as the weighted average of the product of factor income share using each sector＇s proportion of the different types of factor income as weights. With this formula, we adjust factor income shares in the Flow of Funds Account, re-compute the distribution of disposable income by institutional sector from 1993 to 2005, and extrapolate the distribution to 2006 and 2007. Our findings are： the share of the household sector in national disposable income reached its peak in 1996, and declined by over twelve percentage points between 1996 and 2005, of which 10.71 and 2.01 percentage points were due to primary distribution and secondary distribution respectively. In contrast, the share of the corporate and government sectors in primary distribution increased by 7.49 and 3.21 percentage points respectively. In secondary distribution, the share of the government sector further increased by 3.17 percentage points, at the expense of the other two sectors. We also find that the decline in the share of labor income and property income in factor income distribution are the two main sources for the decline in the household share of primary distribution. In the period 2005-2007, the household share of national income fell further by over three percentage points, mostly resulting from the increase in the share of net production tax.

企业所得税是否影响了劳动收入份额?

作为中国税收体系中最重要的直接税,企业所得税对初次分配的作用一直未被重视。利用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微观企业数据,测算了企业层面的所得税有效税率以及劳动收入份额,并实证研究了企业所得税有效税率对企业层面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的所得税有效税率越低,其劳动收入份额也就越低,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这一结论依然是成立的。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发现,企业所得税的降低导致了资本密集型企业产出份额的上升和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这两种影响的共同作用,导致最终经济中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

道德和政治哲学视域的分配正义——三大非福利主义平等观的演进

道德哲学领域对分配正义的关注和争论集中在“为什么要平等”和“什么要平等”这两大议题上,前者体现在对人际相异性的考察,后者则体现了平等评价标准的探究。正是基于不同维度的条件而形成了不同的平等主义理念,广为流传的就是罗尔斯关注政治经济制度合理化的基本善平等、德沃金侧重社会资源占有或分配的资源平等以及阿马蒂亚·森强调个体权利的“可行能力”平等。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平等主义都是在批判功利主义和福利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都是基于一个特定维度的分配正义构建;同时,从“基本善”到资源平等再到“可行能力”平等体现出对平等内涵的认知深化,并且建立在对人际相异性以及个人责任的认知推进之基础上。正是基于这一逻辑,一系列的平等主义推进也就促进了对社会公平与分配正义的认知深化,促进了社会合作和正义秩序的制度演进。因此,梳理分配正义和社会秩序的思想发展史,将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当前社会基于共同富裕所推行的收入分配及其政策,有助于市场经济和社会公平的结合而推进经济学的发展和完善。

初次分配中的劳动份额:变化趋势与要素贡献

本文运用1998年至200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对劳动份额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运用生产函数估计了劳动对产出的贡献,并采用系统GMM方法分析了劳动份额偏离劳动贡献的原因。本文发现劳动份额偏低,且先下降后上升,逆经济周期变化趋势比较明显。从生产函数的估计结果来看,劳动者所得低于其对产出的贡献,在企业的初次分配中存在着对劳动者不公的现象;通过考察劳动对产出贡献的变化趋势,我们发现,劳动对产出的贡献在逐渐上升,虽然进一步拉大了与劳动份额的差距,但是对后期劳动份额的提高也起了正面作用。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产品市场的竞争程度、劳动者的谈判能力以及经济波动是导致劳动份额偏离劳动贡献的重要因素。

经济发展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变化:国际比较

当前,中国居民部门最终分配收入比重远低于美国、日本、英国。美、日、英初次分配呈现"大社会、小政府"的特征,再分配多向居民部门倾斜,而中国初次分配格局向政府部门倾斜,"建设型财政"的支出导向加剧了这一倾斜。在相近发展阶段,美、日、英三国劳动报酬比重均呈现上升趋势,资本性收入比重缓慢下降,而中国则恰恰相反。这主要缘于微观上的要素比价扭曲,以及宏观上的政府对经济增长率及财政收入最大化的追逐,导致政府职能转型滞后,形成了职能缺位,加剧了职能越位。未来应加快要素市场改革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步伐,着力矫正要素比价扭曲。

构建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收入分配体制研究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社会财富大幅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得到了提高。但同时随之出现了收入分配不公平、居民之间收入差距过大以及差距不断扩大的现象。为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处理好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与结合;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深化现有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建立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收入分配体制,缩小过大收入差距,实现分配公平。

消费倾向变动对初次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机制

为了解决消费倾向变动与国民初次收入分配结构中初次收入分配子项目和分配结构调整机制的影响关系,本文通过构建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的初次收入分配模型,计算出消费倾向、消费结构、投资倾向、投资结构、产业结构、生产直接消耗系数、要素价格在初次收入分配结构中的作用程度。通过研究发现,消费倾向的提高,能够推动劳动力和资本从低报酬率产业向高报酬率产业转移,从低效率产业向高效率产业转移,进而通过要素价格的调整,推动各产业的劳动报酬系数、营业盈余系数、固定资产折旧系数和生产税净额系数不断调整,形成新的国内收入分配结构和产业结构。研究结论对当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具有理论意义。

