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调解公约》背景下我国可直接执行和解协议范围探析

为了弥补国际和解协议跨境执行力不足的短板,《新加坡调解公约》在认可国际和解协议效力的基础上建构了国际和解协议的跨境直接执行机制,并限定了可申请直接执行的和解协议范围,提出了“国际性”“商事性”“调解性”和“形式性”的具体要求。鉴于我国对接《新加坡调解公约》的适用、完善商事调解制度的急迫要求,可直接执行和解协议的范围界定问题变得至关重要。我国可直接执行和解协议的范围应当涵盖国际和解协议与国内和解协议,兼容机构调解产生的和解协议与临时调解产生的和解协议,同时排除具有作为法院判决或仲裁裁决执行可能性的和解协议。此外,只有为解决商事争议而产生且符合特定形式要求的和解协议才可被纳入可直接执行和解协议的范围。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ISDS机制:欧盟方案与中国选择

2020年年末,中国和欧盟完成了《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谈判进程,但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ISDS)机制还有待后续谈判。欧盟的ISDS机制立场已经十分清晰,即以具有公法化属性的常设性、两审制的投资法庭机制替代传统的国际投资仲裁,旨在保障欧盟及其成员国的规制权与推动ISDS机制的欧洲化改造,最终提升欧盟在国际投资治理领域的话语权。有别于欧盟,中国在ISDS机制上的基本立场应更加侧重于对本国投资者在欧盟投资利益的保护,因此在ISDS机制的具体设计上不宜照搬欧盟的投资法庭机制,一方面应对其部分组成事项进行优化,另一方面也应适当保留国际投资仲裁的部分要素。

我国商事调解协议的执行力问题研究——以《新加坡公约》生效为背景

2019年8月开放签署的《新加坡公约》通过明确肯定国际商事调解协议的执行力,正式强调了国际商事调解独立解决国际争议的价值。在我国,商事调解的发展起步较晚,长期以来调解协议仅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地位,国内现行的执行途径与公约构建的国际商事调解协议跨国执行机制存在较大冲突。考虑到《新加坡公约》所体现的全球调解发展趋势,我国应当尽快建立起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国内商事调解法律制度,包括加强调解员队伍的建设与制定独立的商事调解法,以良好衔接《新加坡公约》规则。

国际投资争端调解机制的发展与制度困境

国际投资争端调解并非新生事物,但在实践中的使用率和成功率均不理想。晚近以来,随着多元化争议解决方式的兴起,加之传统投资仲裁机制饱受诟病,调解的优势重新被各界所认识。调解规则领域出现一系列改革新动向,运用调解方式解决国际投资争端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调解机制能否真正在投资争端解决中发挥重要作用,取决于能否有效解决和解协议的可执行性欠缺、东道国政府调解意愿欠缺以及调解保密性与投资争端解决透明度需求之间的冲突。《新加坡公约》的通过为解决和解协议的可执行性指明了方向,政府对问责制的回避也不应成为放弃调解的理由,平衡调解保密性与投资争端解决透明度需求,将是调解能否真正“复兴”的关键。

论国际投资协定中东道国规制权的实践及中国立场

保护外国投资一直是国际投资协定的价值追求与主要内容。随着晚近以来国际投资协定日益丰富,尤其是投资仲裁案件的不断增多,外国投资者依据国际投资协定挑战东道国规制权的现象也日渐凸显。因此,在国际投资协定的条约实践中有关东道国规制权的内容也逐渐增加,其突出体现于国际投资协定的序言、征收条款、例外条款和程序条款之中。中国长期以来积极参与国际投资协定的谈判,对于晚近在协定中增设规制权的做法应当仍予以支持,同时,不必主张所谓的"身份"混同而有所不同。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的东道国反请求规则研究

