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聊斋志异》英译文、译本的勾稽梳理,似已完备。然而《聊斋志异》英译文、译本状况芜杂,研究者时间精力有限,叙述或有不够准确之处,内容也难免遗珠之憾。本文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的订误与补辑,希望能为《聊斋志异》英译文献整理略...关于《聊斋志异》英译文、译本的勾稽梳理,似已完备。然而《聊斋志异》英译文、译本状况芜杂,研究者时间精力有限,叙述或有不够准确之处,内容也难免遗珠之憾。本文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的订误与补辑,希望能为《聊斋志异》英译文献整理略尽绵薄之力。订误主要内容如下:荷兰汉学家高延(Jan Jakob Maria de Groot)翻译了十一篇聊斋故事而非十篇,篇目与李福清、王丽娜所列也有出入;潘子延所译“A Crow Wife”不是《马介甫》而是《竹青》,所译“Some Players of the Magic Sword”(含两则故事)分别为《池北偶谈》中的《剑侠》与《女侠》,其中《剑侠》篇被误认为《聊斋志异》中的《王者》。补辑内容如下:潘子延所译《大力将军》与高延翻译的《果报》《跳神》为研究者失检,而高延未曾翻译的《头滚》却被录载。同时高延所译《聊斋志异》故事可谓开以研究为目的的《聊斋志异》英译之先河,其以研究为目的的典籍征引与翻译具有独特而明显的特征。此外,笔者还发现了两种此前仅有存目而无详考的译本,分别是1937年白廼逸译本和1974年吕世棠译本,后者为抄袭之作。最后,笔者认为2008年出版的马德五译本为伪译本。因此笔者建议将“吕译本”与“马译本”排除于《聊斋志异》英译史及英译研究之外。展开更多
文学译本,尤其是古典文学译本的注释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碰撞、比较互鉴的活跃场。与文学作品的注释相比,译本注释最突出的特点是具有重塑功能,译者在进行文化解读的同时,也在以"自我"的视角构建文化他者形象。本文通过对《聊斋...文学译本,尤其是古典文学译本的注释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碰撞、比较互鉴的活跃场。与文学作品的注释相比,译本注释最突出的特点是具有重塑功能,译者在进行文化解读的同时,也在以"自我"的视角构建文化他者形象。本文通过对《聊斋志异》英俄译本注释的对比分析,运用比较文学形象学原理,考察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和阿理克(ВасилийМихайловичАлексеев,1881—1951)两位汉学家建构的中国文化形象之异同,揭示形象塑造背后"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微妙互动关系。展开更多
文摘关于《聊斋志异》英译文、译本的勾稽梳理,似已完备。然而《聊斋志异》英译文、译本状况芜杂,研究者时间精力有限,叙述或有不够准确之处,内容也难免遗珠之憾。本文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的订误与补辑,希望能为《聊斋志异》英译文献整理略尽绵薄之力。订误主要内容如下:荷兰汉学家高延(Jan Jakob Maria de Groot)翻译了十一篇聊斋故事而非十篇,篇目与李福清、王丽娜所列也有出入;潘子延所译“A Crow Wife”不是《马介甫》而是《竹青》,所译“Some Players of the Magic Sword”(含两则故事)分别为《池北偶谈》中的《剑侠》与《女侠》,其中《剑侠》篇被误认为《聊斋志异》中的《王者》。补辑内容如下:潘子延所译《大力将军》与高延翻译的《果报》《跳神》为研究者失检,而高延未曾翻译的《头滚》却被录载。同时高延所译《聊斋志异》故事可谓开以研究为目的的《聊斋志异》英译之先河,其以研究为目的的典籍征引与翻译具有独特而明显的特征。此外,笔者还发现了两种此前仅有存目而无详考的译本,分别是1937年白廼逸译本和1974年吕世棠译本,后者为抄袭之作。最后,笔者认为2008年出版的马德五译本为伪译本。因此笔者建议将“吕译本”与“马译本”排除于《聊斋志异》英译史及英译研究之外。
文摘文学译本,尤其是古典文学译本的注释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碰撞、比较互鉴的活跃场。与文学作品的注释相比,译本注释最突出的特点是具有重塑功能,译者在进行文化解读的同时,也在以"自我"的视角构建文化他者形象。本文通过对《聊斋志异》英俄译本注释的对比分析,运用比较文学形象学原理,考察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和阿理克(ВасилийМихайловичАлексеев,1881—1951)两位汉学家建构的中国文化形象之异同,揭示形象塑造背后"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微妙互动关系。