再分配的收入差距调节效应:城乡和国际比较

本文以CHNS收入分类数据为基础,对全国城乡家庭居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收入差距进行了测算和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居民初次分配收入的基尼系数高出OECD国家平均值13.9%,与金砖国家水平相当;再分配后,发达国家的居民收入差距大幅下降,再分配的收入差距调节效应为0.172,中国仅为0.085;尽管城镇地区转移支付的调节效应高于多数发达国家,但税收的调节效应和农村地区转移支付的调节效应微弱,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还是远高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高出平均值48%。

要素市场扭曲如何影响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基于CHIP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2002年中国家庭住户收入调查数据(CHIP),实证检验了要素市场扭曲对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为了克服内生性,选用了样本中各个城市市委书记上任时距离退休年限作为要素市场扭曲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表明:(1)要素市场扭曲对于城镇居民的劳动性报酬具有稳健的负向影响;(2)要素市场扭曲显著提高了我国城镇居民的财产性报酬水平,但对城镇居民获取财产性收入的机会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总体而言,中国渐进性改革进程中出现的要素市场扭曲对我国目前城镇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我们进行了总结并提供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与对外贸易顺差的关系研究

近年来,中国内外经济失衡问题得到了广泛关注。笔者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角度探讨中国外部经济失衡的原因。首先,从理论上探讨对外贸易顺差同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关系;然后,运用1992—2008年中国资金流量表的相关数据分析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在此基础上,定量分析中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对对外贸易顺差的影响;最后,提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政策建议。

中国经济结构的演化特征及优化——基于DEA评价模型的实证分析

在中国经济"结构性减速"背景下如何调好结构提升经济增长质量是学界的热点研究话题。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结构变化巨大:需求动力以出口和投资为主、消费成长乏力,要素分配倾向于资本所得、人际分配格局恶化,第一产业占比下降、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基于DEA评价模型对需求结构、分配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协调关系进行论述。研究结果表明,需求结构、分配结构和产业结构间存在互动支撑关系,且近年来,它们相互支撑的状态协调度都近乎有效。发挥财税的收入分配效应、构建消费成长长效机制和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等是中国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内容。

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研究

利用中国2005—2014年资金流量表和财政年鉴的数据,探究居民、政府和企业部门在国民总收入的占比变化。结果表明:在初次分配阶段,住户部门收入占比在2005—2009年间有明显的大幅上升,而在2009年之后的上升幅度则较小,政府部门上升幅度变化不大,但企业部门却逐年下降;在再分配阶段,住户部门收入占比上升幅度并不明显,企业部门逐年下降趋势不变,政府部门上升幅度较明显。因此,为使收入分配更加合理,必须提高劳动者和企业部门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升居民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的比重和国民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

初次分配下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原因:分析与述评

有关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形成原因的研究非常繁多,尤其是在初次分配领域范围内的研究,其研究角度各有不同,众多研究成果之间的逻辑层次关系不清晰,不利于对真正原因进行整体判断分析。以居民收入形成的过程作为逻辑主线,着眼于造成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制度起因,梳理近年来的相关文献和成果,系统、全面地分析,从而能理清各种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清晰勾勒出各种影响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并进行较全面的评述。

市场经济的收入分配机制研究

资本、劳动、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属于初次分配范畴,价格与价值的对立统一关系、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对立统一关系影响初次分配活动。再分配需要针对初次分配出现的不合法和不合理现象予以税收调节和转让支付。为了实现公平与效率兼顾,再分配必须与初次分配协同作用。

贸易结构调整、要素市场扭曲与要素收入分配

笔者把哈里斯-托达罗模型引入H—O模型,分析贸易结构调整、劳动力有限流动、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对收入变动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要素收入分配与贸易商品要素密集度转变存在密切联系,劳动所有者收入下降是贸易商品结构调整的结果;资本深化和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不利于劳动所有者;作为一个劳动力相对丰裕的国家,贸易商品结构从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密集型,出现和要素密集度背离的现象,原因是要素市场的资源配置扭曲和产品内贸易的发展。

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所得比重问题研究:基于工资决定机制的分析

劳动所得占GDP比重趋于下降是近年来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劳动所得从根本上取决于工资决定机制,劳动所得比重偏低的现象可以从我国现阶段的工资决定机制中得到解释。劳动力总体供大于求、劳资双方地位不平等、劳动力市场分割、企业内部分配制度不合理、以及政府的政策偏差是导致初次分配中劳动所得比重偏低的主要原因。提高劳动所得比重的关键是通过调整经济结构、改革企业分配制度、完善劳动力市场体系,对当前的工资决定机制进行重构,从而使广大劳动者更好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合理调节初次分配是促进居民收入增长的中心环节

居民收入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应相互适应。目前经济发展水平已有明显上升,居民收入水平也有所提高,但二者之间不适应、不协调的现象依然存在。怎样促进居民收入迅速增长,仍然是宏观调控最具有现实意义的重要课题。从国民收入分配的角度看,居民收入增长主要依存于初次分配,而合理调节初次分配,则是促进居民收入稳定快速增长的中心环节。所谓合理调节,是指既要科学地选择调节初次分配的重点,又要全面而准确地把握调节初次分配的原则和尺度,还要关注协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