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在非政治化解决国际投资争端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上个世纪70年代起,一些东道国逐渐开始对投资者提起反请求,以求缓解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偏向于保护投资者利益的现状。然而,迄今绝大多数东道国提起的反请求都被仲裁庭基于国际投资协定中范围条款约定含糊、仲裁请求与反请求之间缺乏关联性等原因确认无管辖权或被驳回,与快速发展并逐步健全的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相比,东道国反请求规则的发展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在现有的国际投资条约体系中普遍缺乏关于反请求的直接约定以及关于投资者义务的情况下,在新的国际投资贸易背景下,中国有必要及时调整自己的协定条款,在中国谈判和签订的自贸协定及投资协定中设置明确的反请求规则,将投资者所应承担的义务确定化,明确对东道国的归责方式,以便更有效地应对投资者可能提起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案件,制衡投资者的权利。

裁判者信任困境与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信任塑造

以裁判者的信任困境为代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信任塑造难题由来已久。从国内法院法官到国际投资仲裁员,裁判者依然面临独立性、代表性以及专业性方面的质疑,并形成了有关仲裁员行为规范、利益冲突规则、遴选机制完善,裁判者任命机制变革,以及裁判者裁判权与东道国规制权关系协调的不同改革路径。这些改革是国际投资治理范式转变的一部分,背后是国际投资治理的控制之争。虽然在中欧双边层面,我国对欧盟投资法庭模式具备让步的空间,但在多边和更广泛的双边层面,我国应采取平衡化的立场,警惕裁判者任命权转移可能带来的过度政治化风险,在裁判权与规制权的协调中防止规制权被滥用,并可以考虑采用独立第三方机构主导的强制仲裁员名册制度以及上诉机构成员选任机制。

如何在我国实施WTO《服务贸易总协定》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 ,作为《服务贸易总协定》的缔约方 ,自然要保证该协定各项原则和规则在我国得以实施。为此 ,需要明确我国实施《服务贸易总协定》的现实条件 ,制订与《服务贸易总协定》相一致的统一的服务贸易法 ,并完善与此相适应的配套措施。

从国际投资规则的旁观者到引领者——巴西CFIA模式研究

巴西是重要的新兴经济体,也是外国直接投资的重要目的地之-O但长期以来,在由双边投资协定主导的国际投资规则体系内,巴西却一直是“局外人”。2015年,巴西的角色开始转变,缔结了独具特色的《合作与促进投资协定》对国际投资规则进行变革。巴西将这类协定作为对缔约国双方机构治理进行持续协调和合作的工具,从而促进投资便利化,推动可持续发展,优化外资管理方式。

民事执行和解制度问题研究

民事执行和解制度是我国司法体系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对于缓解执行难、提高执行效率等问题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实证分析和文献分析的方法,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背景之下,从协议的性质和效力出发,结合该制度的立法现状以及司法实践现状,归纳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结合具体情况提出完善意见,以进一步完善民事执行和解制度。

论国家在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中的角色转变

晚近以来,各国通过签订国际投资协定(IIAs)创设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SDS机制),将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法律化。在传统ISDS机制中,国家与投资者处于平等地位,且投资者独占启动国际投资仲裁的权利,而国家只能被动地参与仲裁。随着ISDS案件数量的激增,该机制限制国家规制权的趋势也日益显现。为此,一些国家开始通过签订新的IIAs,对ISDS机制进行改革。从近期的条约实践中可以看出,ISDS机制中的国家角色正在逐渐发生变化。通过缔约国任命裁判者、缔约国联合发布条约解释以及赋予被告国反请求权等措施,国家主动发挥其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的作用。国家在ISDS机制中作用增强带来的影响是多重的,一方面有利于国际投资的可持续发展,与全球治理理念相契合,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投资者的私人权利遭受侵害。中国作为国际投资身份混同大国,在参与ISDS机制改革时应当注重投资者的保护与国家规制权的平衡。

后危机时代的欧盟国际投资条约政策与实践——演进、创新与启示

在美欧先后爆发经济危机以及内部压力和外部趋势的影响下,欧盟"国际投资条约(IIA)"政策与实践从比较偏重投资者保护转向了更加平衡投资者正当权益和东道国正当公共政策规制权的范式。欧盟IIA政策与实践在公平与公正待遇(FET)、最惠国待遇(MFN)、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ISD)解决方面具有重要创新:其FET体现了合理的宽泛性、确定性、一致性和灵活性,其MFN确保了IIA代际更新不受阻碍,其ISD解决机制体现了跨国公法属性。欧盟IIA政策与实践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IIA政策与实践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中国应制定新一代IIA范本,并积极引领推动建立高水平、平衡化的全球多边投资机制。

“一带一路”双边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研究

“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深化与推进带动了国际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而现有的国际经济争端解决机制无法完全适应“一带一路”新格局的发展。本文通过梳理分析现有区域性及全球性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不足,重点借鉴美国、欧盟争端解决机制的一些做法,提出了我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中完善双边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若干建议。

两岸投资保障协议中争端解决条款的困境及其出路

争议解决条款是困扰两岸投资保障协议谈判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争议解决机制的选择上的困境,不但体现在现行的国家之间的投资条约中的投资争议解决模式无法为两岸投资保障协议提供范式,而且体现在现行国内立法上的局限上。可行的途径是在区分不同主体之间的投资争端的基础上,寻求不同的解决方式。本文强烈建议充分发挥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设立的经济合作委员会的作用来解决相关投资争端,同时避免以政治化的方式利用现行的仲裁争端解决方式。

WTO协定在我国法院实施的若干问题探析

本文在探讨WTO协定与一般国际法的关系 ,从条约及其适用的基础上 ,着重论述了WTO协定在我国法院实施的问题。作者通过对WTO协定的有关规定及我国现行立法以及相关国家立法司法实践的分析 ,认为我国目前不能直接适用WTO协定 ,个人也不能在我国法院援用WTO协定主张其权利 。

执行和解协议之诉刍议——以最高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为参考

作为与破解执行难相配套的诉讼机制,执行和解协议之诉为申请执行人提供了“和而不解”时的诉讼选择权。但这一新兴的诉讼机制还存在缺乏具体的程序设置、执行和解协议的可诉性范围不明确及诉的类型定位不合理等问题,不仅给司法实务的适用造成了困惑与障碍,而且容易催生滥诉。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其具体的程序设置、限制执行和解协议可诉的范围及合理定位执行和解协议之诉的类型,确保最大程度地发挥执行和解协议之诉在破解执行难攻坚期的制度优势。

统一国际投资协定应着重解决的几个问题

随着国际投资全球化和自由化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制定一部综合性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统一国际投资协定已势在必行。但目前世界各国在关于投资的界定、国民待遇、征收及其补偿、争端解决机制等问题上存有较大分歧。因此,创建统一的国际投资协定必须正视这些问题并对其予以积极的解决。

中外税收协定引入仲裁条款之法律构想

传统的相互协商程序是目前中外税收协定争议解决的唯一方法,但是这一方法存在一定的弊端。为了弥补传统相互协商程序的缺陷,国际税收仲裁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目前OECD税收协定范本中的仲裁条款、欧盟仲裁公约、国际商会的仲裁标准条款反映了国际税收仲裁的最新发展。我国在进一步引进外资的过程中有必要在税收协定中引入仲裁条款,以更好解决税收协定争议。为了维护国家税收主权,中外税收协定中的仲裁应该是一种"补充性"的争议解决方法,应该采用强制性仲裁的方式,应该赋予纳税人一定程度参与仲裁的权利,国际税收仲裁裁决只应在纳税人同意接受后才对缔约国主管当局有约束力。

国际能源投资合同主要法律条款的选择——以产量分成合同范本为实例

国际投资者与资源所有国即东道国签订国际能源投资合同是当前海外能源投资最重要的方式。国际能源投资合同具有一系列特色鲜明的条款,既是东道国与国际投资者正面博弈的基础性法律文件,也是海外能源投资在合同领域进行私法救济最主要的依据。以国际能源投资领域最为常见的产量分成合同范本为例,其主要包含稳定条款、法律适用条款以及争端解决条款。这三类条款的选择与适用能够为海外投资者提供最初的合同法律保障,同时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预防海外能源投资风险提供及时有效的预防方案。

破产和解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破产和解制度是破产程序法中的一项重要的预防破产制度,我国现行法律对破产和解有相应的规定,但规定并不完善。本文主要结合破产法最新司法解释《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对破产和解的有关规定,具体分析了破产和解的申请主体、申请时间及和解协议是否具有强制执行力等问题,并对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加以阐述和评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